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距离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成为全球性大流行病已经整整一周年。拜登总统于当日提前正式签署了1.9万亿美元的新冠救助法案，并于晚间发表了其上任以来第一次黄金时间讲话。
为探讨这一力度前所未有的救助法案以及它将可能给美国乃至全世界带来的影响，《纽约时间》特策划制作了一组专题报道——“拜登新冠救助法案·特辑”，本文为第一篇，第二、三、四篇见今日推送第3-5条。
美国总统拜登已签署一项1.9万亿美元的新冠救助法案。这项法案将向几乎所有经济领域注入巨额联邦资金，大部分直接援助将惠及民众。
许多人已经开始期待在周末收到又一笔疫情援助支票，不过这项法案中一项极具变革的援助项目目前还很少有人讨论，对此，密歇根大学的贫困问题专家卢克·谢弗（Luke Shaefer）说，“对我来说，这是正在讨论的最具变革意义的事情，却没有人谈论它。”
这指的是经济刺激法案中一项为期一年的条款，它可以大幅扩大儿童税收抵免，使得每个孩子最多获得3600美元的税收抵免。父母们将从7月开始直接收到支票，孩子年龄在5岁及以下的家长每月可以获得300美元的补贴，孩子年龄在6岁至16岁的家长每月补贴250美元。
每个月两三百美元，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能产生极其显著的效果，据哥伦比亚大学和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估计，该计划的关键措施预计将使贫困率降低约三分之一，贫困儿童比例降低一半以上——有了它，很多孩子将不用饿肚子了。
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一项对儿童的投资，需要继续下去，最终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和经济。一些保守派人士则表示，该计划将使父母们不愿工作，因此不会减少贫困。
不过，这一想法也得到了一些右翼人士的支持：犹他州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上个月提议增加对家庭的现金补贴。此外，一些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喜欢这一政策，因为它不像食品券属于有针对性的援助，父母可以自由选择如何使用这笔钱；高出生率的支持者说，子女津贴可以帮助阻止生育率下降；社会保守派人士指出，这能帮助那些为了照顾孩子而留守在家庭的父母。
保守派出版物《美国伟大》（American Greatness）的编辑克里斯托弗·布斯柯克（Christopher Buskirk）说，年轻的保守派尤其支持这个想法。他解释说，从1970年代开始，实际工资增长严重放缓，50岁以下的人“尤其深受冲击。”
争取儿童福利的运动至少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它基于一个基本的理念：儿童是宝贵的资产，社会也希望看到他们茁壮成长。至少有17个富裕国家为大部分人口提供育儿补贴，其中加拿大每年为每个孩子提供高达4800美元的补贴。但直到最近，美国的政治人物对此都不太有动力，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机会充足，而援助会削弱民众的主动性，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疫情对全社会的广泛影响，终于令他们看到了改善儿童福祉的迫切性。
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海默尔（Daniel Hemel）说：“民主党的计划很可能标志着自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以来，在消除儿童贫困方面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1963年约翰逊当选总统时，有近25%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在他推进“伟大社会”改革，为贫困人口提供营养援助和学前资助后，到了1969年，儿童贫困率大幅下降到14%。自那以后，贫困率随整体经济上下反弹，但从未明显低于1969年的水平。
紧急关头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发达国家中儿童贫困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儿童保护基金会（Children’s Defense Fund） 报告称，截至2019年，在美国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儿童贫困率为14.4%。
新冠疫情加剧了这种痛苦。数以百万计的父母和看护人失去了工作。更糟糕的是，随着学校关闭，转向远程学习，许多家长只能在工作和照顾孩子之间二选一。结果在疫情期间，与失业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儿童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在2020年4月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超过21%的儿童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失业。
圣母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沙利文（James Sullivan）表示，《关爱法案》（CARES Act）在疫情初期帮助降低了贫困率，但随着失业救济到期，经济刺激资金消耗殆尽，去年6月至11月期间，美国的贫困率飙升了2.4个百分点，至11.7%，而且儿童在贫困人口中所占比例过高。
沙利文说：“自6月以来，儿童贫困人口的增长幅度大于成人和老年人。他们正在付出更大的代价。”
最明显的代价就是挨饿。为了追踪疫情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于去年4月启动了“家庭脉动调查”（Household Pulse Survey），从随机选择的家庭中收集有关食品、健康、房租和工作等问题的回答。据2月17日至3月1日的最新调查显示，约2250万成年人（10.5%）说，他们的家庭在过去7天里有时或经常吃不饱饭。在有子女的家庭中，这一数字高达14.4%。美国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Zoë Neuberger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显示，生活在面临粮食短缺家庭的儿童数量已从2019年12月的110万激增至估计1100万。
