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8人在亚特兰大地区的三个温泉疗养地被杀，其中有6名是亚裔女性。周三，当地警方发表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声明：根据嫌疑人的说法，袭击不是出于“种族主义动机”。
相反，切罗基郡警方看来完全接受了凶手的说法，替他发声说“他有一些问题，可能是性上瘾”，并试图“消除诱惑”的来源。
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中，警方不加判断地成为杀手的传声筒，替他宣扬一个很可能不实的叙述，助长对亚裔女性的物化和色情化。这还可能会给未来的陪审团造成不良影响，因为它过早地在潜在的陪审员的脑海中植入了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这场大屠杀并非出于种族动机，而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试图消除引诱他的色欲。
诗人、散文家洪凯西（Cathy Park Hong，音译）是韩国移民的女儿，在洛杉矶长大。她写道，看到亚裔美国人社区以外的人表达同情，她非常感激，但也担心警方和评论人士会淡化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我已经看到媒体试图粉饰这起事件，说这不是出于种族主义动机，”她写道，“请聆听这些女性的故事，不要听信警察的说法。”
洪凯西在去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评论中表示，尽管反亚裔事件在激增，她仍然怀疑这些事件是否得到了足够认真的对待。数据可能支持这种怀疑，2020年3月以来，“停止AAPI仇恨”组织收到了约3800起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种族主义事件报告。
在这些攻击中，有一些明显的模式：妇女、儿童和老人更有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但一些明显带有种族动机的事件并没有导致逮捕。比方说，上周在皇后区一名男子称一位亚裔母亲是“中国病毒”，冲她的孩子吐口水。警方称仍在搜寻这名男子。
一些袭击者虽然被逮捕，也并非按照仇恨犯罪而被起诉。比如今年早些时候，旧金山湾区发生了几起针对亚裔老年人的袭击，其中至少有两名受害者因为伤势过重而不幸去世，包括84岁的泰国移民Vicha Ratanapakdee和85岁的香港移民何柏（Pak Ho，音译），这些嫌犯面临多重重罪，但仇恨罪不在其中。
事实上，今年唯一在纽约市因反亚裔仇恨罪被起诉的人是一个台湾移民。他被指控在皇后区的几家公司门口写反华裔涂鸦和纳粹标志。
政治学家克莱尔·金（Claire Jean Kim）曾形容说，亚裔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既被吹捧为模范少数族裔，又被贬低为永久的外国人。许多亚裔都曾有过因种族身份而遭弱化、物化、羞辱的经历，但习惯于将这种羞辱大事化小——而这或许正是亚特兰大屠杀事件后警方采取的作法，在他们的语言中，凶手只是一个度过了“非常糟糕的一天”的“孩子”，针对三家亚洲按摩店的攻击也跟种族不搭界。
但随着全美各地公开的攻击事件明显增多，继续隐忍对亚裔美国人意味着一场生存危机。是时候发声，站出来讨论这个国家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了，而第一步，是对亚特兰大这场刚刚发生的屠杀定性。
这场屠杀不能脱离种族和性别
在亚特兰大枪击事件中，8名受害者中有6名为亚裔女性，其中4人为朝鲜族，另有2人可能为华人。凶手明确表示种族不是他屠杀的原因，但他的行为清楚地表明并非如此。
根据2019年人口普查报告，在佐治亚州，亚裔约占人口的4%，而在首个枪击案所发生的切罗基郡，亚裔人口更是只占到了当地人口的2%。考虑到人口构成，他对企业和雇佣人员的选择似乎不太可能是随机的。
亚特兰大的袭击事件也反映出一种令人不寒不栗的趋势，在反亚裔事件的总体数据中可以观察到，女性报告遭受此类攻击和骚扰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老年人和儿童占报告的近20%。这些数据表明，所有的攻击者都在寻找那些他们认为更容易受到攻击的人，他们选中的靶子与性别和种族密不可分。
在亚特兰大枪击案中，嫌疑人声称对他认为是“诱惑”的企业实施了袭击。
