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近年来北京治港政策发生明显调整的一个体现。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作为一位敢于作为的强势领导人，他不仅深刻改变中国内政外交，被外界普遍称为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而且在治港层面也着力匪浅。当他的强势执政风格，与近些年管治危机不断，本土分离主义日渐肆虐的香港狭路相逢，势必发生激烈对撞，产生一连串化学反应，催生北京以更强势主动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
在2014年香港占中前夕，北京就因应香港激进主义、本土分离主义的压力提出了全面管治权这个概念，占中结束后又愈发强调“一国”底线，人大释法精准打击港独，出台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落实港人在内地同等国民待遇等措施，加快将香港纳入国家发展大局。
2019年7月1日，修例风波期间，一群激进示威者暴力攻击和闯入香港立法会大楼。（Reuters）
2019年因为港府修例引发的震惊世界的骚乱，更是促成北京下定决心以更大幅度来调整治港路线。自当时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涉港政策后，不论是两办（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主官调整，中联办大规模换人，两办频繁发声，港版国安法制定实施，还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立法会议员履职资格作出决定，和今次香港选举制度修改，都是在重新定义陆港关系、央港关系，重塑香港管治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选举制度修改绝非习近平任内北京治港最后一个大动作，北京可能还会有更多重塑香港管治的措施陆续推出。可以说，习近平已经做的和今后可能要做的治港工作，无异于重建香港“一国两制”，是香港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上一个对香港有如此大影响的重要转折点，当推邓小平及其继任者完成的香港回归。当年邓小平为了和平收回香港，实现香港和国家的最大程度双赢，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构想，并以此制定香港基本法，定义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关系，建立香港基本管治制度。
1997年香港的回归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开始，英国殖民主义在中国彻底结束，香港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模式“一国两制”，邓小平对香港的政治想象成为现实。香港回归24年以来的实践，用事实证明邓小平创建的“一国两制”确实是最合适的构想，既最大程度兼顾了香港实际情况，让几百万港人继续保持原有生活方式，又契合中国国家统一和国家发展大局。邓小平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也成为香港与内地社会最认可的中国领导人之一，时至今日，他就香港的论述依然是北京和香港的理论依据。
1990年6月，邓小平（左）与香港著名企业家包玉刚（右）交谈。（VCG）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当国际格局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方政治经济治理体系竞争日益凸显，作为中西方重要交汇点的香港势必面临着巨大的迷惘和困境。自殖民地时期就存在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在香港回归后愈演愈烈，与陆港矛盾、本土分离主义和高度泛政治化、意识形态撕裂严重的社会结构相互叠加，成为香港近年来危机频发的主因。而作为政治主体的中国内地社会在习近平思想引领下向社会主义传统价值加速回归，也在内地和香港两种制度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
习近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试图重建香港“一国两制”，彻底扭转回归初期的“井水不犯河水”治港路线，让香港“一国两制”进入2.0时代。所以从客观影响来看，习近平是邓小平之后在香港治理上着墨最深的中共领导人，他将香港“一国两制”注入了很多新的内涵，将这个由邓小平初创的制度设计推进到了2.0版。当然，习近平和邓小平不同，因为他们的历史任务不同，政治性格也不同，所以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尤其是在香港和西方，很多人还认为习近平是在否定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主张。但站在今天北京的角度，从推动香港政制变化的视角，习近平是在新的形势下因应香港回归以来尤其是修例风波暴露的短板，重建香港“一国两制”，却在某种程度上正扮演着新时代第二个邓小平的角色。
2021年1月27日，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连线方式听取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述职报告，并特别强调了“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性。（新华社）
所不同的是，邓小平推动完成香港回归，初创“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历史也已经证明了他不可动摇的制度开创性地位。而习近平今天能否完成挑战，成功将“一国两制”推进到2.0版，能否在重塑香港宪制制度的同时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完成香港人心回归，还面临种种最严峻的现实考验。他能不能在香港宪制发展上成为第二个深孚众望的邓小平，相信随着事态演变，若干年后，历史也会给出准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