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平与公开考试中心（Fair Test：National Center for Fair & Open Testing）估计，在疫情前，大约有一半四年制大学将SAT/ACT列为可选项目，是否提交成绩由申请者自行决定，而在2020年疫情开始袭来，考点仓促关闭后，这个比例又有大幅提升，总体来说，在2021年秋季入学季，有超过1650所大学和学院不要求提供标准化考试成绩。
截止2月15日，在通过Common Application申请大学的学生中，只有44%提交了SAT或ACT成绩，较2020年的77%有大幅下降。Common Application每年处理100多万名学生的申请。这项变化还导致大学申请人数大幅上升：一些对自己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并没有多少自信的学生匆匆向名校递交了申请。
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来，至少对今年读高二或高三的学生如此。
据公平与公开考试中心调查，至少有1360所四年制院校已经宣布，在做出录取决定之前，他们将不要求2022年秋季申请者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这当中包括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在内的精英大学，而加州大学、阿默斯特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威廉玛丽学院、达特茅斯学院等学院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延长这些措施。
在SAT和ACT考试中，亚裔和白人的成绩，尤其是数学测试成绩显著高于黑人和拉丁裔，这引发了成绩凸显种族和政治经济背景不平等的问题，在疫情前就已经出现了大量是否应取消这类考试的讨论，新冠疫情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问题是，取消了标准化考试是否就能令大学录取更为公平，这种激烈的变化是否又会伤害优秀的高中生进入心仪大学的前景？
申请书滚滚而来，但集中在名校
面向数百所学院和大学的在线门户网站The Common Application报告称，今年提交该应用的学生总数有所增加，免考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标准化考试被取消了，也许一些本来不会申请某所大学的学生也加入了竞争，”埃里克·福尔达（Eric J. Furda）对《华盛顿邮报》说。福尔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担任了12年招生主任，对精英大学的录取有深入的了解。
埃里克·福尔达（Eric J. Furda）
在美国国内和全球享有声誉的学校最受欢迎。在大型公立大学，包括州立旗舰大学，总数增长超过11%。在录取更严格的私立学校，这一数字上升了17%以上。
宾夕法尼亚大收到了55992名学生的申请，比上年增加了34%。哈弗福德学院的申请上涨了16%，普林斯顿大学的申请人数增加了15%，斯沃斯莫尔学院增加了12%，维拉诺瓦学院增加了10%，哈佛大学收到了超过57000份申请，增长了42%，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生申请人数首次突破六位数，总计超过11.2万人，增长28%。
美国大学入学咨询协会的全球参与主管林赛·阿丁顿（Lindsay Addington）说：“我们当然认为，对于那些选择考试为非强制性指标的学校来说，这在他们收到的申请数量中扮演了很大的角色。”
她说，那些考试成绩不好但平时成绩优异的学生可能会感到更有动力去尝试。
申请暴增，加上许多学生没有提交SAT或ACT成绩，将使选拔周期变得更加艰难，因为辅导员们知道，学生的高中生涯在不同程度上都被疫情影响了，所以需要在GPA、申请文书、推荐信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推敲。包括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内的常春藤盟校已经表示，他们将推迟到4月6日宣布录取决定，比正常时间晚了大约一周。
大学还面临着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使选择过程更加困难，比方说，他们不知道录取的学生是否会因为疫情的关系而放弃来美国。
斯沃斯莫尔学院副校长兼招生主任吉姆·博克（Jim Bock）说，该校三分之二的增长可以归因于国际申请者。普林斯顿大学和哈弗福德学院的招生官也注意到，这类申请人数有所增加。负责监管Common Application的非营利组织Common App指出，来自印度、加拿大、巴基斯坦、英国和巴西的申请人数增长了两位数，而来自中国的申请人数下降了18%。
许多孩子放弃了考试，但亚裔学生除外
从成绩提交来看，虽然只有44%的申请者提交了这两类标准化考试成绩，但当中仍然存在着不平衡。
首先，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孩子提交考试成绩的比例也更高。父母拥有大学或以上学位的学生中，今年仍有49.3%提交了成绩，仍然显著高于父母没有大学学位的学生。
其次，白人和亚裔学生提交比例仍然比拉丁裔或黑人高。其中亚裔学生以58.3%的比例遥遥领先。
可以看到，亚裔学生在SAT考试中的成绩遥遥领先。
与此相对应的是，亚裔学生获得理工科本科学位的比例同样遥遥领先。
虽然许多大学承诺，在决定录取和发放奖学金的过程中都不会考虑标准化成绩，但仍然有高得不成比例的亚裔和白人学生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多次参加考试。
道恩·施密特（Dawn Schmitt）是麦迪逊纪念高中（Madison Memorial High School）一名高三学生的家长，去年秋天，施密特花钱让他在这个郡的其他考点多考了几次ACT考试，好提高最终提交的成绩。她说，一些家庭不知道或根本负担不起这个选择。
施密特说，标准化分数很重要，因为她的儿子希望在大学里打棒球，教练在招新时经常询问球员的GPA和考试成绩。在一次大学访校过程中，施密特夫妇了解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尽管标准化成绩也许不是必须的，但这可以帮助他们的儿子增加他可能获得的奖学金金额。
她说：“我不确定是否不参加考试真的会对他获得奖学金有不利影响。但我反正知道，有分数不是坏事。”
去年春天，她儿子的棒球赛季被取消了，今年的赛季又悬而未决，教练们在招募过程中几乎没有多少能参考的成绩。其他学生则担心他们的简历中缺少课外活动和志愿者工作。
施密特说：“让孩子们脱颖而出的机会越来越少。我的意思是，除了在校的GPA和标准化成绩，还有什么能让你的申请与众不同？”
