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过去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国内生产总值从不到70万亿元增加到超过100万亿元。政府工作报告用一系列数字勾勒出2021年施政目标,其中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2020年,我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超过100万亿元大关的同时,人均GDP也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开始向高收入国家人均GDP 12535美元的新高度进军。

此“收入”非彼“收入”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是世界银行制定的、用以衡量各国经济水平的标准体系。按照世行的规定,应该使用人均GNI(国民收入总值)为口径。不过,我国多年来GDP和GNI的数值差异不大,因此用GDP来代替亦无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GNI中文译名“国民收入总值”中的“收入”容易被公众误解。其实此“收入”非彼“收入”。GNI中的“收入”是指经济统计意义上的原始收入总额,而非公众日常经常使用,主要指个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收入”,前者的范围要比后者大得多。

同时,“高收入国家”并不等于发达国家,更不等于国民普遍富裕。这个“高”可以理解为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19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全球人均GDP为1.14万美元,预计2020年可能会降至1.04-1.06万美元。中国目前恰好是在这一平均线上。

更何况,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目前仅是12535美元,绝对高度很有限。通常认为发达国家入门的人均GDP要达到3万美元,大体相当于意大利、韩国的水平,比“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高了近三倍。

此外,发达国家的门槛还包括经济结构、社会治理水平等其他指标等,人均GDP仅是标准之一。

因此,顺利晋升“高收入国家”目标完成,只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半程,后面的路还很长。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戒骄戒躁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是个伪命题

当然,我国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开始迈向“高收入国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性标志。“中等收入陷阱”的阴影正在褪去,而这曾经是唱衰中国经济的主要理由之一,现在看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像是个“伪命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长期陷入停滞乃至倒退的现象。这一现象有一定的统计依据,但是从未形成过成熟的理论。

二战结束时,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其后大部分拉美国家又经历了30年左右的高速发展期,纷纷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这些国家纷纷陷入经济停滞和倒退的泥沼中,从此难以自拔。

这一现象被一些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产生了一些流行的理论。然而,“中等收入陷阱”是普遍的经济模式,还是拉美地区特定经济环境与政策的产物,一直存在争议。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并不高

东亚模式的日韩两国,从人均GDP 5000美元到30000美元的发达国家标准,是一个连续增长的过程,并没有“中等收入陷阱”的迹象。和韩国同属亚洲“四小龙”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及新加坡,也是如此。东亚地区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免疫,更对相关理论提出了挑战。

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陷阱”更大程度上是拉美模式的模式病,而不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拉美国家普遍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资源红利”助推了经济高速发展,跨入中等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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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宗商品周期结束后,经济发展停滞是必然的。而且,拉美长期盛行经济民粹主义,在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绩后,纷纷搞起了“进口替代”,其政府大规模干预市场,以不切实际的高福利目标进行再分配,造成经济紊乱。经济压力传导至政治领域,导致政局动荡,进一步陷入恶性循环。这就是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反观东亚模式,以“人口红利”发展外向型制造业起步,逐步形成经济多元化的稳健经济结构。这和拉美模式有着根本不同。而且,东亚各国各地区尽管政治制度不同,但是政治稳定度高,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础扎实,市场运作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较为合拍,经济表现优于拉美各国也是必然的。

中国经济发展显然更接近东亚模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并不高,这几年的经济表现充分证明了中国经济的健康程度。以“中等收入陷阱”唱衰中国经济,是没有依据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所谓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反思说法盛行,进行罔顾事实的张冠李戴,则有误导政策和舆论之嫌。

这些所谓反思,片面强调政府的再分配职能,敌视市场,反经济全球化,盲目追求高福利化,实际上是一套拉美化的政策,这种论调有把经济发展带入拉美模式泥淖的风险。

一些国家经济民粹主义抬头值得警惕

当然,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并不意味着在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风险。

经济发展总是会存在风和变数,停滞和衰退在各个经济发展阶段都可能发生。

比如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人均GDP从1995的43440美元下跌到1998年的31902美元。还有希腊,人均GDP从2008年的31997美元下滑到2015年的18167美元,至今没有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此外,还有一些欧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其中都有政策失误的人为因素影响,其中的教训值得吸取。

这些国家比较显著的共性是政府财政扩张过快和过度干预市场,在财政-货币政策领域,或大举借债,或货币放水,或税负过高,结果都是政府以扩大财政汲取度的方式,集中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却无法有效利用。过度的福利支出和大量劳而无功的公共事业投入,导致经济透支。

与此同时,对市场恣意干预和管制,导致经济效率下降。这些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陷阱。这些政策的背后都有经济民粹主义作祟。近年来美国经济也出现了经济民粹主义抬头的不祥之兆,这对全球各国,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既是警示,也是威胁和障碍。

“十四五”中国经济将是全球聚焦热点

中国经济显示的活力,举世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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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有的6%以上的经济增速,我国在“十四五”期间达标“高收入国家”人均GDP 12535美元,没有悬念。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潜力,庞大的人口支撑国内市场繁荣才刚刚起步,大量优质资产还没有被有效利用。只要政策得当,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应无问题。

长远来看,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大威胁是人口结构,少子化-老龄化会造成经济活力的降低、财政负担加重。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配合。其他难点,只要政策应对得当,都不会阻挡中国经济的前进步伐。

走向“高收入国家”意味着我国经济将从GDP总量的规模追求,进入了“人均化”的效率追求。从求规模到重质量的转型,远比人均GDP的提升更为艰巨。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时代,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关乎全球经济的未来命运。“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将是全球聚焦的热点。

编辑:柯锐 实习生:余丹 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