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丽平
来源：盒饭财经（ID：daxiongfan）
史上最强互联网大厂校招季来袭。
应届生青麦明显感觉到，今年以来，大厂中产品运营类的岗位招聘变多了。搜了新闻才知道，腾讯运营岗，新增了两千多个岗位需求，字节跳动和阿里也释放了类似的需求。这让原本只有一个中厂offer的她，决定再冲一冲，挑战一下自己心心念念的大厂。
今年互联网大厂春招，来得格外“汹涌”。
一开春，字节跳动、腾讯、京东、百度等纷纷开启围猎毕业生。提供岗位最多的是京东，包括1.5万个就业岗位，仅京东物流的岗位就超1万个；腾讯面向2022届毕业生首次开放超8000+个offer，比2020年8月的秋招，多了3000个岗位；字节跳动也不示弱，2021春招为大学生开放超过7000个工作岗位，超过了历年春招规模；百度春招，较2020年上涨70%，涉及技术、产品、设计三大类岗位，其中为AI服务的工程类和算法类等技术岗位的需求占比高达80%；任正非也曾透露，华为将在2021年扩招至8000人，应届生年终奖最高可达100W。
进入互联网大厂，是很多青麦们的首选。互联网大厂的扩招，对于青麦这样909万的应届生来说，无疑是一个不错的讯号。
脉脉公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显示，全国19家互联网头部公司，员工平均年龄是29.6岁，字节跳动和拼多多的员工平均年龄为27岁。成立20年的老牌大厂百度，员工的平均年龄也在平均值以下。这些年轻人也成为大厂一直高速运转的关键储备。
互联网公司永远都有年轻人，但没有人能永远年轻，这些校招入厂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围城
青麦的求职范围都是大厂和中厂，不为别的，只因为今年的小厂几乎没什么校招。
2020年暑假回国后，青麦发现，自己在国内求职没有丝毫的优势。曾经一直认为自己会在国外发展，她没有为国内的校招准备些什么，但疫情打乱了节奏。为此，她马不停蹄地去了两家大厂实习，希望实习经历能够为自己的简历增添色彩。
几个月来，她投了美团、搜狐、58同城、360、小米等60多家公司，选择的岗位也没有挑，延续了自己实习时的产品运营岗，她觉得起码有点把握。美团进了三面，小米过了一面，直到拿到了一个中厂的offer，她悬着的心才放松了一些。
此前的两段实习，虽然工作内容琐碎，而且大小周有点累，但青麦整体感觉还可以接受。加上大厂的光环，因此她还希望冲一冲大厂。为此，她不断在考试学习APP上刷题、看前辈的面经、完善自己的简历、进求职群。
现在，她还在犹豫，要不要再去找一份实习。求职过程中，青麦看到了太多优秀的同辈，且有着几份硬核的实习经历，她也希望能够借此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相较起来，已经进入大厂的刘迪，求职过程有些许运气的成分，至少她这么认为。
2019年秋天，刘迪手机里多了两份文档，“xx今年会有书读吗”，“xx今年会赚钱吗”，一份是记录自己申请留学的学校，另一份是投了简历的企业。
彼时还没有疫情，申请学校相对较难，真正收到被拒的申请后，2019年10月，刘迪开始找工作，但那时很多秋招已经结束了，她开始慌乱起来、疯狂投简历。为了缓解她的焦虑，两个已经保研的同学，特地陪刘迪去了一趟卧佛寺拜了拜，因为“卧佛”谐音同“offer”。
很意外，刘迪进入了一家大厂的面试。
即便已经过去一年多，她还记得第一轮面试的场景。那是一场群面，8个人一组，而除了自己和另一位小伙伴是本科生，其余的成员，都是研究生，有英国的留学生，中传、南开的研究生，大家自我介绍时，一场无形的压力就扩散开来。好在这组的成员都相对温和，一轮发言完，旁边的小姐姐还碰了自己的胳膊暗示起来做总结，最后刘迪成为这组当中唯二入围的求职者之一。
到第二面，同一批的30多位求职者中已经只剩下自己，刘迪将这归结于运气，正好自己有过相应的实习经验，碰上了。再之后，总监一对一，HR一对一，副总裁一对一，经历过5轮面试，刘迪如愿进入了这家坐落于后厂村的大厂。
