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付如初，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大师”的难题
事情当然不只是粉丝经济这么简单——当纯文学作家摇身变为畅销书作家，写作内部的无纪律、无章法都会被掩盖。然而，这些根源性的问题仍然值得探讨。
在专业读者看来，余华之所以没有随着先锋文学的昙花一现而寂灭，是因为他在技法和故事之间捕捉到了微妙的平衡，写出了普通人都能看得懂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而且，因为把苦难反复堆叠到极致，反而写出了历史和现实的寓言意味，给专业评价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
余华和先锋文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清华大学的格非不一样，格非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艰难回归现实主义传统，慢慢解决了技法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而余华，只是解决好了技法和故事、寓言和历史的关系问题，面对现实，他一直是无技可施的。
每个作家都有短板，这无可厚非。面对力所不逮，余华也没有轻言放弃，更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与写出《白鹿原》的陈忠实不同，余华名满天下的时候正值创作的盛年，他31岁写完《在细雨中呼喊》，32岁写完《活着》，35岁写完《许三观卖血记》。
可以想见，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就此止步，再接再厉的诱惑一直鼓舞着他自我突破的决心。而此时，中国文学在经历了诸多探索之后，也重回理性：先锋也会变成落伍，技法有限、生活之树常青，炫技于是日益被忽视，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被重温。用成熟的技巧写现实，于是成了余华的心结和突破口。写《兄弟》的时候，他宣称要对现实发起“正面强攻”；写《第七天》的时候，他则直接抄录社会热点新闻。
今天看来，无论尝试得成功与否，余华至少都表达了一种写作的价值观：现实是值得所有作家重视的，成名作家更责无旁贷。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素材库里，每个作家都有不断自我突破的空间，都有选择价值立场的义务和责任。一句话，那时候的余华勤于思考，满怀诚意与激情，他相信写作的意义和价值，相信文学对现实发言的效用，相信作家这个身份在思想精神方面的影响力。
如今到了《文城》，他似乎不信了。他或许是带着些许灰心丧气、些许不甘心的，回到了自己擅长的题材：江南、历史、苦难、暴力、背叛、寻找。为了这种不甘心，他刻意细化诸如土匪、北洋军、上海教会学校等的描写，刻意增加不必要的人物，不必要的线索，力求在小说的容量和涵盖面上突破自己。
然而，余华的写作优势在于单线掘进、定向突破，在于把单薄的故事风干成历史标本，把毫不相干的人物命运铺演成群体命运寓言。多头线索他历来控制不住，丰富和庞杂他从来也不擅长。
《文城》里，余华看似回归，实际丢掉了自己的优势。在原本只能承受一种命运、二十年甘苦的故事主干上，他增加了二十几个人物，纵横南北空间、清末到民国初年的几十年时间。于是，小说整个垮塌下来，成了一滩死水——一如主人公林祥福，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已暮气沉沉。主干不立，为小说做多少加法，加多少装饰，即便是剿匪、溪镇保卫战等最“热闹”的场面，都是徒劳，都难以提振整个文本的饱满度，只是让小说进一步显得拖泥带水，也完全掩盖了我们熟悉的余华式的简洁和克制。
余华的力量来自于克制地煽情，冗赘一定会让他“破功”。君不见，上下两卷、洋洋洒洒的《兄弟》，留下了多少为赋新词的遗憾。《文城》虽然没有那么长，但充其量只是小中篇的格局。或许，乘着销量的翅膀“归来”的余华，背的写作之外的包袱太重了，而属于创作本身的又太少了。
世事的残酷还在于，衣锦还乡的时候，“乡音无改鬓毛衰”。一个作家的老态不仅在于故事丧失了生活根基、人物丧失了情感活力，更在于他自己面对写作时候的真实感受。福楼拜说，作家在小说中，无处可寻又无处不在，他应该因不在场而放射光芒。
而《文城》中的余华，我们感受不到他的光芒。相反，看到的都是他的消极和草率，都是技法掩饰不住的无力感：时空设置的刻意象征、叙事动力的严重不足、故事逻辑的不自洽、小说结构的不缜密、价值立场的缺失与混乱，甚至语言和对话本身的刻意松弛、无节制，以及成语乱用，叙事人称重复指代等语法性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这个小说勉强为之的痕迹——回到自己擅长的题材并没有让余华游刃有余。他写得累，我们读得也累。
或许，这世上所有的创作者，都期盼如齐白石般“衰年变法”，变通方法，脱去匠气，自出新意。然而，何其难也！当然，余华未“衰”，我们宁愿相信，他的“做旧如旧”、他的“变法”只是写作上的自我挑战。用他自己的话说，“充满勇气的作者总是向前面的障碍物前进”。
当福贵变成林祥福
《文城》的故事发生在晚清的江南，一个叫溪镇的富庶小镇，生民最大的苦楚是匪患。而在北洋军到来之前，匪也是只取钱财不夺性命的义匪。主人公林祥福是“成功人士”、外来户，来历不明，育有一女；他和同是外来户的陈永良家共同经营木器行，生意兴隆，田亩广阔，友邻和睦。
