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透了历史的叙事主线，也许你就能明白中国加速推进碳中和的奥义。
2021年的两会，对中国未来影响最大的或许不是房地产调控，也不是重设GDP增长目标，而是 “碳中和”。
“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个时间表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做出一个划时代的承诺。
很少有人清楚这个deadline意味着什么。
发达国家基本在上世纪就达到了排放峰值，它们有50-80年时间完成碳中和目标。而中国给自己划定的过渡期仅仅30年，而且工业化、城镇化仍在途中，这意味着中国又给自己出了一个misson impossible。
回顾历史，过去四十年中，中国有好几次这样倒逼自己——1979年的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有现在的碳中和。
都是设定一个高目标，然后努力接近、达到甚至超出最终的设想。
碳中和普通人也许只看到了节能减排，但是这却是国家战略的重要一跃，中国抢的是新能源技术时代的战略先机。
这不是弯道超车，这是堂堂正正的直道超车。
大国博弈，要的就是这个气势。
新的世纪竞赛加速到来。
低碳时代即将引爆新一轮工业革命。
气候变化已经是全人类的生存危机，为了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目前已经有超过120个国家、2/3的经济体加入碳中和的大转型中，主要经济体都承诺在2050年前后实现。
这个趋势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催生出更多的“绿色低碳”新兴技术、产业和商业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的生产流程和技术路线发生深刻变革。
发达国家煤炭消耗比例已经下降到30%-40%，美国低至20%，转型难度并不大。
中国呢？因富煤缺油少气的化石资源禀赋，煤炭消耗比例还在59%左右。
如果再花30-40年重复发达国家的能源转型老路，那时全球新一轮的产业布局、地缘政治重构和话语权分配已经结束，中国又慢人一步。
事实上，国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却可能不知道中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大新能源生产国。
这不仅是一次能源革命，更是一场重塑未来全球经济秩序的工业革命。而中国早已在为未来进行着准备。
从去年开始，双循环很热。其实，“低碳化”已深深嵌入双循环经济中。
在外循环中，高碳产业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会加快失去竞争优势。
大家很快就会看到，也许就在2021年，碳定价权博弈将会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内容之一。
所谓碳定价，就是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设置一个价格，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生产、消费、投资向低碳转型，方式主要是碳税和碳排放交易。
目前各国的碳定价差别大，平均定价低。据 IMF 估算，全球平均碳价格仅为 2 美元 / 吨 。世行2020年的报告显示，全球碳价从低于1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到 119 美元 / 吨二氧化碳当量不等， 碳定价机制所覆盖区域的碳排放量中， 近一半定价低于10美元/吨。
已实施碳定价机制的碳价 来源：世界银行
中国试点的碳价大幅低于欧盟。为了保护欧洲企业的竞争力，欧盟为此提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简单来说就是要收“碳关税”，计划今年6月份宣布具体方案。
“碳关税”大棒高高举起，而且欧盟极大可能会先拿钢铁、水泥行业开刀。
中国的出口市场主要在欧美，钢铁、化工等高排放的制造业产品又占大头，碳壁垒 也许很快就会成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面临的新壁垒。
碳定价对中国的产业要求激增，长期来看确实会保护生态环境，倒逼中国高碳产业加速调整，但却要以牺牲中国外贸的成本优势、限制现阶段的优势产业来实现。
大众汽车就要求中国钢铁企业提供的钢板要制定“可测量、可核查、可报告”的碳中和行动计划和路线图，如果中国钢铁企业拒绝，那就可能面临高额关税。
有多个研究测算，随着碳关税税率的增加，中国各产业的产值会不断下降。而且，当碳关税税率分别为30美元/吨和60美元/吨时，就业人数将分别下降1.22%和2.39%，越高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越大。
如果中国的传统产业不尽早应对，会非常被动。
在内循环中，绿色低碳经济是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可再生能源不仅能让中国把能源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有潜力成为世界绿色科技超级大国。
目前，中国的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制造规模和部分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相比于 2010 年，2019 年中国光伏发电成本降低了82%，陆上风电降低了39%。