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教授德博拉·弗兰克（Deborah Frank）博士表示，贫困会通过营养不良、高压力和接触环境毒素等机制破坏发育中的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她说：“即使是很小的时候受到轻微的剥夺也会产生涟漪效应。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仅是明年我们会陷入怎样的混乱，还有未来20年我们会陷入怎样的混乱。”
不仅如此，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可能无家可归或受到虐待，出现身体和发育问题，以及学业不佳。沙利文说，这种影响将是终生的，“这些儿童平均而言成年后健康状况较差，收入较低，监禁率较高。”
对此，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儿童贫困问题小组2019年发布的一份国会报告，提出通过儿童税收抵免等政策提高贫困儿童的境遇，可以对儿童现在和长远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当中能产生的积极结果包括：更健康的出生体重、较好的儿童营养、较高的入学率、较高的阅读和数学测试分数、较高的高中毕业率、较少使用毒品和酒精，以及较高的大学入学率。
这正是这项新政的意义。
重大变革
儿童税收抵免自1997年以来就有，但公共政策专家表示，拜登经济刺激法案中纳入的儿童税收抵免新政在三个方面具有重大的变革性。
首先，这项儿童税收抵免新政在目前每个孩子2000美元的最高限额基础上有大幅提高，每个6岁以下儿童的税收减免增加到3600美元，而每个6-17岁儿童的减免额增加到3000美元。
第二，它将普遍适用于年收入不超过7.5万美元的单亲父母和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共同申报者。哥伦比亚大学贫困与社会政策中心研究主任索菲·科利尔（Sophie Collyer）解释说，按以往的儿童税收抵免政策，能抵扣多少要跟纳税义务挂钩，有三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低收入家庭，这些家庭通常不需要缴纳联邦所得税（尽管他们还要承担许多其他种类的税），也就没有资格获得抵扣，“因此，用于造福儿童的最大一笔联邦支出实际上并没有惠及那些本来最需要这笔抵扣的儿童。”
据美国进步中心分析，这个变化将为低收入儿童及其家庭带来可观的额外收入，该机构估计，将有6570万儿童获得更多的税收抵免，其中包括1750万拉丁裔、940万黑人和280万亚裔儿童。
第三，它将按月支付，提供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从7月到12月，家庭可以每月或定期获得一半的补贴。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社会转型研究所所长、社会学家克里斯·本纳（Chris Benner）表示，这为父母提供了稳定性，比如可以支付儿童保育费用，以便他们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重返学校，争取获得更好的学历，而有规律的稳定收入可以减轻父母的压力，也能为孩子们带来更好的结果。
要想知道这对个别家庭意味着什么，可以参考以下几个例子：
一位带着2岁孩子的单身母亲，从事家庭护理工作，每个月的工作时间波动很大，每年挣1万美元，按目前法律她能获得1125美元的儿童税收抵免。而根据新政，她将获得3600美元，增加了2475美元。
一位带着4岁女儿和8岁儿子的单身母亲，由于健康原因今年没有工作，现在根本没有儿童税收抵免。根据新政，她的女儿将获得3600美元的全额儿童税收抵免，儿子将获得3000美元，增加了6600美元。
一对夫妻，丈夫做快餐厨师挣2万美元，妻子在家照顾他们3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按目前法律可以得到2625美元的补贴。根据新政，他们的儿子将获得3600美元的全额儿童税收抵免，女儿将获得3000美元，较原先增加3975美元。
可以看到，新政最主要能惠及那些最基层的蓝领工人家庭，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这将使今年的儿童贫困率降低到7%以下，400多万儿童脱离贫困。
这样的变化引发了一些讨论和争议，有些保守派人士认为它可能会令人们更加不愿意积极就业，还有些认为这将导致美国财政出现更大的窟窿。
养懒汉还是促进就业？
保守派人士表示，增加儿童税收抵免可能会阻碍穷人找工作。保守派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雷克托（Robert Rector）说，他们显然是在利用新冠肺炎疫情，试图永久改变和扩大福利国家。
但有证据表明，这些担忧可能主要是理论上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简·沃德福格（Jane Waldfogel）说，在英国，儿童福利的变化增加了单身母亲的就业。此外，当一个美国专家小组为国家科学院审查这项研究时，发现普遍儿童福利对就业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你不能指望靠这点钱生活，”贫困与社会政策中心（Center on Poverty and Social Policy）的研究科学家梅根·库伦（Megan Curran）对《纽约时报》说。
关于这一点，可以看看加州斯托克顿市（Stockton）正在进行的一项全民基本收入实验。该实验随机挑选了125名家庭收入处于或低于该市收入中位数的居民，每个月给他们发500美元，为期两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最新公布的一项针对该项目第一年的研究显示，这项实验显著改善了参与者的就业前景、财务稳定性和整体幸福感。
总体来看，与对照组相比，每月发的现金减少了家庭面临的月度收入波动，将受惠者的全职就业率提高了12个百分点，并减少了焦虑和抑郁情绪。人们也没有像料想中那样毫无理财观念，大部分钱都花在了基本需求上，包括食品、商品、水电气和汽车费用，只有不到1%的钱花在了烟酒上。
研究还指出，这些津贴帮助受益人将资源用于满足诸如照顾年老或生病的家人、支付学校或体育用品费用，以及看病等需求，否则他们可能会跳过这些需求——研究人员指出，妇女在当中受益最多，因为她们通常承担着大多数无偿护理工作的重任。
参与这项研究的莫娜说，她在得到钱后几个月来第一次买了足够多的女性卫生用品。而在以往，她通常只能省着用卫生巾，把钱花在孙辈身上。
对于有了钱该如何用，也可以问问亚特兰大郊区的单身母亲阿尼克·霍普（Anique Houpe）。33岁的霍普一年前在邮局有一份时薪近18美元的工作，还经营着为野餐提供餐饮的副业，她认为自己的家庭正走在努力向上流动的道路上。
