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作者：洪蔚琳，编辑：金赫，原文标题：《一个底层数学“天才”被限定的人生｜谷雨》，题图来自：《心灵捕手》
这不是一个底层天才逆袭的故事。尽管CNN在报道中称呼他是“中国版心灵捕手”，但不同于那部电影的主人公最终靠数学天赋改写了人生，五年过去了，余建春还在四处打工，做日结。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数学对他人生的意义，但有时想一想，又觉得这样的人生很普遍：那些我们追逐过的东西，最终没有任何结果，有时你甚至觉得是它耽误了你，剥夺了过好这一生的可能，但它毕竟还是给了你安慰。
“天才”回到流水线
除了数学，余建春的世界里似乎容不下别的事情。他在银行里研究数学。那一阵，他坐在银行大堂当保安，看着周围没人管，就成天埋头在数学里，20天后，他被开除了。讲起这件事，他笑呵呵的，说自己走时心情不错，“那段时间我把卡迈克尔数，三个数相乘，最基本的，没有平方的形式做出来了！”
他还在网吧里研究数学——因为研究的数太大，手机上输不完，只能用电脑。于是每当第二天要休假，前一晚他就去网吧，带上笔和A4纸，从夜里11点到早8点，对着屏幕把那些几十位的数字一个个输进计算器，再把结果抄下来。网吧里烟雾缭绕，游戏里的砍杀声不断，有人路过，诧异地看着他。
关于卡迈克尔数的发现后来让他上了新闻。那是2016年，他投稿给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新，后者证实了他的发现，请他来浙大参加讨论班。媒体一时蜂拥而至，有记者邀请美国密苏里大学专家William Banks做出评价：“如果余的推导是正确的，那将是卡迈克尔数领域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
但比起成果本身，报道更关注他身上的种种反差：一个83年生的农村打工者，大专畜牧专业毕业，却深藏数学天赋；一个业余做出成果的流水线工人，坚持到处投稿，10年才有结果。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底层天才逆袭的故事。新闻里，成名后他去了海外，一家公司请他做数据分析师。5年后，他在电话里告诉我，那实际上是别人骗他到马尼拉研究网络赌博。尽管CNN在报道中称呼他是“中国版心灵捕手”，但不同于那部电影的主人公最终靠数学天赋改写了人生，余建春回国后还是四处打工。一家影视公司曾想以他为原型，拍一部中国版《心灵捕手》，最后没拍成。他们找到余建春，发现数学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不符合资方要求的“正能量”。
今年1月初，我联系上余建春时，他正在苏州一家工厂做日结，一天220元，早8点到晚8点，从流水线上搬下七八斤重的电机放进筐里，每天重复这个动作四五百次。这份工作没周末，每月他能请3天假，但不能连着休，还要提前一周才好请下来。
晚上9点，他回到出租屋。推开一扇老旧的门，漆黑狭长的过道右侧有一小块空地，鞋子和杂物堆成一片，左侧4个单间，每间两张双人床，两两拼床，同时租给4个人，最多时会有16个人共用一个顶灯坏了的卫生间。
屋里一股发霉味儿，他开了窗，冷风又呼呼往里灌。没有空调和取暖器，他在床上铺了3条薄被子，铺不满，露出两列木板条。他没有烧水壶，渴了就下楼买一瓶；他给银行卡套上卡套，就和牙膏、牙刷、笔袋、散装圆珠笔一起放进一个塑料袋，塞在抽屉里。
他对自己的生活显得漠不关心，也没有别的爱好——游戏没意思，小说太厚，电影电视剧“情节太多记不住”——只有数学吸引他。过去打工十多年，他回到宿舍就是写数学。屋里没桌子，他捡了高矮两个油漆桶，再加几块红砖，搭成一套桌椅，演算时蜷缩在床边，算完把手稿塞在枕头下面。
现在他很难像从前一样研究数学了。白天打工太累，“晚上都洗不动衣服”——那台半自动洗衣机年久失修，开关用钳子才能拧开。大部分工作日，他刷会儿手机就睡了。他的全部娱乐来自资讯类客户端，在上面看国际新闻、听音乐，喜欢的歌手是杨钰莹和邓丽君。