很长的篇幅里，小说的唯一冲突和矛盾就是林祥福被一个叫小美的女人玩了“仙人跳”，卷走钱财，留下女儿。林祥福的命运发动机是到一个叫“文城”的地方寻找小美。显然，即便“文城”虚无缥缈，林祥福被骗得极其无辜，这也构不成命运的悲剧，至多是有些坎坷和悲情——在当代读者眼里，被具体的人骗，与被历史骗、被时代骗相比，总是欠缺文学的意义，多多少少都和个人的智商情商不及有关系。
更何况，从小美第一次出现，读者就已经看透了人物关系，看透了作者的安排——想不到余华的小说也会有如此低级的情节设置。顺便说一句，书的第二部分，补记小美的命运，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完全不必要的续貂之举，是作家没有用心经营小说结构的怠惰消极。不仅文本的信息量有限，为塑造小美的性格、为行骗寻找合理性的功能也极其有限——或许，余华是想说，晚清到民国初年，王纲解纽的时代之风吹到了溪镇，给了童养媳寻找自我的机缘。
然而，即便他们到了上海，到了北京，余华也没有打算让他们成为时代的“新人”，只是让他们从本分变得浪荡，从善良沦为行骗。这还只是小说价值观混乱的一角，通篇我们都看不到作家到底要表达什么。我们并非要求小说一定旗帜鲜明，但至少，读者的情感和价值取向要被唤醒，有安放之地。
接受美学有一个理论，说的是小说是一种开放结构，具有召唤功能，而意义的产生，是需要读者回应作家的召唤，与作家共同建构完成的。从这一点而言，林祥福天然地就少了福贵的普遍意义。福贵的败家和浪子回头，都伴随着中国历史的鼓点儿。他们家的每一步命运转折，都和历史的波谲云诡、瞬息万变有关系，都和各种外在力量对活着的伤害有关系，和福贵聪明还是愚蠢没关系。福贵的极端悲惨，是历史车轮碾过的最深的印痕，而我们与福贵的不同，只在于痕迹的深浅而已。
但林祥福和我们截然不同，至少，我们不像他那么轻信，也不如他“成功”——除了情感被骗，林祥福作为人太“成功”了。他勤劳、精明，有过命的朋友，孝顺的女儿，有红颜知己，最后，他像一个英雄一样站着死去，功成身退。与他的“完整”相比，他的女儿林百家的形象则显得虎头蛇尾。
无数的文学案例证明，一旦作家唤醒了读者对人物的智力轻慢，却没有力量证明读者这种轻慢是错误的，那这个人物就彻底失败了，小说所能引起的阅读效果也可见一斑。
对《文城》而言，失败的人物还不只是林祥福、林百家。陈永良、顾益民、李美莲、张一斧、“和尚”……无论正派反派，人物性格都和他们的名字一样，直白浅近，没有人性复杂性辗转腾挪的空间。说起来，余华的小说虽然有让人牢牢记住的人物，但却很难找到复杂的性格。
如果说小说家真正的材料是人性，是人性随着形形色色的环境发生的变化，那余华找到的，似乎只是人性的被动属性，是善恶两分的不变应万变。显然，这样的情形已经很难适应读者如今的阅读眼界。
我读《文城》的体验很糟糕，几次都想放弃。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熟悉的余华的感觉，也没找到引起情感共鸣的细节和人物。我也反复在想，为什么读者能够不由自主地接受福贵那么刻意的戏剧化命运，却对林祥福缺乏耐心，很难对他的苦难共情，也很难对他正大、坚贞、伟岸的人格肃然起敬？为什么外来户陈永良、当地乡绅顾益民的两肋插刀、为民请命，都无法引发崇高感？为什么林、陈、顾三家的八个第二代，没有一个人的命运如《活着》里的有庆、凤霞一般牵动读者的视线？为什么童养媳小美和阿强的爱情不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也不足以构成他们“仙人跳”的理由？为什么余华擅长的暴力描写，割耳朵、斧劈活人、刀插眼睛、站着死去、民团的溪镇保卫战等等都不让人心惊肉跳了？为什么江湖道义、主仆情深，都丧失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我想，这跟阅读眼界的打开有直接的关系。当我们感受了托卡尔丘克书写主观体验的微妙，感受了阿特伍德书写暴力和残忍的锋利，感受了卡达莱写小人物被动命运的刻骨，甚至见识了余华自己也非常熟悉的南斯拉夫作家、导演库斯图里卡的黑色幽默，再来读《文城》，失落和失望是必然的。当然，与这些人对比，对余华而言并非苛求。中国文学也的确应该深刻反省一下自己的眼界和创造力。
同时，因为文化交往的便捷和译介的同步，我们得以第一时间感受到世界文坛的新动态，看到很多作家在面对名利和商业的考验时，以更强悍的自律保持着对写作的赤诚和对读者的诚恳。或许，这也是中国文学的差距。写作为什么人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写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什么人的问题，对作家而言，历来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为它的限度找很多不可抗力的理由，也可以为中国作家的限度找很多不可抗力的理由，但对《文城》的题材和历史时空而言，显然这些理由并不存在。
与《文城》新书发布几乎同时，网络上在广泛讨论余华为培训机构站台，教高中生写作文拿高分的新闻。教学效果如何，作文能不能因名作家指导就得高分，有待讨论和验证。写作能不能教，历来就是斯芬克斯之谜。至于著名作家教学生应试，是不是自降身价，是不是意味着“文学已死”，更是杞人之忧。
单就余华用写作心得和经验反哺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行为本身而言，是值得赞佩的。更何况，他不只是现身说法说写作，还指点着阅读，无论如何，倡导读书和写作，都是功德无量的。
只是，读了《文城》，我忍不住想要提醒一句，如果中学生要切身体会余华的写作技巧，应该从他的三部著名作品、短篇小说和随笔入手，就写作和语言本身的运用而言，《文城》是应该果断放弃的，何况它还有那么多类似“姨父”写成“姨夫”的编校错误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付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