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卫夕指北（ID：weixizhibei），作者：卫夕，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两个有趣的故事
要理解这个世界的“势利”，我们先来读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关于小说家史蒂芬·金。
史蒂芬·金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小说家，他的众多作品都被好莱坞搬上过大银幕，比如《肖申克的救赎》《闪灵》《绿里奇迹》。
然而大众不甚了解的是，除了作品之外，他还做过一件极为有趣的事：
1970年代，当时美国的小说出版界有一个传统，认为一位作家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出版多部作品会损害作家的品牌和销量。
因此他们居然会有一些在今天看来非常奇葩的不成文规则：
比如史蒂芬·金的出版社就和他商定：一年只能出版一部作品，然而史蒂芬·金是一位多产的天才，七八十年代又正逢他创作的高峰，创作欲望汹涌澎湃。
如何突破这个一年一部的规则呢？
作家天生的想象力让史蒂芬·金决定：让规则见鬼去吧！
但他的应对之策并非公开挑战，而是给自己取了一个另外的笔名——理查德·巴赫曼（Richard Bachman）。
1977年，替身“理查德·巴赫曼”出版了第一部作品《Rage》。
史蒂芬金对这个替身的细节做的很到位，他还在书的封底给巴赫曼拍了一张照片，而这个照片对象的真实身份是他出版人的保险经纪人。
甚至他还给“理查德·巴赫曼”写了一段极为传奇的个人介绍——
理查德·巴赫曼，出生于纽约，曾在海岸警卫队任职四年，随后又在商人海军陆战队工作了十年，退役后在新罕布什尔州中部的农村定居下来，在那里经营着一家中型奶牛场，晚上写作。
史蒂芬·金出神入化的微操没有让任何人发现可疑之处，于是，在接下来7年里时间里，他用这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名字发表了四部小说。
然而，和风靡一时、金光闪闪的“史蒂芬·金”这个名字相比，“理查德·巴赫曼”是一个没有任何知名度的新晋作者。
没有任何意外，这四本书上市四年销量非常惨淡。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1985年，华盛顿一位名为Steve Brown的书店店员发现了理查德·巴赫曼的写作风格和史蒂芬·金非常相似。
于是他公布了这个猜想并举出了很多证据，两个月之后，面对这些非常细致的证据，史蒂芬·金终于承认了巴赫曼的真实身份正是自己。
1986年，史蒂芬·金重新用自己的名字出版了“理查德*巴赫曼”的这些书。
神奇的事情毫不意外地发生了——
理查德·巴赫曼过去的书卖得最好的一本也不过才卖了2.8万本，但作者换成史蒂芬·金之后，这些改头换面的书总销量超过300万本。
完全相同的书，如此悬殊的销量。
多么“势利”的人类！
无独有偶，英国著名作家JK罗琳也做过几乎同样的事情：
在写作完《哈利波特》系列之后，她用两年的时间写完了一本新类型的小说——《杜鹃在呼唤》。
但她并没有用自己的真实的名字出版，而署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名字——罗伯特·加尔布雷思（Robert Galbraith）。
这本书于2013年在伦敦出版，出版后三个月内仅卖出1400本。
然而当2014年7月《星期日泰晤士报》发现罗伯特·加尔布雷思其实就是JK罗琳的时候，这本书的在亚马逊上的销量排名从4709名火速窜升到了第3名。
变化就是这么明显。
二、人类的“势利”是写在基因里的
没错，人类从来就是这样势利！
人类的势利的本质在于“标签化”看问题，而“标签化”看问题其实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理性的选择——
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把“老虎”打上“危险”的标签，遇到老虎，人类不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先看看这只老虎花纹有没有异常、有没有牙齿，有没有攻击性，然后再决定逃跑。
可能会有这种人，但这种人很显然没有留下后代，而那种看到老虎马上想到危险的然后跑掉的“标签式”看问题的人类生存了下来，我们都是第二种人类的后代。
所以，“势利”其实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是：一个小孩，即便只有三岁，他就已经具备了一种能力——判断一个房间里谁是主导者的能力。
看，势利真的是刻在人类基因中的。
我们还能观察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们使用“势利”这个词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去形容一个人，而很少把它用来形容一个组织，我们几乎从来不会说一个公司势利、一个国家势利。
一家VC在一创业公司的天使轮判断它可能没有前景，决定不投资它。
然而两年过去，发现这家不被看到的创业公司竟然飞速发展，数据及其漂亮，这时候它依然会非常主动毫不犹豫地继续抛出橄榄枝，甚至领投下一轮融资。
如果从人的角度看，这是典型的势利，但这就是风险投资圈每天都在上演的桥段。
作为一家投资机构，天使轮的不投资到下一轮的领投都是在各自时间点的理性行为，没有人会将这种行为称之为“势利”。
一家电影院在决定排片的时候最初会根据导演名气、演员名气、宣传力度等因素进行排片，通常大片排得很满，相对小众的电影则排片很少。
但只要上线一小段时间，电影院的排片就会根据上座率和人气来进行排片，一旦某个小众电影引爆市场，电影院几乎是以闪电的速度提升之后的排片率。
......