但现实没有那么丰满，正式入职的第二个月，刘迪就动了离职的念头。
“一个人顶三个使，强度完全无法适应，实习工作时间大于996，半夜经常梦到因为工作没做好被领导骂......”在社交平台上，她卸下平日的伪装，向陌生人泄露崩溃与不安。
不过，因为种种顾虑，目前，刘迪还在坚守。与刘迪不同，不少人已经果断换了战场。感觉自己在机器中太过渺小的乔嘉，逃离了华为；在美团工作了4年的吕伟，实在受不了没有傍晚的日子，进去了一家国企，直喊“真香”。
有句话说：“90后想进互联网大厂的样子，像极了60后渴望进国企的样子。”但进入互联网大厂的90后，已经开始渴望进入国企。
在BOSS直聘发布的《2020年Q3人才吸引力报告》中，互联网行业在人才吸引指数排名中依然位居第二，第一则是和它紧密相关的IT行业。与此同时，脉脉发布的《人才迁徙与流动趋势报告2020》也指出 ，互联网行业里出现了可见的人才流出。
大多数年轻人进入大厂的故事，与他们都很相似——名校毕业、能力出众，顺其自然地，成为大厂运作的一个齿轮。
不同的是，有的人争先入局，有的人失望离开，互联网大厂，已经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新围城。
消耗
提及大厂工作的日子，刘迪、乔嘉、吕伟都会提到了一些同样的词，消耗、焦虑、螺丝钉。
工作时间更久的吕伟，对此有更深的感触。他毕业于985高校，在2016年直接校招进入某地方的美团，入职了某核心部门。
在他们的语言体系下，有一个常常被提及的词，“竞对”，即竞争对手，比如美团会把阿里当成竞争对手。于是，竞争对手在做的事，其他的互联网大厂也都跟着在做。
“隔壁都没走，你好意思走吗？”领导常常传达一种“危机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焦虑：稍微不努力，隔壁就要超过咱们了。
吕伟认为，活是干不完的，特别是新的产品上线，会涉及到方方面面，bug、推广、运维，肯定干不完。“但是隔壁两家都在加班，你不好意思不加，领导也不会放过你让你不加班。”
这就形成了焦虑的企业文化，直接体现在工作上就是加不完的班。
有近半年时间，吕伟每天加班到凌晨三点。当地有很多24小时营业的小饭馆，吕伟所在的组经常会在凌晨2：30左右出去吃饭，“老板都认识我们了”。这段时间，是美团共享充电宝上线阶段，吕伟见证了充电宝从开始筹备到上线的整个过程，这也是他加班最严重的一段时间。不过，即便在平时，从入职那天起，吕伟也没有早于晚上八点半下班。
有时，加班到凌晨三点的时候，领导会跑过来合照，拍大家还在工作的样子。虽然领导也在加班，但吕伟对这种文化并不认同，有点“以加班为荣”的意味。
吕伟从小练习武术，在他看来他的身体一直都是很棒的，但是工作之后，腹肌没了，精力没了。工作消耗了他对生活的热情，能休息的时候，他和同伴都是选择在家里平躺。“虽然公司给的福利待遇还蛮高的，但是没有觉得对不起这份薪资，因为确实是拿自己的精力、生命熬出来的。”
吕伟并不否认美团带给自己的成长与光环。美团的管理制度非常完善，有类似于钉钉的内部管理软件，也有美团店铺信息的共享软件，大到请假，小到上下班考勤，都有相应的制度。自己刚刚来到美团时，公司也给了自己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来适应工作，对新人比较宽容。
不过如今，美团已经变成一家万亿巨头，吕伟能感觉到它的变化。
比如，节奏变快，不会给新人特别多的发育时间。“以前，一个新人社招进来，可能给你一周到两周时间，但现在听以前的同事说，美团把新人的培训时间压缩到三天了。”
“美团最大的变化是政策一直变，最小的变化也是政策一直在变。一天一个样，比如，这个月给你的要求是开发10个新客户才能拿到提成，下个月就突然变成了开发20个老客户。第三个月，又变成另一种目标”。
这种快速、灵活，是互联网取胜的法宝，但对于许多员工来说，却有不同的想法。
吕伟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当时遇到过一个前辈，经常跳槽，而每一次跳槽都会抱怨上家公司多么垃圾。当时吕伟不太理解这种行为，但后来自己慢慢理解了，“在互联网大厂时间至上、客户至上、金钱至上的原则下，会发展出来一种畸形，对员工的影响也会存在，简言之，如果员工短时间内不能拿到合适的薪资水平，会选择立马走人。”