这种印象源于对亚裔美国女性色情化的比喻出现在19世纪，此后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在美国士兵对待亚裔女性的方式中，在流行文化的描述中，比如《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中的艺妓形象中，这种刻板印象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亚裔美国女性被描绘成屈从、温顺、被物化和殖民化的焦点，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非人化创造了一种氛围，使暴力成为可以原谅的行径，”制止家庭暴力全国网络发展协调员摩根·杜威说。“41%至61%的亚裔女性报告称，她们曾遭遇过亲密伴侣的身体和/或性暴力。这明显高于任何其他种族。”
围绕周二枪击事件的讨论与围绕亚裔老年人暴力的讨论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从去年到最近几周，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各地唐人街的老人被毫无来由地推倒在地或遭遇抢劫，但在具体的诉讼中，检方仍然未将之与种族动机挂钩。但亚裔美国人正义与创新实验室（Asian American Justice and Innovation Lab）此前在Instagram上写道，“当一个亚裔人——无论是老是少——因为被视为‘软弱或有利可图的目标’而受到攻击时，这本身并不会摆脱种族主义的干系，“毫无疑问，一个人可以被视为‘软弱或有利可图的目标’，正是因为他们作为亚裔受到的种族歧视。”
陈果仁案，一个参照
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警方认为嫌疑人的动机实际上是性上瘾，警长办公室发言人杰伊·贝克警监（Jay Baker）说，“他已经忍无可忍了，昨天对他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一天。”（当天晚些时候，媒体发现贝克警监去年在Facebook上发文称，他“非常喜欢”这件写着“新冠病毒从中国进口”字样的T恤。）
这些警察显然已经做出了迅速而简单的结论，但美国反亚裔暴力的悠久历史表明，他们只听从嫌疑者的一面之词，却不在意他的行为与对受害者的挑选逻辑，这是不明智的。
想想近40年前华裔美国人陈果仁（Vincent Chin）被杀一事。
1982年6月19日晚上陈果仁和三个朋友去了底特律郊外的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在此之前，陈果仁刚刚向未婚妻求婚成功，这本来是为他举办的庆祝脱单派对，但这个夜晚很快变得很糟糕。两名白人顾客——42岁的罗纳德·埃本斯（Ronald Ebens）和他23岁的继子迈克尔·屁茨（Michael Nitz）——瞄上了他，这两个人是汽车行业的工人，而当时美国的汽车业遭到了日本对手的挑战。他们显然错把陈果仁当成了日裔美国人，决定发泄他们的愤怒。“就是因为你这个小杂种，我们才失业了！”一名目击者后来回忆说，其中一名男子这样喊道。
争吵一直持续到停车场，但当一名白人从他的后备箱里拿出棒球棒时，陈果仁很快就逃跑了。他和一位朋友在几个街区外麦当劳停车场的明亮灯光下寻求庇护，但两个白人男子在附近搜索了近30分钟后发现了他们，有目击者看到埃本斯用棒球棒猛击陈果仁的头部。由于头骨破裂，陈果仁四天后不治身亡。
杀害陈果仁的凶手的身份从未有过疑问。但他的动机被故意掩盖了。
尽管夜店里的三名舞蹈演员向警方转达了“小杂种”的说法，并补充说白人男性使用了种族歧视的语言，但埃本斯和尼茨坚称，他们当晚的行为没有任何种族主义动机。
当局显然同意他们的说法。检察官将埃本斯和尼茨的指控从二级谋杀减为较轻的过失杀人指控的认罪协议。即使是那项较轻的指控，也有可能被判处15年监禁，但在量刑听证会上，这种问责被一扫而光。
韦恩县法官查尔斯·考夫曼（Charles Kaufman）听取了辩护律师请求宽大处理的请求，并在短暂的休庭五分钟后决定予以宽大处理。他判处这两个人三年缓刑，根本没有牢狱之苦。打死陈果仁后，这两人接受的最严厉的惩罚是约3700美元的罚款和诉讼费。这就是全部了。
考夫曼是一名二战老兵，曾在日本战俘营中待过一段时间。当这个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抨击时，考夫曼坚持己见，坚称自己是完全正确的。
亚裔美国人群体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的判罚表明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用底特律唐人街当时的一位群众领袖的话来说：“你就是杀一只狗，也要坐30天牢。”
但这对当局来说并不重要。那些负责主持公道的人认为埃本斯和尼茨已经“忍无可忍” 了。他们只是度过了“非常糟糕的一天”。
为什么需要贴上仇恨犯罪的标签
仇恨犯罪的法律可以追溯到1968年的民权法案，该法案规定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国籍”攻击或威胁他人为犯罪。40年后，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将性取向、性别、残疾和性别认同也纳入了仇恨犯罪法保护的范围内。