看到了吗？
当一个公司“势利”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理性决策”；当一个国家“势利”的时候，我们将它称之为“战略选择”。
其实，“势利”在数学上还可以用概率论中著名的贝叶斯公式来表达，即根据条件的变化修正最后概率的结果。
所以，我想说：我们必须看到人类社会“势利”的另一面，必须认识到它本身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运行法则的一部分。
它无法被改变，它刻在人类与生俱来的基因里。
三、互联网让人类更“势利”了吗？
OK，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互联网是让人类更加“势利”还是没那么“势利”了？
在我看来，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类的势利，这里的核心原因是互联网摧毁了势利中心化的媒体。
为什么说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电视、广播媒体是势利的？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世界上粉丝最多的人是谁？答案是——迈克尔·杰克逊。
80年代，他大约拥有20亿粉丝，那时候地球上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迈克尔杰克逊的粉丝。
他的最畅销专辑《Thriller》狂销1.51亿张，是目前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销量破亿作品。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纪录是在80年代创造？为什么不是更早或者更晚？为什么今天的时代不再出现这样的巨星了？
迈克尔·杰克逊当然是伟大的，但这个问题的真实答案是——迈克尔·杰克逊生活在电视这个中心化媒体最鼎盛的时代。
在电视之前，世界没有媒体，即便有也是报纸这种低效的中心化媒体，而在电视之后，互联网又把传统的中心化媒体瓦解了。
电视台的中心化特征决定了它毫无疑问是势利的：它一定会播放最受欢迎的节目，因为它一天只有24小时。
这时候的聚光灯一定只能照耀少数人，人们看到的也一定是极其有限的巨星。
时代成就了空前绝后的迈克尔·杰克逊。
而在这些巨星的背后，是无数落寞的普通创作者。
在90年，音像店总共就那么多盒磁带可选，你想听小众独立音乐人的作品，对不起，没有这个可能性，但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每个人拥有了这一辈子都听不完的曲库。
的确，巨星影响了一代人，但这背后的另一个真相是，一代人只能选择被他们影响！
互联网消解了最大的势利力量——中心化媒体。
这种“势利”的消失让每个人被看见的机会变多了——今天，如果你上不了春晚，你可以去快手演小品；如果你在横店没有机会，你可以抖音拍短剧；如果你没办法上院线，你可以去试镜网络大电影；如果你没办法出书，你可以开始写微信公众号；如果你出不了专辑，你可以打开摄像头、拿起吉他开始直播；如果你的照片上不了杂志，你可以把它发到微博和Instagram上；感谢互联网让这个世界的势利减少了一点点。
四、一个隐喻我们社会的实验
最后，我们以一个著名的实验结束这篇文章。
2006年2月10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博士生马修·萨尔加尼克（Matthew Salganik）在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Experimental Study of Inequality and Unpredictability in an Artificial Cultural Market》的论文。
这篇论文研究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决定了一首歌曲最终流行或不流行？
通过实验来高度抽象这个问题难度非常大，但马修创造性地创建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挑选了48首不知名歌手的不知名歌曲（为了保证挑选的歌曲对实验者而言本质上都是“新歌”）。
接下来他招募了14341名对流行音乐感兴趣的青少年来参与这项实验。
实验是这样进行的——将这14341名实验者分成了9组，要求它们到这个网上试听并根据自己的意愿下载喜欢的歌曲，其中第一组仅仅让他们看到歌曲的列表，看不到任何其他数据。
剩余八个组则显示每首歌曲被下载了多少次，然后实验对象再决定下载哪些歌曲。
但注意，这里的下载次数是指“在本组内的下载次数”，因此，每一组都是独立的。
整个过程都是自然进行的，可以想象到，第一组的人进去之后只能随机听一听然后下载，其他几个组的人则可以先看到哪些歌曲被下载的次数更多然后再试听决定下载哪一首歌。
很显然，第一组对歌曲质量的判断是独立的，它下载排名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这些歌的客观质量。
而后面八个组的排名显然会受到其他人判断的影响。
这个实验的结论可以简单地概括为——
这八个组的排名完全不同，同时也和第一组的排名并不相同，即结果不可预测；
一些开始因为随机性导致排在前面的歌曲更大概率会被排在更前面，即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
第一组表现的好的头部歌曲（客观质量好）在其他八个组中大部分也排在前面，而第一组表现差的歌曲（客观质量差）则在其他八个组中很少排在前面。
在我看来，这个实验是现实中人类社会运行的最佳隐喻——
人类社会运行复杂而随机，不平等且不可预测；
人类生而势利，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会存在恒者恒强的马太效应；
你是金子，大概率不会被埋没；你是烂泥，大概率扶不上墙；
这个世界既残酷又温柔。
一起做金子，不做烂泥，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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