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我们，我们的好朋友莎拉·埃弗拉德在3月3日周三晚上21:28分后失去联系。
她大约1.62m，33岁，金发，身形娇小。当时她穿着一件绿色雨衣和一条带有白色菱格的海军蓝裤子，与照片一致。
当天晚上9点，她走在去布里克斯顿的路上。如果你看到她，请向警察汇报。
”
3月初，伦敦女子莎拉·埃弗拉德失踪了。
她只是一个普通人，但这一场失踪案却牵动了英国无数女性的心，媒体用头版头条报道她的案情追踪，成千上万人愤怒抗议，从英国王室到政府，都表示了关注。
因为这场案件反应出来的女性安全问题，困扰的是每一个人……
在她失踪的那天晚上，她从朋友的公寓离开，独自走路回家。
朋友的公寓所在的区域治安一向不错，主干道也都灯火通明。
莎拉很谨慎，在离开朋友公寓的时候，她给男友打了一通电话，告诉他自己大概会在50分钟左右到家。
然而，她最终也没能到家。
在她失踪48小时后，警方开始调取监控录像，查询她的踪迹。
他们查看了街道的录像，又挨家挨户敲门查看公寓门铃的监控记录，用嗅探犬寻找了整条街……
而最后，案件的嫌疑人，锁定在了一名在职警察身上。
48岁的维恩·库岑斯，已婚，隶属于伦敦警察厅的议会和外交保护部门，职责是在活动中保护政客和高级王室成员。
在莎拉失踪当天，一名司机的行车记录仪显示，在莎拉失踪前，维恩的车辆出现在了那条街道上。
与一些其他的证据进行交叉推测后，警方认为：
维恩警察利用搜查证，甚至可能以新冠病毒封锁为借口，引诱莎拉在监控摄像头的视野外上了他的车。
而后，绑架并杀害了她。
3月9日，警察在维恩家中将其与其妻子一并逮捕，并搜查了其储物柜、轿车、房屋和花园。
3月10日，莎拉的遗体在离她最后出现地点80公里以外的树林里被发现。
3月13日，维恩被第一次法院提审，但当天他只确认了自己的姓名等个人信息，并将于当地时间3月16日再次出庭。
莎拉的失踪遇害，引起了英国空前的愤怒恐慌。
这并不是一个治安很差的区域，相反，这里是伦敦人口最稠密、路灯最明亮、步行最方便的区域之一。
每天晚上都会有数百人走过这条街道，其中有很多是年轻女性。但在莎拉遇害后，每一个走过这条街的女性，都会为之后怕——
她们与被绑架杀害的莎拉有什么区别？
“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是所有人都幸存下来，警察没有保护我们。”在伦敦疫情封锁期间，独自外出是少数几个获准的行动之一。
而对方身着警服、带着警察证，任何一个人都会放下戒心。
莎拉已经十分谨慎——她穿着明亮的颜色，衣着保守，可以迅速逃跑的平底鞋，在回家路上打电话给男友，专挑明亮的大马路走，但依旧遭遇不幸。
她会被绑架杀害，意味着任何一个女性，都可能面临同样的危机。
女孩们为她感到悲伤，更为身处的环境感到失望、愤怒。
为了纪念她，在13日晚上、莎拉最后出现的地方，有人组织为她举行悼念活动，抗议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莎拉的悲剧触动了许多女性的神经……我们对那些要求女性做出种种妥协来保障自己安全的要求感到愤怒。因为问题不在女性本身，而是我们的街道上不安全。”
但这场名为“夺回街道”的活动申请遭到驳回，警方以违反疫情管控条例为由，声称强行组织该活动，组织者将被处以最高1万英镑（9.06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然而……活动取消了，人们却依然自发前往广场献花、放上心意卡，和自制的图画。
甚至在昨天下午，凯特王妃也在事先没有公布的情况下，前往事发地点献花和悼念：“她的遭遇让我想起在结婚前，独自漫步于伦敦的情景。”
每个英国女性，都能明白这样的恐惧。
官方公布数据，英国每年有超过40万名女性遭受性骚扰犯罪，18-24岁的女性有86%都曾经在公共场所被骚扰过。
根据预测，每年有8.5万名女性，可能遭受强奸，但只有千余起强奸案被定罪。
这些在经年累月中积攒下来的愤怒，让人们在这一次，听到警察绑架杀害女性后，终于爆发。
即使为莎拉组织的哀悼被驳回、主办方也取消了这次活动，但人们依然热情高涨，入夜后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她们为了莎拉点亮手机高高举起，喊着莎拉的名字，抗议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
而警察，就在她们面前，严严实实地筑起了一道人墙。
他们强行撤离了站在公园亭子下的抗议者，隔开了已经成为了哀悼处的亭子，还与示威者发生了冲突，互相推撞。
在一段录像中，警察粗暴地把为了莎拉鸣冤的女子压在地上、铐上了手铐带走。
而在背景的人群中，有人在带着哭腔和愤怒，对着他们说道：
“ “Shame on you！”
“您本应该保护我们！”
“真正应该被逮捕的是您自己！”
”
人们因此而更加愤怒——本应保护弱势者的警察们在做什么？
警察绑架杀害了莎拉。
警察强行驱散了自发的哀悼。
警察无视了群众的呼声，无视了人们想要一个更加安全的街道的需求，而选择解决、逮捕提出问题的人。
虽然随后，就有多名政客立刻批评警方做法，伦敦市长立刻表示现场景象令人“无法接受”，并要求警察局长立刻给出解释。
但这样的行为，显然不能安抚人们的怒火，以及感同身受、兔死狐悲的恐惧。