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氢能生产国和消费国，生产了全球超过一半的电动汽车，生产了全球超过60%的动力电池。
清华大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预估，在今后30年，中国若要接近实现净零排放，需要低碳投资138万亿元。
高盛研究部预计，到2060年，中国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超100万亿），创造4000万个净新增工作岗位并推动经济增长。
百万亿级别的投资机会，意味着中国固有的经济体系会发生颠覆性变化，意味着绿色低碳有望成为动力源来畅通中国经济的双循环。
表面上看一切只是为了低碳环保，本质却是一个基于新能源的工业体系全面升级的新战场。
与其被动迎接，不如主动出击，争夺筹码。这就是中国的策略。
工业体系全面升级的阶段性目标是什么？“打造一个基于零碳能源的新工业体系。”这也是远景科技集团CEO张雷在本次两会中提出的建议。
他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不仅将因零碳新工业体系获得外循环的“绿色通行证”，绕开碳关税，而且还因去碳而成本更低，中国制造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中国将从“人口红利”转向“绿能红利”，成为全球零碳新工业的中心。
张雷还认为，工业体系去碳化带来的重构，提供了中国高端制造业“换道超车”的机会，在交通领域，中国的动力电池技术正在取代德国擅长的发动机技术;在发电领域，中国的智能风机正在取代美国擅长的燃汽轮机；在材料领域，中国崛起的合成生物技术将超越传统的化工技术。
这会是中国制造又一次腾飞的机会。
那么，中国哪个地方最有潜力率先建立起零碳新工业体系呢？
答案可能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就是在之前热议的南北差距日益被拉大的北方地区。
现在中国GDP前十的城市中，北方城市只剩下北京一座城市，拿南北前十的城市总量一一对比，南方城市GDP除京沪外，几乎都是相对应北方城市的2倍。北方经济模式以重工业为主，过度依赖资源，在过去长达9年的大宗商品熊市中抵抗力太低，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工业利润遭到严重挤压。
而中国的风能资源高值区主要分布在 3 个地带：一是包括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北部风能资源丰富带；二是沿海风能资源丰富地带；三是青藏高原腹地。
在未来十年，可再生能源将首次成为中国增量能源需求的主力。而根据2019年中电联发布的《煤电机组灵活性运行政策研究》显示，三北地区的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分别占全国的72%、61%。
据远景CEO张雷称，三北地区的风电成本和青海等地的光伏成本已在0.2元/度以下，2023年成本更将降到0.1元/度。
在低碳经济的转轨上，三北地区无疑是赢在起跑线上了，历史从不会轻易放弃谁！
围绕新能源重构工业体系，将会使中国广大北方、西部摘掉“高碳耗”帽子的同时，赢得后发制人的契机。
历史无数次证明，仅凭资源是无法实现一个地区经济的高科技、高质量、高效益发展的，反而容易陷入“资源诅咒”中。
工业体系的建设决定了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的历史和未来。在旧工业体系中，交通和资源一般象征着先进生产力。
比如在东南沿海地区，当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时，海岸线和深水港口就是建成工业体系的无形之手。
比如在长江经济带，航道长，连接的腹地深，航运价值高，就带动起了沿岸的平原形成像“珍珠链”一样的工业集聚。
比如在内陆地区，铁路能连接到的城市，命运就会被彻底改写，如果还是资源型城市，历史上总有过高光时刻。
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东北地区就是典型。
清末俄国在东北修了一条中东铁路，成功把这块当时仍是由柳条边墙“保育”的龙兴之地带入工业社会，由此奠定了东北工业体系的发展格局。
仔细看地图，东北的工业城市基本都是沿着中东铁路呈现T型带状分布。
最戏剧的一幕因此出现，当初中东铁路故意绕开黑龙江经济中心齐齐哈尔20多公里，穿过小渔村哈尔滨，不通当时吉林的省会吉林，反而连接了长春，不去旅顺军港，而是选择大连成为最南。最终，齐齐哈尔被哈尔滨冲击，长春替代了吉林成为省会，大连成为东北亚举足轻重的大港。工业体系不带你玩，你就会被彻底抛弃。
后来还有一系列资源型城市的崛起，比如石油城市大庆，因煤而建的辽源、鹤岗。随着资源日渐枯竭，更多东北城市也陷入收缩中。
如今的东北，本身工业基础雄厚，但主要是以钢铁、机械、能源、汽车、造船等重工业为主的高耗能产业，在面对“碳中和”目标时，转型和减排压力有多大不言而喻。
但你再看看东北现在空守着一座宝山，想不痛心都难。
吉林省风电资源开发量位居全国前列，可开发规模超过 5000 万千瓦，即使在不考虑特高压外送的前提下，可再生能源完全可以满足本省用电需求。特别是西部地势开阔，年发电量超过3400小时，跟火电上网价持平甚至还可以更低。
但吉林省目前还未有效搭建起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的配套系统，风电资源开发量不足20%，加上当地缺煤，火电装机少，导致吉林省大工业平均电价一度达到 0.56 元/kWh，完全无法体现当地低成本的绿色电力优势。