他把新闻里那个底层数学“天才”的形象推翻了。看上去，这更像是一个“彻底失败者”的故事，关于一个人试图凭借天赋，摆脱机械麻木的生活，但最终还是困于环境，成了生活中一个无用的人。
不过每月休假那三天，他还是沉迷数学。
他的屋里没有数学书，只有两个笔记本能用来写数学，还有一本300多页的李敖文集，放在床之间的折叠桌上，那上面用黑笔写满了数字。2343641525062284之类十位以上的数紧凑地挤在两行之间，0.98969x97一类的算式填满了每一页上下左右的空白。那些数写得歪歪扭扭，像是刚学会写字的小学生正在练笔，它们往每一处微小的空隙钻。
书是去年他在武汉打工时，同宿舍的人走后留下的，他没看过书的内容，只在上面写数学。他说，打工总要到处跑，写在纸上容易丢，写在书上好保存。
他向我要来一张纸，想把一个式子的演算过程展示出来。坐在床沿，他把纸放腿上，上半身弯成一张弓，边写边念，头低下去就再没抬起来。纸上又现出一长串歪斜的数字，我看不懂，又不好打断，眼看时间一分分过去，他兀自写着念着，没有打算停下来。
似乎是一个部分完成了，他终于停了一下笔，“这你肯定能看懂。”
“还是有点困难的。”
“是啊。”他没抬头，嘴角往上翘了翘，手上又动起来，越写越快，嘴上也跟着加速。十分钟过去了，那张纸渐渐满了，他似乎已把我忘了。
累积的直觉
关于余建春用了十年去研究的卡迈克尔数，可以这样举例说明：3、11、17都是素数，乘积是561，三个数减1后都能被（561-1）整除，那么561就是卡迈克尔数。余建春找到了一个公式，能发现更多这样的数。
这是一个初等数论问题，他的其他研究也属此列。相比数学的其他分支，这个领域看似容易入门却并非没有门槛：一个人即使没学过高数也能看懂题目，但要做出成果却相当困难。
余建春的数学课只上到职高，但他对数学有种天然的敏感。初三时，他学到a的0次方是1，好奇a的1/2次方是多少，猜出答案是√2，高中时发现是对的。从此他发现自己特别擅长给数字找规律。他开始在一本三块钱买回来的科普书上找数学题，上面还介绍各种灵异事件、哪里发现了新古墓；第一次知道卡迈克尔数是在《数学猜想》上，这本书曾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
他继而会给自己提问题，推出新公式。按他的说法，推出公式靠一种“直觉”，而直觉要靠积累才能变得更准确。他背下一些较大数字的因数，直至能迅速说出1到999之间每一个数的性质和因式分解。为此他投入了大量时间。早些年，他每天有四五个小时专门用来思考，此外走路时也在想，跑步时也在想。
“就是很好玩”，他形容这件事的乐趣就像玩游戏，同时包含了某种成就感：他相信那些公式此前从未被发现（尽管有时并非如此），这让他觉得自己创造了什么。
但那种自我训练只能强化直觉，没法替代系统的学术训练。因此他很难理解一个完整的逻辑过程。手稿上，他常跳步，上下两行看不出逻辑关联，他在一些步骤旁标注：这是我猜的。
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纯直觉的、跳跃式的思维世界，并专注地投入其中。一次，他试图展开讲一个发现的过程，那时他正在上职高，他讲教室在第几层，他坐在倒数第二排、左边是班上的第x名、右边是……终于说到了推出公式这个关键点，“我推出来了”，他说自己讲完了。
“2006年4月8日，星期六下午6点，我弄出了若干个连续自然数的立方和是一个立方数。”有了新发现，他会在演算的那张纸上记下确切的时间：年月日、星期、钟点。一年后，他拿着这个发现找一位老师请教，“那天是个礼拜一，2007年5月28号。”提到一个年份，他首先会讲一件和数学有关的事，而不是那一年他在上什么学、做什么工作，仿佛切割他人生的是数字。
但他很不擅长描述数学之外的现实世界。有了发现后是什么感受？“心情还可以”，他讲不出更多了。
大专毕业后，他着力于给数学教授寄信投稿，但始终收不到回音。他担心是因为邮政没寄到，便改换成一种更为笨拙的方式：选定一位教授，去他所在的城市，亲自把手稿塞进信箱，再沿街找工作，直到对回信失去希望，再去下一个城市。
在信中，余建春从不多花笔墨介绍自己，只在开头写：我叫余建春，我喜欢研究数学。