唐宁街10号，在守夜的当天晚上，为莎拉留了一盏灯推特上，人们发起了#She Was Just Walking Home，她不过是走路回家的话题，继续为莎拉哀悼，探讨女性安全问题。
“女性们，你是否有在公共场合因为感到有男性威胁，不得不假装打电话、更换自己的路线，甚至在恐惧中奔跑的经历？”
这条推特被点赞了12万次。
“我第一次被男性骚扰式的吹口哨是在12岁。从那以后，我一直在“保持警惕”，我们要负责考虑一切。
女性一直是这样小心翼翼的——我们的衣着、我们的酒水，我们可能无法负担得起的出租车。
我们用手指紧握着钥匙，慢跑时不戴耳机，坚持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出现。这一切真的很累。”
“晚上，从车站到我的公寓只有7分钟的路程，但我还是会叫Uber，因为我觉得走路回家不安全。
如果一定需要走路回家，那我听音乐时不敢放太大声，走路时也必须给妈妈或者朋友打电话。”
“这些事件让你害怕走出家门。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与男性平等的公民。
你没有最基本的权利，去过正常的生活，而非整日生活在恐惧中。”
一些媒体开始分享让女性保持安全的小技巧：设置紧急报警电话，共享位置、呼叫siri……
但这一次，女性没有买单。
——莎拉也做到了社会教育给她的一切，但她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吗？
安娜·伯利向BBC指出：“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的问题。身为女性，不是女人受到攻击的原因。”
“你的痛苦，是我们共同的痛苦”在上议院举行的一场辩论中，女性议员珍妮·琼斯呼吁在下午6点后对男性实行宵禁，禁止男性上街。
而她告诉《The Sky》，这个呼吁并不是完全认真的——
但她想指出的是：当警察秉持着受害者有罪论，要求妇女晚上留在家中的时候，人们习以为常。
这也正是人们要抗议的事情——有关女性安全的说法，永远将重心放在了女性身上，就像保证自己的安全仅仅只是她们的责任，如果出了事，一定是她们没有做好一样。
在那天的抗议中，有人高声呼喊着：
“ “我受够了听到每个人告诉我，我需要有人陪我一起走。去哪个地方，他们都会说‘找人送你回家’，就像是这是我必须做的一样。”
“我和你们所有人一样，在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被告知我应该怎样做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与其他人平等，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安全的行走，而不必生活在恐惧和暴力之中。”
”
女性安全，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我们痛苦，悲伤，当有受害者出现的时候，与之共情，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与她面对着同样的困境。
从小到大，我们都在接受关于“保护自己”的教育，那些教育来自我们的家庭，学校，身边人。
每个告诉我们的人，都是善意的——但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关键。
告诉女性晚上不要出门，告诉女性不要去偏僻的地方，告诉女性不要穿着暴露……
这些，本质都是在限制我们出行的自由，限制活动的区域，限制我们参与社会活动。
但通过压缩女性自己的生存空间来获得安全感，并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法。
如果每个恶性案件最后，都变成了指责受害者，变成女性自我反思，而非震慑罪犯……
那么最后，女性只会被限制的越来越严重，就算穿着罩袍上街，也会被人指责罩袍颜色不够肃穆。
但……每一个女性，都是一个“人”。
女性有权利要求，社会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提供一个可以自由出行，却不用永远在惊慌恐惧之中的环境。
道阻且长，但也许每一次正确地抗议，都会朝着这个理想的世界，更近一步。
source：
https://www.bbc.com/news/uk-56357796
https://edition.cnn.com/2021/03/13/world/sarah-everard-vigil/index.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3/13/world/europe/sarah-everard-vigil-rally.html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9358701/Sarah-Everard-Duchess-Cambridge-arrives-Clapham-Common-join-mourner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