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3月3日)宣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本世纪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在预先发表的布林肯首次重大政策演说文稿中，布林肯说，拜登新政府将“从优势地位”“管控”与中国的关系。
布林肯在他在华盛顿国务院总部发表演说的几个小时前公布的这份声明中说：“这要求在外交中和国际组织中进行接触，因为在我们退出之处，中国已经趁虚而入。”
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华盛顿将继续与中国竞争、合作，而且如果有必要，予以“对抗”。他说，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所有那些我们希望世界以这种方式运转的规则、价值观和关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
布林肯的讲话列出了拜登总统在全球舞台“更新美国优势”的战略，誓言要“通过外交发挥领导作用”。
拜登的前任特朗普在整个总统任期内对北京发动贸易战。特朗普还强烈示意新冠病毒是从中国武汉的实验室泄露出来的，并挑战中国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军事控制。
根据布林肯的讲话稿，拜登政府的其它重大外交政策目标包括努力遏制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并应对全球越来越大的针对民主的威胁。
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应对气候变化并为“绿色能源革命”提供动力以及维持技术领先地位也是重点事项。
美中实力空前接近，亚太将见证危险十年？
中国经济规模继2000年初达到美国70%之后，经过一年疫情影响的此消彼长，预计目前已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73%，美国保持100多年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美中实力的空前接近，北京寻求在邻近的亚太地区采取更加“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扩大其势力范围。美国则力求保护原有的地缘政治利益不受侵犯，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台海两岸关系，以及南中国海等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而审慎的立场。
中国经济规模十年之内赶超美国是否已成定局？华盛顿应该怎样因应北京在西太平洋及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态势？世界将如何面对一个专制独裁的共产党国家的崛起？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Yasuhiro Matsuda)表示，即使美中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都在缩小，但美国现阶段仍有中国无可企及的优势，包括地缘优势、全球金融霸主地位和民主制度。
他说：“中国并不是太平洋国家，中国为了要出海到太平洋需要突破第一岛链，第一岛链几乎都是美国的同盟国或安全伙伴。所以说地理环境是一个天生的问题。还有人才的问题。全世界优秀的人都到美国去念书，其实连中国人也是。中国有一句话就是，反美是工作，亲美是生活。所以很多优秀的人都跑去美国念书、找工作。还有以美金为主的金融系统，全世界的金融系统是以美国为主，还有价值观或者是软实力。很多人一天到晚批评美国，但还是会每天都接触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文化，比较喜欢。还有一个民主的制度。特朗普总统好像差一点就是破坏这个制度，但是他还是没办法，离开了政府。但是中国现任领导人三选连任、四选连任、五选连任，人都会老，老了以后判断力会下降。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接班怎么办？时代交替怎么办？等等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其实是缺点太多太多，但这点还是比中国的制度优越得多。”
从最近中共高官和官媒的一些列表态来看，北京方面认为美中关系跌入谷底的责任完全在华盛顿。但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表示，真正改变现状的恰恰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他说：“可是如果我们比较客观地分析这二十年的历史，尤其是从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历史，改变现状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当然中国可以问现状难道很完美吗？难道不要改善吗？中国逻辑是有中国逻辑的道理，可是客观分析改变现状的是中国。尤其是2012年以后，在国内变得越来越红，甚至中国各方面的自由，学术界、文艺界、智库、媒体，都是共产党东西南北中要控制一切的精神。它对新疆对香港的压迫，它对台湾的威胁，它欺负印度等等，这个都是中国主动去做的。这个是为什么美国人说改变现状的、最大的变数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我说这些是说客观的历史事实，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现在亚洲国家最怕的是中国正在扩展的势力。它们怕美国的势力吗？不。恰恰相反，它们怕美国的意志不够强，它们怕如果美国在衰落，或者变得非常自我孤立的话，它们怕美国会离开亚洲。所以我觉得分析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最关键不是中国人怎么说美国人怎么说，要看亚洲的国家怎么看待这两个国家的竞争与合作。它们怕的是中国的咄咄逼人，它们怕的是美国的窝囊，或者美国有没有足够的意志继续地跟中国在这个地区竞争。”
日本学者松田康博认为，中国近年来表现出的咄咄逼人既有习近平个人领导风格的原因，也有结构性的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一个是结构，一个是个人，我觉得是两个都有。其实中国对外行为的变化，在胡锦涛政府的后半段已经开始有端倪了。意思就是中国已经有实力了，不用再忍耐了，应该是自己有所作为吧。这种把韬光养晦的方针扬弃掉，这种论证在习近平上台以前就开始有。所以习近平上台前已经有这种气氛，还有它的实力增长的条件。所以习近平是趁着这种气氛而上台的。这种鹰派不只是习近平一个人，这是一个群体。而且这样的中国处处跟其它国家发生问题。过去所谓的鸽派或者是比较务实的一群人都慢慢变成鹰派，不得不硬起来。因为你软了便软了，你在中国社会里面没办法发出声音，就是没有地位了。所以整个中国越来越往鹰派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这是一个结构的问题跟个人的问题都有。”
威尔逊中心的戴博表示，正是由于中国的强势和习近平的敢于“亮剑”，这反而使美国获得了另外一个优势。
他说：“拜登政府也认为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中国自己的行为。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并没有吸引很多别的国家很积极地支持以中国为枢纽的亚太新的战略支持，恰恰相反的。所以我们可以比较肯定中国在印度边界，在台湾海峡两岸他们会增加压力，韩国、日本是非常担心中国的崛起在战略地缘政治方面的后果。同时我觉得拜登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和美国在亚太或者太平洋、印度洋的竞争最关键的不见得是军事方面的实力，而是经济。所以对美国来讲，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怎么再进入或者传递一些信号，让日本韩国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知道在经贸方面美国没有离开亚太地区。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比军事竞争还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