企业用电成本高，形成高科技产业的集群效应困难重重。
但吉林省也有把绿能资源转换为产业升级力量的典范，比如吉林白城。
2014年白城被国家列为新能源示范城市首批创建名单，截至2019年，白城共并网风电项目333.5万千瓦，并网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132.3万千瓦，生物质能装机规模9万千瓦。
2018年白城瞄准氢能，野心勃勃提出要打造“北方氢谷”，力争到2035年，白城风电装机2000万千瓦、光伏装机1500万千瓦，年生产氢气能力达百万吨级，产值近2000亿元，累计投资可达2000亿元，创造就业机会5万人以上，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能源与氢能区域产业集群。
没有技术、资金的涌入，这一切当然无从谈起。但如果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那么振兴东北最好的机会也将失去。绿色能源产业，可以成为地区振兴的“第一推动力”。
低成本绿色电力不仅是产业和科技的制高点，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竞争力，将推动地方产业转型和新工业体系的建立。
不过，资源禀赋和历史积累并非竞争力的关键，简单建厂生产出几台新能源汽车、几块光伏组件，也不叫建成体系。
新工业体系和旧工业体系不变的是，必须要对地区经济发展有带动作用。而最大的变化是要基于碳中和的目标，对整个工业生产工艺、技术、产业布局作出一系列的调整，形成绿色能源科技的产业集群。
这是在新能源革命的基础上，围绕“零碳”技术作出的全局性、系统性调整，拼的是学习速度和绿色资源的高效开发，是用低碳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手段实现产业升级。
以重工业为主的三北地区不能再错失零碳的发展先机了。
三北地区还有一条产业快速升级的路径，那就是多引入高能耗企业。
只有创造出足够的需求，才能就地消纳发展绿色产业，实现工业振兴。
说到这里，肯定很多人要反对了，这不是污染转移吗。
别急，高能耗也可以是零排放。
先说说近来发生的比较奇葩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
去年底，浙江义乌因为要落实十三五期间的节能指标，尤其是单位GDP能耗，于是向全城下达了“限电令”。
据财新报道，这一要求落入基层之后，迅速走向极端，直接导致了义乌三天“灭灯”，影响了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
第二件事：
内蒙古计划4月底前关停所有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因为挖矿实在耗能太大。所以这个事也被称为“电子矿难”。
即便碳中和在高层已经得到了高度重视，但基层往往理解不足，也缺乏相应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手段，在能耗的考核指标下，只能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减少高峰用电负荷，直接限电。
但中国发展还是大势，不能被能耗指标束缚了手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四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这两项指标将作为约束性指标进行管理。
张雷认为，十四五期间要从考核“能耗”向考核“碳排放”过渡。进一步完善能耗双控制度，引入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现有的能耗考核方法不区分绿电和煤电，可再生资源丰富的地区没有动力打造先进的能源体系发展当地的产业。
那些绿电资源丰富的地区工业欠发达，往往把发出的绿电输送出去而不是本地消纳，绿色能源优势没有体现出来。鼓励这些地区加速开发绿电，可以吸引高能耗产业，构建零碳产业体系，实现绿色发展。
例如内蒙古的乌兰察布，陆上风电资源得天独厚，利用绿电交易和储能技术建立新能源体系，就能把绿电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绿电与发展结合得越好，发展的空间越大，如中国海上风电资源丰富的盐城打造的千亿级绿色装备制造业、白城利用丰富的风电资源大力发展绿色制氢，进而打造新工业体系。
欧盟环境署的“碳中和”指标中，也是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和排放强度作为衡量标准。中国的考核体系也应该有所改进。
一场从煤碳和油气，化石能源撤资、投资可再生能源的运动已经在全球迅速壮大。
伦敦智库“碳追踪计划”公开报告称，随着电信、电力、交通运输和建筑这四大责任行业开始与化石燃料脱钩，转向更便宜的绿色能源，幕后的激烈斗争可能将导致化石燃料“约100万亿美元的资产面临‘碳搁浅’”。
美国作家杰里米·里夫金断言，碳泡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泡沫，化石燃料文明的崩溃，可能发生在2023到2030年之间。
这不是危言耸听。中国各行业都要从底层逻辑去重新理解碳中和转型带给中国工业体系的革命性挑战与机遇。
事情已在起变化。
两会前，工信部就表示中国钢铁冶炼能力要大幅压缩。而欧洲早已经开始布局用可再生能源制造的绿氢来冶炼钢铁。
这是新的一轮产业大洗牌，中国制造必须主动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