即使有一个当面推荐自己的机会，他也讲不出更多话了。有一次，他到了北大，八月正放暑假，学校不让进，他就在门口等，那些进进出出的人看上去都太年轻了，站了两小时，他才看到一个长得像老师的男人出来了。他掏出手稿说，你好，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对方看了他一眼说，你找别人吧。
他又跑去武汉大学。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听到里面的女老师正和人讲话，他不敢打扰，在门外站了半小时，等讲话声停了才进去，掏出手稿，对方同样拒绝了他。
有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听不到声音，来电显示上也没有号码，他坚信是一位教授打来的，怀疑是送话器坏了，立刻跑去修手机，可是电话没再来过了。
“别人有别人的事，没有义务去帮你。”他觉得没有回复很正常，又反复说自己不抱希望，两三周才查一次邮箱。
事实上，数学之外的世界更让他绝望。他很少有工作能做满三个月。酒店服务员他一个月就辞了，因为客人总刁难；烤鸡店的老板娘太凶，“鸡烤糊了总扣钱”；最久的一次，他给电脑外壳打擂标，但两年后厂子搬迁降工资，他只好又辞了职。
有天投稿成功了会怎样？他说自己没想过。他只知道打工挣得少、前途看不到，重要的是那些工作也不吸引他。为投稿奔波久了，他就更不想放弃，他想他必须得到一个结果。
“2016年，我的想法变了”，余建春几次强调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却不肯解释为什么。
几次追问后，他慢吞吞地讲，那年他的母亲去世了，而父亲早在6年前就不在了。“家里面就我自己了，感觉自己一个人，33岁了，很有压力。”他说正是从那时起，他对生活的看法转变了，“这个社会没有钱不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迫切，想成家，想赚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过。
可是他还想最后投一次稿。过去十年，他找遍了国内数论领域的教授，没有寄过信的老师只剩一位蔡天新。于是2016年5月16日，他一早到杭州，下了火车就奔浙大，把手稿塞进了蔡天新的信箱。
6月13日晚上10点，他收到一封邮件，开头称呼他“余建春老师”，结尾处又问：你以前是小学老师吗？落款是蔡天新。
十年来第一次，他有了介绍自己的机会。他在回信里写：我不是什么教师，我上的是郑州牧业高等专科学院，没有固定的工作，四处流浪。
两个世界
一切或许只是个巧合：如果不是蔡天新，余建春发现卡迈克尔数公式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被人知道。蔡天新是那种在微博上有26万粉丝的数学教授，他的个人简介中还列着3个身份：诗人、作家、旅行家。面对媒体，他乐于谈论自己的现代诗、去过的100多个国家和科普著作。他把余建春的故事发在微博上，并请他来浙大参加讨论班。
余建春登上了浙大的讲台。90分钟里，他展示了自己的5个发现。台下是6位数论领域的博士和专家，他们当场做了验证：那个关于卡迈克尔数的判别式是正确的。
“我心情可以的，”那天的感受，他照旧讲不出太多，只是笑着反复说，“终于被承认了。”
“物流工人登上浙大讲台”的故事在网上传开了，第一篇报道出自当天到了现场的《钱江晚报》。紧接着，央视、《新京报》《中国科学报》都来了，CNN、《华盛顿邮报》和《泰晤士报》也跟进报道，“中国版心灵捕手”的点击量在美国国际新闻板块冲上了前列。
余建春出了名，学习的机会也来了。有企业家让他去考会计证，承诺考出来就给他补学费，但听到要学两三年，他拒绝了，他30多岁了，担心英语学不会；一家基金会提出资助他读本科，想到毕业时将近40岁，他更觉得太遥远，况且要自付四年的生活费。他向基金会提议去北大青鸟学半年计算机，但没再收到回信。
他曾经历了贫困而动荡的生活，对他来说，读书的回报周期太漫长，风险也太高了。
“我已经30多岁了”，他反复强调自己的年龄。一边是高远的数学，一边是现实的拉扯，他觉得人到中年去读书，这在农村不符合预期，“我们30多岁都要结婚的”。他迫切想成家，为此他要求自己必须攒够50万，在县城买房。