巧合的是，佐治亚最近才颁布了一项仇恨犯罪法HB 426，于7月1日生效。该法令的先前版本被认为“不符合宪法规定”，并于2004年被废止。
去年新版本的法律颁布时，佐治亚州是仅有的四个没有仇恨犯罪法律的州之一。现在，该法案可能适用于亚特兰大枪杀事件。
HB 426为被告根据种族、肤色、宗教、原国籍、性别、性取向、性别、精神残疾或身体残疾而针对受害者提供了新的量刑指南。如果被告犯有重罪或五个指定轻罪（简单攻击，简单殴打，殴打，非法侵入或轻罪盗窃），而且被发现故意针对受保护类别的受害者，法官可以施加额外的惩罚：对被判犯有“指定轻罪”的被告处以最高12个月的监禁和最高5000美元的罚款。对重罪定罪的人，如果被挂上“仇恨犯罪”的标签，可能会增加两年监禁和最高5000美元的罚款。
对仇恨犯罪定性可以带来积极的结果。2012年威斯康辛州橡树溪锡克教寺庙的六名成员不幸被枪杀，这一事件不仅被定性为仇恨犯罪，而且被媒体大肆宣传，导致26名参议员要求仇恨犯罪报告项目扩大到包括追踪针对印度教徒、阿拉伯人和锡克教徒的仇恨犯罪。
同样，2008年发生在纽约的一系列针对拉丁裔的袭击事件，以及此前当地谋杀厄瓜多尔移民事件，都促使当局采取行动，当地居民齐心协力防止偏见。当犯罪被定性为仇恨事件，更有可能得到关注和一致行动。
不为仇恨犯罪明确定性的一个后果是，它将这些罪行的恶劣性质降至最低，这些罪行往往比其他攻击行为更为恶劣。
全国犯罪受害者调查（NCVS）的研究表明，仇恨犯罪比其他犯罪更有可能是暴力的。2007年至2011年，调查收集到的仇恨犯罪中，暴力犯罪占92%，高于2003年至2006年的84%。美国联邦调查局（FBI）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所有其他犯罪中，暴力犯罪仅占13%。专家还指出，仇恨犯罪的特点往往是极端暴力，许多谋杀受害者表现出遭受“过度杀戮”的迹象，如果再辅以松散的枪支管理，其结果可能就是大规模枪击。
但在实践中，以往的仇恨犯罪很难定性，而在针对亚裔的这一波暴力行为中更是如此。
根据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Bernardino）的一个中心对警方数据的分析，在美国大城市中，纽约市去年报告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长幅度最大。根据纽约警察局的数据，2020年发生了28起此类事件，高于2019年的3起。
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警方就接到了几起针对亚裔受害者的袭击报告，在一起事件中，一名老年妇女在法拉盛一家面包店外被推倒在地。这些事件都没有被指控为仇恨犯罪。
专家表示，在针对亚裔的攻击中，证明种族主义动机可能特别困难。全国各地的许多亚裔犯罪受害者都是被抢劫的小企业主，这使得动机问题更加复杂。
此外，许多警官没有接受过如何识别仇恨犯罪的培训。他们可能不了解受害者的文化，甚至他们的语言，更不知道如何问正确的问题，解释肢体语言，或读懂他们陈述的字里行间。即使受害者属于经常成为目标的群体，也很难确定其动机。
同时，受害者自己往往不会报告这些罪行。在2007年至2011年的仇恨犯罪调查中，24%的人表示，他们没有提交报告，因为他们认为警方不能或不会提供帮助。纽约警察局亚裔仇恨犯罪工作组负责人、副督察卢晓士（Stewart Loo）在接受采访时说，亚裔美国人通常不愿举报犯罪，因为语言障碍或担心自己的移民身份受到质疑。他说，许多人还担心遭到行凶者的报复，或者只是不想惹麻烦。
“这个过程非常令人生畏，”卢晓士说。“你必须去警察局，你必须和警察，你必须和检察官交谈。”
洪凯西指出，相比几年前，亚裔已经更加勇于发声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几年前越南裔医生戴维·道（David Dao）在美联航（United Airlines）的一架航班上遭到袭击，被拖下飞机。当时媒体没有谈论他的身份，在谈到他是，形容他是一个中产阶级男人。但洪凯西认为，“我敢打赌，如果他是白人，他就不会受到那样的对待。但没人这么说。从那时到现在发生了很多变化。在谈论种族和结构性的不平等时，人们更加坦率。”
但问题在于，“很多亚裔美国人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个问题，所以白人仍然不相信亚裔美国人面临种族歧视。因为我们是隐形的，针对我们的种族主义也不可见。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站出来说出来很重要：‘事实上，这种情况一直在发生，我们只是还没好好谈过。现在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你必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