香港乱局期间，“挺港”人士在台北车站做动员，争取台湾民众支持香港反修例。（中央社
多维：作为在大陆多年的台湾学者，你怎么看北京今次对于香港的选举制度改革？怎么理解最为关键的“爱国者治港”？
黄宗昊：这次修订最关键的，是强化了选委会的作用，选委会不仅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还有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权力。面对今次以选委会为中心的选举改革，台湾很多媒体和学者可能会认为，这是民主倒退，比较负面和悲观。从西方式民主的视域来看，确实是这样。但如从源头观察，选委会是如何产生的？由哪些人构成？可以说，选委会包含了香港各个界别，多达1,500名委员，具有广泛代表性。这不是一个密室政治，也不是一小撮人关起门来就把立法会90名议员给敲定了，更不是北京指定好了90人直接下发。整体来看，如果我们把民有、民治和民享作为三个基础原则，可能在这次改革中，北京想要的是减弱民治，强化民有、民享。这其实跟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精神和风格更趋一致了。
至于“爱国者治港”，这句话源自邓小平，其实再正常不过了，一点都不奇怪，更是一个普遍的原理，一个对从政者最底线的要求。香港的政治运作不能以颠覆国家政权，或是瓦解既有政治体系作为目标。不管谁来统治和治理香港，前提是不能搞“港独”，不能背叛或者脱离这个国家；在这个前提下，不同意见和声音是可以被允许和宽容的。这个要求，放眼世界上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成立的。即使是西方民主国家，也会要求在野党扮演的是“忠诚的反对党”，而不是“反体制政党”。很难想象有国家会允许叛国者作为一个合理的政治势力而存在。
多维：爱国者治港是底线要求，这是容易理解的，香港社会目前担忧的是，爱国者治港最后会演变为忠诚的废物治港。
黄宗昊：我也看到有不少这样的担忧和说法，但在我看来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1500人的选委会来自各个界别，人才济济，香港也是一个相对多元的社会，舆论的监督无处不在，还是刚才说的，这不是一个密室政治。很难想象选委会挑选出的行政长官仅仅是一个“忠诚的废物”，我想他（她）如果真是如此，应该也很难坐稳位子。不能否认“忠诚的废物”一定不会存在，但即使存在也一定是极少数人。这个说法之所以盛行于香港社会，一方面可能是人们对过往的香港治理团队有怨气和怒气，认为其中不少人恰恰是“忠诚的废物”，另一方面则是借此表达对北京这次选举制度改革的不满。
多维：针对北京对港的选举制度改革，台湾从民间到政界都对香港前景表示悲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来自蓝营的唱衰，比如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表示香港给台湾的“启示”就是不会接受一国两制；赵少康也高呼香港立法会已死，再搞下去就是“一国一制”，现在台湾更没人会接受一国两制；连马英九都感叹，一国两制的构想已正式进入历史，“一国两制等同宣告死亡”。在你看来，今次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对台湾带来了哪些启示？“一国两制”真的如台湾政要所言，死了吗？
黄宗昊：你问题里列的都是台湾蓝营的人，这就很说明问题。当然绿营唱衰或是批评“一国两制”一点也不稀奇，但蓝营政客现在也来跟风，曲解“一国两制”，更多的还是出于己方政治利益的考量。其实在台湾不管是蓝营还是绿营，都强调台湾跟大陆是两个政治主体，蓝绿都不会接受“一国两制”。能够自己当家，为什么还要接受“一国”呢？蓝营政客现在跑来碰瓷“一国两制”，主要是由于近几次选举的失利，特别是2020年的败选，他们会将原因归为台湾的年轻人越来越“天然独”；所以将来蓝营要翻身，特别是想在年轻人中间争取更多的认同，就要在两岸路线上越来越往中间走，甚至逐步向绿营靠拢。
具体到香港问题上，就是对于“一国两制”的曲解和唱衰，马英九等人会出来说这些话也就不让人意外了。实事求是的说，“一国两制”是否死亡？当然没死！如果死了，那就是“一国一制”，香港的治理模式就会变得跟大陆其他城市一模一样。但是现在明显不是，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对台湾而言，目前台湾跟大陆还不是同一个政治主体，当然不会接受“一国两制”。一旦真的走到统一的那一天，我相信“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也会跟香港的很不一样。在此之前，发生在香港的很多事情都会被台湾的政客所利用，不断“吃豆腐”、“捡枪”，搞成“大内宣”，在台湾内部制造恐慌情绪，抵制大陆。事实上，越这样做，反而是逐步趋近统一，而非他们所期待的远离。
