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中国全国“两会”上,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的涉港表述可谓意味深长。韩正在接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时,除了重点谈及这次“两会”主要涉港议程香港选举制度修改之外,还向委员代表喊话,要求他们支持港府解决经济民生领域的深层次问题。

3月6日,韩正在北京会见港区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据香港01报道,与会的香港民建联主席、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李慧琼称,韩正多番要求政协委员向特区政府提出方法,切实有效地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房屋及经济发展。3月7日,韩正又在北京会见港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据香港01报道,韩正提到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林郑月娥领导的香港特区政府,一起做好长远规划解决贫富悬殊、住屋等问题。香港电台亦有报道,与会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田北辰说,韩正亦指香港的深层次问题是房屋问题,未来治港的爱国者要牢牢记住。



3月6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会见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港澳地区政协委员并参加讨论。(新华社)

除此之外,3月7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发布了韩正与香港代表团会面的片段。其中,韩正提到香港住房问题有其历史和发展过程,“解决这个问题,难度是很大,但总要有解决开始的时候,如果一直就这样,没有、也形不成共识,也没有(解决)办法,一有办法就在立法会‘拉布’,最后损害的是全港老百姓的利益。”一句“总要有解决开始的时候”意味深长。韩正如此多番要求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不会只是说说而已。

韩正是负责分管香港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面对香港这些年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在前年严重骚乱后暴露出来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其希望这些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的愿望可想而知。然而香港是个鱼龙混杂之地,泛民与建制派都有各自深度绑定的利益,动之则可能招致新的动荡,不动则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而商界就潜伏在这些问题背后,是阻挠改革的主要势力之一。现在韩正明确表态“总要有解决开始的时候”,可视作对香港商界的示警。

众所周知,香港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大多非富即贵,不少都是香港商界的代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早在港英殖民时期,香港就一直是官商共治的社会结构,商界在香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凡事难免有两面,商界既在香港经济发展,崛起为“东方之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推手作用,又垄断了香港大部分发展红利,造成贫富悬殊、住房难、阶层流动通道堵塞等深层次矛盾。

上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期间,北京为了确保香港平稳回归,安抚人心,曾推出被外界不少人称之为“许家屯路线”的统战策略,即团结和拉拢以商界为重点的香港精英阶层,其结果是港英时期的官商共治结构在香港回归后得到承袭甚至强化。这虽有助于香港回归后的稳定,但反过来让香港深层次矛盾在资本的扭曲下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2010年11月27日,香港一位78岁老人坐在他的笼屋里。这反映出香港底层市民住房之难。(VCG)


不止如此,商界还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北京惠港红利,导致北京难以赢得香港人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香港天大研究院副院长伍俊飞曾对多维新闻表示:“出于关爱和统战的目的,北京一直向香港输送利益,出台了《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自由行、内地企业在港上市、沪港通等诸多惠港政策,但受益的主要是资本阶层,基层和中下阶层的利益无人理睬,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这实际上把基层和中产推向了反对派阵营。”

多维新闻曾一再主张,香港问题除了包括亟待解决的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之外,还包括更为基础、事关长远稳定的深层次矛盾。北京治港团队如若不能在解决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之后,尽早下大力气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香港将始终难以真正回归稳定。

不能否认的是,北京强势出手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站在北京的角度来看,固然有一套逻辑自洽的解释,但在香港社会的确缺乏认受性,与相当比例港人的期待大相径庭。在此情况下,北京治港团队只有通过改革后的施政来解决港人普遍关切的深层次矛盾,让年轻人有更多更公平的上升空间,让广大中低收入群体不至于再被生活窘境压得喘不过气,让港人看到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希望,才可能消除他们的不信任情绪,才能最终赢得人心。已故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说过,香港“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北京能否让香港社会相信改变是为了更好,一个非常关键的评判依据是能否尽快解决深层次矛盾。

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自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以来,北京治港在频繁强势出手,不惧争议解决问题的同时,罕见地反复强调要推动解决香港经济民生领域的深层次矛盾。

例如,2019年底林郑进京述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明确要求林郑“加紧研究解决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今年1月27日李克强在以视频连线形式听取林郑述职时再度强调,希望港府“积极回应市民最迫切的需求,下大力气做好民生改善工作”。

2月5日,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发表新春讲话,谈及他对于香港未来的四个判断,其中包括“拿出更加精准有效的施政措施,逐步破解就业、收入、土地、房屋、医疗等重大民生问题,解决影响广大市民生活的深层次矛盾”。2月22日身兼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谈到“爱国者治港”时,提及香港选举制度修改的一个原则是行政主导,提升施政效能,“从而把各方面力量汇聚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个第一要务上来”。

长期以来,港府在解决深层次矛盾方面一直不得人心,总是被诟病为小修小补。这其中固然有港府缺乏魄力,施政备受掣肘,深陷旧有认知迷思和复杂利益结构的因素,但同时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精英阶层的自私密不可分。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不能不出面帮助港府解决深层次矛盾。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说过,现时最重要的民生问题是房屋问题,不少市民置业有困难,不能有良好居住环境,北京将会大力支持政府克服障碍。

今次韩正在“两会”上多番要求囊括香港多数精英阶层尤其是商界代表的港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协助港府切实有效地解决深层次矛盾,不失为对以商界为重点的香港精英阶层的提醒和警示,意在告诫后者应该主动摆脱狭隘利益的束缚,配合港府采取大手笔的结构性改革措施。

鉴于北京一直以来的行事作风,在现阶段只是提醒香港精英阶层尤其是商界作出适度改变,但如果他们迟迟未能落到实处,甚至妨碍香港结构性改革,那不排除以后直接施压的可能。当然,不论是从北京和香港的角度,还是从香港精英阶层尤其是商界自身利益的长远考虑,香港精英阶层尤其是商界主动作出改变,让香港变得公平正义,才是最为务实、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