从去年到今年，疫情导致许多考点随时就会关闭，学生们在无奈中只能放弃考试，但也有很多考生、家长和入学顾问跟施密特一家一样，认为拥有出色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可以帮助他们申请，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对他们获得奖学金或进入竞争激烈的学术项目有利。
位于加州圣迭戈的备考服务机构Hammer Prep的主管艾琳·罗宾逊（Erin Robison）说，一些学生“已经五次尝试参加SAT或ACT考试，但考点都被临时取消”。为此，一些学生不惜去外州考试。
而美国大学入学咨询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的首席执行官安赫尔·佩雷兹（Angel Pérez）说，“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会开车把孩子从加州送到犹他州参加SAT或ACT考试，在当地酒店过夜，这些都是这个国家的许多家庭负担不起的奢侈品，所以这绝对是一个优势。”
取消考试可能反而会加剧不平等
一些高等教育人士担心，分数的稀缺可能会加剧美国高等教育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原因是，较富裕的学生可以运用更主观的衡量标准。他们可以聘请顾问来打磨他们的论文，他们的升学顾问往往有时间和专业知识来写推荐信，吸引招生官的眼球，他们所在的高中也更有可能早已获得了大学的认可，因此在高中GPA出现不同程度膨胀的情况下，招生官可能会认为他们的成绩含金量更高。
3月份，斯坦福大学组织了一场名为“考试分数可选：它对进入高等教育的意义”（TestScores Optional: What It Means for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的研讨会，在讨论中小组成员得出结论：仅仅转向非应试录取制度，不足以消除大学招生过程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
尽管有些人认为取消标准化考试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引擎，但小组成员仍持怀疑态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和经济学教授杰西·罗斯坦（Jesse Rothstein）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招生官员面对着两个资质相似的学生，但只有一个选择提交SAT成绩，而且成绩还不错。招生办公室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可能录取提交了成绩的学生。
杰西·罗斯坦（Jesse Rothstein）
罗斯坦指出，出身优越的学生更有可能在考试中表现良好，因此也更有可能提交考试成绩。此外，这些学生更加有机会接触到升学顾问，能做出更具前瞻性的决策。罗斯坦说，这样一来，取消考试看似公平，但实际上还是会使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处于不利地位。
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一项研究则讨论了另外一种场景：两个资质相同，都没有提交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学生，如果其中一个孩子是曲棍球队队长或小提琴爱好者，而另一个没有多少抢眼的课外活动表现，前者可能会更受招生委员会的喜爱，而这同样受到了收入和种族方面的影响，很多课外活动非常昂贵，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没有财力和时间参与。
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和教育学教授莎拉·特纳（Sarah Turner）也有一些类似的担忧。特纳撰文表示，与反对考试的人宣扬的观点相反，转向可选考试录取可能会扩大家庭环境造成的机会差异。
她表示，在非应试制度下，招生办公室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高中成绩、课外活动、辅导员的推荐信和学生文书上。
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了标准化考试成绩，GPA就成了最有用的工具，但近年来，由于高中成绩水涨船高，成绩传递出的信号被削弱了。而且受疫情影响，很多学区将评分体系转向及格-不及格，这在录取过程中几乎没有多少价值。
如果连GPA都不再有用，文书和推荐信将在录取决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在这方面，资源充足的学生同样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毕竟在一所公立学校里，升学辅导员可能要服务几千名高中生，无法写出详细而微妙的信件。
特纳还强调，标准化考试和大学先修课程（AP）考试，也有诊断功能，已经有很多研究发现，如果来自最差的那些高中的学生对大学准备不足，他们在大学的第一年需要继续为数学等基础课程补课，而且六年毕业率会明显降低，这最终会阻碍而不是促进增加流动性的目标。
一些高校的招生官员承认他们已经碰到了难题。ACT考试的主管机构调查了200多所去年采取非考试政策的高校招生官员。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在这个周期中，颁发优秀奖学金“非常或极其困难”，而32%的受访者表示，在招生决定方面也是如此。
ACT的首席执行官珍妮特·戈德温（Janet Godwin）因此表示，“学校报告说，评估入学学生的难度越来越大，尽管最明显的痛点与奖学金颁发程序有关。学校认为考试成绩数据太有用了，不能完全放弃。”戈德温的预测？虽然有很多学校将继续实施非考试政策，但高等教育仍然看到了分数的价值，她建议学生们只要愿意，就应该继续提交自己的标准化考试成绩。
可以肯定的是，以SAT和ACT为代表的现行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存在缺陷，多次考试和考前辅导往往有利于那些已经处于最有利地位的学生。但有很多研究已经发现，SAT是学术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可靠预测指标，而这些能力是在高等教育中获得成功所必需的。在所有考生中，得分处在前0.1%的人获得博士学位（尤其是理工科博士学位）、同行评议出版物（尤其是理工类出版物）、专利和在理工领域前50名的大学任职的可能性要高得多。
高等教育入学的不平等起始于人生之初，及早解决不平等问题，这意味着进行早期儿童干预实验：对有年幼子女的弱势父母提供更多扶持；推行带薪休假政策，使父母在孩子们生命的最初几年能提供更多高质量的陪伴；向父母传授有效养育子女所需的技能；改善K-12公立学校教育，引进更优秀的教师资源。对大学进行投资以提高留校率和结业率也是迫切需要的。如果想要一个真正的择优录取过程，仅仅取消一项考试恐怕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