多维：我们知道，“一国两制”这一制度设计当年最先是用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只不过最后实践于香港。通过观察这么多年香港的实践，结合2019年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你对于“一国两制”在台湾后续可能的实践有怎样的预判和分析？
黄宗昊：如果你问典型的台湾学者，他们会说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政治不正确（担心会被扣上“不爱台湾”的帽子），或者说是个伪命题。因为按照台湾主流看法，台湾肯定不会主动接受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就算最终接受也是被动的、不得已的，只会在大陆统一台湾之后。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他们的想法也比较简单，既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大陆说什么就是什么，台湾事先考虑了也没用，索性就不去思考这个问题了。
如果站在大陆的视角思考，哪天统一后需要一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么大前提已经很清楚了，应该就是“爱国者治台”。这个爱国者不见得要又红又专，但一定不能搞“台独”，不能以颠覆国家政权为出发点。
具体来说，从香港汲取的经验，台湾方案至少会有三点：第一，如何确保爱国者治台呢？肯定会有国安法来兜底，防止那些想用不正当手段颠覆国家政权的势力；第二，会解散并禁止主张“台独”的政党，基本上不会允许民进党继续存在，这不是说不允许反对派，而是不允许搞独立的政党；第三，调整教育，目前台湾学校课本里面，不断地把主体意识和分离意识灌输给小朋友，他们长大后自然而然就是“天然独”。
我始终认为：香港走到今天，恰恰不是因为北京太高压、太严厉，完全相反，是因为北京太宽容了，从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始终没有过多干预香港内部，香港才会变成今天这样。吸取香港的教训，有一天“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实施的时候，该堵的漏洞肯定会堵上，该提前出台的法律肯定会提前从出台，当然该给台湾的空间和自由应该也还是会给。
多维：不过香港和台湾很多人还是会认为，香港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是河水犯了井水才导致的。
黄宗昊：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从根本上就误解了“一国两制”。“两制”是以“一国”为前提的，既然是一个国家，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本身就是中国体系的一部分，怎么会认为彼此的关系是井水不犯河水呢？难道意思是说，表面上主权回归了，但实际上你管不了我，也没资格管我吗？对世界上的国家来说，都无法接受国内存在这样的状况，除非是丧失实质管控能力的“失败国家”。当然退一步，如果香港一切和平，好好过日子，保持繁荣和稳定，没有人闹独立，也许北京还是会继续听之任之，不戳破“井水不犯河水”的想象。但这是以“一国”和香港的繁荣稳定为前提的，不是无条件的。
多维：按照北京的说法，此次完善选举制度的主要目的是构建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结合这次选举制度改革，你怎么理解“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官方发布的决定中也提到，香港回归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切实提高特区政府的治理效能，结合疫情发生以来的种种事项，该如何重新认识和理解民主与治理的关系？
黄宗昊：每个国家和地区其实都是有自身特色的，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的情况也各不相同。就像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说的，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作为世界上唯一具体实践着“一国两制”的香港，当然可以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在西方的视域下，民主政治简单讲就是选举政治。香港在反修例风波之前，也在沿着这一路径前进，最终的目标是双普选，北京也给予了明确的承诺。