但如果重新选择一次，他表示还是会选择进入互联网大厂，不过，他希望自己能进入小一点的大厂。虽然后者的薪资可能没有前者高，但是“人情味比较重，工作成长空间更大”。
吕伟觉得，在互联网大厂人的思维里，昨天加班到凌晨三点，和第二天早上九点上班，是两件事情。但中厂或许可以第二天晚点上班，人情味更浓。此外，在中厂，一个人可以身兼多职，但美团是精细化管理，每个人负责固定的区域，“深耕你的一亩三分地”就行。
“美团就像一个机器，我们都是里面一颗颗小小的螺丝钉，少了谁都还能转。”
同样觉得自己是螺丝钉的，还有在华为待过一年半的乔嘉。因小时候的滤镜，他一直渴望进入华为，在大学时便积极来实习，加上他本身的努力，顺利进入华为。
但进入华为以后，他明显感觉到被一种无形的压力包裹，这种压力不是来自于偶尔的加班，而是精神上的。乔嘉不是985高校毕业，但是其他的同事都毕业于名校，且全国排名靠前的专业。在他们面前，乔嘉感觉自己更像是一条“闲鱼”，很多时候还需要依靠别人的帮助才能完成一些任务。虽然身边的同事都很好，工作上也没有硬性指标，但在这样的氛围里，乔嘉依旧觉得自己特别渺小，压力很大。
离职之后，乔嘉找了一份相对清闲的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打算再申请读个研。
在华为的经历是一段很宝贵的经历，乔嘉觉得很骄傲，不过，他还是建议后来者，“不用太着急，很多大厂虽然进去了，但不一定是你特别喜欢的工作环境，或者说跟你的理想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还是要找自己热爱、真正喜欢的工作，而不要因为‘大厂’这个头衔而进入大厂。”
要不要离开？
离职之后，吕伟回到家乡省会城市，进了一家国企，朝九晚五，双休，工作大半年来，只加了一次班，到晚上6点半，那时公司已经空无他人。
但有人还在挣扎。
3月19日的夜里11点，北京下了雨，刚刚结束加班的刘迪打开打车软件，看到前面排着二百多人时，内心“哎”了一声，心想是选择继续等、骑车还是走路。好在，最后同事载了她一程，她短暂地休憩了一下。已经工作了大半年，虽然还是有些不情愿，但她已经能够从容地在凌晨12点半，继续在工作群里回复消息。
刘迪和她的前辈们一样，经常会加班，正常下午7点半的下班时间，往往是9点半之后才能离开。“整个人被消耗了”，上学时候每周都要去逛街的刘迪，上次去逛街还是去年的11月份。
现在，领导依旧会说她“不动脑子”，说她的方案不够有创意，除去被同事占用的一个方案，依旧没有通过一个完整的方案，还是做着最基础又琐碎的工作，用刘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己是那个多余的人”。但她暂时还没有决定离开。她想着，等到干满一年，哪一天实在不开心，就一张离职信甩到领导跟前，潇洒离开。但又害怕做一半的项目没人接手，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和领导谈。
这些职场的必修课，她才刚刚开始经历。
她时常会想起，父母让自己考公务员的情形。她觉得自己年轻时真是不懂事，“你以为有些工作是有趣的，但其实工作都是痛苦的。”
她说，她未来可能会回到那个安逸的城市，找一份普通的工作。说着，她又看起了工作群内的消息，应该是有同事又找她做什么事，她嘀咕着“不理他”。
留与不留，她暂时还没有决定好。
作家海明威曾在《流动的盛宴》里写下一句经典的“假如你曾去过巴黎，这辈子巴黎都会在你左右。”20世纪80年代，许多日本人冲着这句话千辛万苦赶赴巴黎，但因为巴黎和想象中的模样大相径庭，最终患上了“巴黎综合征”——一种由于预想和现实间巨大差异而引发的心理疾病。
中国的互联网大厂也似这座“巴黎”。故事的表象还是那样，有的人想进去，有的人要逃离。
但真正的故事情节，只有当事人知道。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