然后，疫情导致学校关闭，两个孩子的成绩因远程学习而一落千丈，她只好辞掉工作，全天候陪着他们上网课。
霍普说，如果有了两个孩子每月600美元的支票，她更有可能雇一个兼职保姆监督孩子们，而她自己去工作，因为邮递员的工作无论如何都更有发展前景。
“我肯定更愿意保住我的工作，”她说。
很多美国女性工人和霍普一样，在疫情中需要被迫在家庭义务和工作中做出选择，而如果能得到更好的支持，或许将能够重返职场或实现充分就业。根据全国妇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的数据，自疫情开始以来，截至今年2月，离开劳动力大军的女性净人数仍超过230万，而男性为180万。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自1988年以来从未如此低过。
是制造问题还是解决问题？
还有人警告说，借这么多钱可能会导致长期的经济问题。
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经济学副教授戴维·弗奥伦扎（David Fiorenza）表示：“我们得小心不要印太多钱，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看到更高的税收。”
也有很多经济学者谈到了通胀问题。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中，80.6%的人预计，由于最新的救助计划，通胀率将在一段时间内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他们预计年通胀率将在今年年中升至2.8%，之后会逐渐下降。
“通货膨胀将达到过去10年罕见的水平，2021年年中接近3%，但不太可能出现失控的过热，”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戈里·达科（Gregory Daco）在谈到应对疫情的财政措施时说。
而左翼的支持者指出，如果美国的安全网本来足够好，那么在疫情期间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陷入如此困难的境地，国家也就不需要这么大的反应。
左倾的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主席莎伦·帕罗特（Sharon Parrott）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在危机之前就对低收入工人和低收入儿童给予更多支持，我们就不必采取这么大的措施。”
还有些专家指出，把钱提供给贫困家庭在近期和长远都能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首席经济学家艾伦·曾特纳（Ellen Zentner）表示：“历史和大量研究告诉我们，要避免给家庭和经济留下更持久的创伤，向低收入家庭发放资金最为有效”。
由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受刺激法案推动，税后收入将平均增长9%，而低收入家庭最有可能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而花费更多的现金，这些消费将为其他人和企业提供收入，反过来将有助于加速经济复苏。
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最近估计了拜登的经济救济提议对收入的影响，发现他增加儿童税收抵扣的计划具有1.25的短期财政乘数，这意味着2021年第一季度每支出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会增加1.25美元。
帮助贫困儿童也将带来长远的社会效益，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对儿童的财政救济将在未来几十年产生巨大的好处。
哥伦比亚大学贫困与社会政策中心表示，改进后的儿童税收抵扣计划每年将花费1000亿美元，但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带来8000亿美元的社会利益。
给家庭直接发放补贴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会更健康，收入更高，而这些收入又会带来额外的税收；拥有了一个更好的开端后，这些孩子们不太可能被纳入儿童福利体系，也会较少触犯刑法。这不仅能为这一代的父母们减负，也能为下一代人减负。
能永久化吗？
22年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解决英国儿童的贫困问题。当时，超过25%的英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中。
这场运动的核心是政府对有孩子的家庭发放补助，在这项计划实施8年后，英国儿童贫困率下降了一半。
如果儿童税收抵免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项永久性规定，美国将向包括英国、德国、瑞典、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靠拢，这些国家享有普遍的儿童福利。
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在儿童早期发育期间向家庭提供额外收入，对孩子们未来的健康和教育成就有重大好处。例如，对加拿大的儿童津贴进行的分析发现，津贴扩大后，对儿童的考试成绩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每月津贴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在美国，每八个孩子中就有一个生活在父母滥用药物的困扰中。所以，儿童税收抵免将能产生巨大的帮助，但是美国还需要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对父母的成瘾治疗和其他支持，对无家可归问题更主动的扶助。
这听起来很昂贵？但减少儿童贫困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估计，儿童贫困导致美国成年人生产力下降、犯罪率上升和医疗保健成本上升，每年造成8000亿至1.1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损失，这表明减少儿童贫困是整个社会所能作出的最明智的投资之一。
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贾森·弗曼（Jason Furman）所说，“对儿童的投资不仅仅是施舍，而是鼓励。让我们停止虐待我们国家的孩子，赋予他们更多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