自2019年爆发的反修例风波，将香港推入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深渊，各种问题和矛盾也悉数呈现出来。（梁鵬威攝）
可修例风波发生后，香港的民主政治已经偏离了常规，或者说脱离了北京的预期，才会有此次大动作的调整。从北京在修例风波之后的动作来看，希冀的应该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民主，亦即行政长官与立法会成员将注意力放在具体的政策议题上，切实的改善香港的经济与民生，而不是一直围绕着政治问题打转。要想做到这一点，你问题中提到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至关重要了。
当然，北京也不会为了达到治理效能，就将民主的形式一概推倒。香港还是有选举，行政长官和部分立法会成员仍然维持由选委会选举产生，只不过强化了资格审查，需要是爱国者才能加入治港团队。对“爱国者”身份的界定，其实是从反向解读的，亦即不需要证明有多“爱国”，只要不“叛国”就能取得参政资格。之前谈到“忠诚的废物”的疑虑，恐怕也是对“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过度解读或误解所导致。
多维：作为台湾学者，一个相对的局外人，回看香港一步步走到今天，你怎么看各方在这其中的作用力？北京和香港各自该反思什么？
黄宗昊：正如我在前面讲的，北京之前对香港太宽容了，回归之后就有点像是看到久别的孩子回家，以为一切问题都已迎刃而解。殊不知当初的回归虽然是旧问题的结束，反倒是新问题的开始。重中之重的就是如何解决香港人的分离意识，毕竟已被英国殖民统治了一百多年，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就让港人认同“一国”，认同内地。北京没有去调整或者是积极处理这个问题，是一大失策。
其次，香港回归以来，整个全球化加剧，带来的后果就是贫富差距持续拉大，进而导致社会内部的暴戾之气和怨气高涨。对香港来说，地小人稠、房价高，在全球化的风潮下，香港人也累积了很多不满情绪，主要是源于内部矛盾，并不是因为北京做了什么错事。当不满情绪和内部矛盾无处安放时，“反中”就成了最好的替罪羊。有些人就利用了这样的情绪，所以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香港的街头运动越来越极端化、暴力化。现在北京开始将治理香港的重心和注意力放在改善经济民生和解决内部矛盾上，算是亡羊补牢。
回看北京在香港普选问题上的承诺和做法，并非没有诚意，早在2007年就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最终这样的历史机遇却被反对派给糟蹋了。如果循序渐进的稳健前行，不采取激烈的对抗性手段，双普选有很大可能是会落地的。所以你说香港该反思什么？最该反思的，就是欲速则不达，在北京让出空间的时候，没有好好珍惜，只知道任性的对抗，最终让机会之窗关上了。未来要再打开，并非不可能，只不过事倍功半的代价恐怕是避免不了的。这又和今天的台湾何其相似！
多维：你反复提到北京对香港太宽容了，那么反过来问，是不是对台湾也太宽容了？
黄宗昊：香港爆发修例风波以来，台湾政要们常常把“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挂在嘴边，这又是一个煽动恐慌情绪的伪命题。香港是殖民地，台湾的地位不同，原本比香港有更多的运作空间。但是台湾的悲哀或者悲剧是，正一步一步把这个空间越走越窄，就像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最终彻底“香港化”。你会发觉在台湾发生的事情，跟香港很像，都是在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之下，某些政客跑去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鼓吹民众的分离意识。全球化的问题并不容易根本解决，特别台湾又是一个注重贸易的外向型经济体，那怎么办呢？很简单，解决不了就转移注意力，找一个替罪羊。
这样做虽然符合某些政客的政治利益，但对台湾的整体利益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本来大陆对于统一的进程是不着急或者是可以宽容的，无所谓、慢慢来。但是现在由于台湾的蓝营和绿营都不友善，反而使大陆更加担心“台独”，进而加速了统一进程，也让“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浮上台面。但这真是广大台湾人民所乐见的吗？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