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Whitlow Del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日本福岛——在接连而至的地震和海啸摧毁了离他们家20公里的一座核电站后，小林智子(Tomoko Kobayashi)和丈夫加入了疏散队伍，他们以为几天后就能回来，所以把他们的斑点狗留了下来。
然而，一走就是五年。即使现在——在2011年3月11日那场致命的自然灾害引发了灾难性的堆芯熔毁十年后——日本政府也没有完全重新开放福岛第一核电站半径20公里疏散区内的村庄和小镇。即使政府这样做了，许多以前的居民也没有返回的计划。
有些已经返回的人认为，冒着残留辐射的风险回家是值得的。还有些人是为了重新开业，比如68岁的小林智子。
“我们有回来的理由，也有回来的能力，”经营一家旅馆的小林智子说。“在某种程度上，这讲得通。”
然而，他们返回后看到的福岛，常常给人以恐怖而不是惬意的感觉。
例如，为了防止海啸以后冲击核电站，附近的太平洋海岸线上建起了一座庞大的新防波堤，看上去与这个曾经以桃子和一种粗拉面闻名、充满田园风光的地区很不协调。
在双叶町等附近小镇，柏油路上长出杂草，野藤爬上无人居住的公寓楼外墙。
一辆曾经可能载着主人去学校或杂货店的自行车被遗弃在杂草丛中。
对许多返回者来说，回来是一个重新发现让他们感到熟悉，同时环境又对他们不利的地方的过程。
“总有人问我，‘你们为什么回来？回来了多少人？’”小林智子说。但我想问的是：这样问有意义吗？那个地方已经不存在了。”
2011年3月发生在日本北部的那场灾难造成逾1.9万人死亡，引发全球反思核能的危险，也让福岛这个地名与切尔诺贝利在国际上有了不相上下的坏名声。
在日本国内，这场灾难的影响仍给人一种近在咫尺的痛苦感。政府提出的将大约100万吨受污染的水排入大海的议案，激怒了当地渔民，起诉政府和福岛核电站运营商的案件正在进入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过程。核能问题仍给人带来极大的焦虑。
在福岛核电站周围半径好几公里的地方，仍有不少实物提醒着人们那场迫使大约16.4万人撤离的事故。
在距小林智子家约30公里、离海更远的葛尾村，临时废弃场里堆放着带有放射性的土壤。从远处看，这些绿色的土堆就像米色地毯上放置的儿童玩具。
双叶町一座佛教寺庙的院子里，仍堆落着地震造成的碎砖乱瓦。
在福岛的一些森林里，科学家们发现了辐射持续存在的证据。
每当新的风暴袭击日本太平洋海岸线时，福岛县都有一些人会因十年前灾难的记忆而不寒而栗。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这将是个没有多少人可以居住的地方，”居民柳沼博良(Hiroyoshi Yaginuma)说，两年前，一场台风在附近登陆时，淹没了他在工业城市郡山的一家汽车修理店。
在浪江町也有这种感觉，那里堆放着一袋袋放射性废料。
或是在浪江町的津岛区，由于辐射，那里的许多房屋遭到拆除，一些道路两侧现在只有空空的地基。
或是在曾经种过南瓜、萝卜和葱的农田，那里现在都已休耕。
撤离疏散区的年轻家庭已经在其他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在福岛各地，为吸引以前的居民回来，地方政府已修建了新的学校、道路、公共住房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有时来自福岛核电站的运营商。
一些60多岁或年纪更大的居民看到了它的吸引力。他们很难想象在其他地方生活。
“他们想回老家，”71岁的加藤纲男(Tsunao Kato)说，他在没有恢复自来水供应之前，就重新开张了他家已经营了三辈的理发店。“他们想死在这里。”
加藤纲男的理发店位于南相马市。他说，好的一面是，缓慢消失的辐射威胁不像新冠病毒的威胁那么直接。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在让人想起核灾难的地方——住在街灯下的十字路口空荡荡的城镇里，是某种令人感到惬意的保持社交距离。
放在双叶一所幼儿园里的雨伞已经十年没人用了，它们不再为人们遮风挡雨。
附近，一座倒塌的房屋仍在等着拆除。
James Whitlow Dela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加藤纲男说，虽然他为能回来感到高兴，但他仍在想留下来的愿望和知道在别的地方住可能更安全的想法之间犹豫不决。
“逻辑与情感互不相融，”他说。“就像油和水一样。”
与加藤纲男一样，九级地震发生时，小林智子也在经营一个家族企业，她经营的是一家旅馆。她的家族在好几代人前就拥有这家位于南相马市的旅馆，母亲2001年退休后，旅馆传到了她的手里。
旅馆在海啸中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但小林智子一家将其修复并重新开业。（他们家的斑点狗在核事故中幸存下来，是在旅馆修复完工之前死的。）
她说，他们没指望会来很多游客，而是希望为那些想回到这里但又无处可住的人提供服务。
“镇子里什么都没留下来，”她说。“如果人们想回来，他们需要从头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