他想尽快找个月薪七八千的工作。伴着出名来了许多工作邀请——会计、统计、文员一类的文职工作，但他胜任不了：既没有文凭，也不会熟练使用电脑。一个香港老板给他打电话，请他去马尼拉做个数据相关的工作，听说月薪有8000，他觉得很不错，后来才知道，那是家赌博公司让他研究百家乐。
又有一个濮阳的家具厂开出8000块，声称要找他做“数据相关的工作”，他兴冲冲地去了，结果他的职责是填写家具的长宽高，并且工资也很快就降到了3000。招你来是看你出过名，后来人家告诉他，让他把头像换成家具广告图，是想着他微信里潜在的客户多。他气得辞了职，还把厂里所有人的微信都删了。
制片人陈帆一度想帮余建春，当年她带着中国版《心灵捕手》的项目去找他，就盼着电影能让他二次成名，带来新机遇。后来没拍成，她一度很愧疚。她总想起见面那天，余建春说自己很想当个老师却没机会，那时她认真地回了一句：你其实是很值得被大家看到的。她记得那一刻，余建春的眼眶红了。
我们回顾了余建春成名后经历的种种。陈帆最后说，这个社会给了他很多机会，但他的困境或许是内在的，“像一团毛线，线头可能在他自己手上，但他自己也捋不到那儿去”。
余建春的老乡、媒体人黄君川记得两年前，余建春其实接到过邀请，一所新成立的职业技术学院有意让他去教数学。那明明是他最渴望的工作，但因为种种现实考量，他一时犹豫了。过了一阵，他决心去应聘，结果对方不招人了。
真让他去做研究，他未必能静下来，黄君川觉得，余建春一直活在两个分裂的世界，“他的精神想去做研究，可是他的肉身处在这么一个现实的社会里，每天面对的问题都是钱。”
那不是真正的发现
成名带来的机会都散去了。有一次，余建春职高的老师同学们聚在一起，商量他未来的发展。他向他们描述了自己的理想生活：结婚生子，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就安心研究数学。
可是前两件事都进行得不顺利。他没谈过恋爱，相亲总是对方不满意；除了一线的体力活，他们也想不出，他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走上社会那么多年，也没有像人家说的那样成熟了。”职高班主任余建华眼里，这个学生还没能成长到足以在社会上翻滚、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她回忆起5年前，学校请余建春做报告，接待室里他不理领导，只跟她讲话。出门后她忍不住提醒他：以后逢年过节，给我们领导发个信息。她担心他自己想不到这些。
后来领导考虑请他做行政，想到他不谙人情世故，还是放弃了。
或许他唯一的出路是去研究所吧。余建华记得报告会那天，说好了重点讲经历，突出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可他这部分讲得磕磕绊绊，最后一大半时间都在讲学生们听不懂的卡迈克尔数。记者赵奕也记得，余建春曾在采访中说过：“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我只会做数学。”
“你说他这个研究有意义吗？”余建春的职高数学老师朱子珍不懂卡迈克尔数，只知道专家说是一种突破。电话里她着急地问：“他这个东西国家能不能帮他，有没有申请课题小组这样的情况？”
余建春也想知道一个更简单的问题：一篇论文要怎么发表？我给他讲了大概的规则。
“我是第一次知道，”他的眼神愣愣的，又说自己都是猜的，“猜的应该都是不好发表的。”
5年前在浙大的那半天，是他37年人生中唯一一次走进主流数学界，只那一次就有好多事提醒他离那个世界有多远：一个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一个“≡”，这个符号他一直不会读；蔡天新说了一个式子，让学生用软件从1到10000代入n，他惊讶于还有这样的软件，他想到自己过去只敢研究到1000，那么大的数，用计算器要花多少时间。
那之后，他把自己的研究拍照发给蔡天新，对方回复：收到了。没再讲对错。5年前，他评价余建春很有想象力，关于卡迈克尔数的发现“达到了硕士水平”，可惜底子太薄了。
这两年，除了过节发祝福，他和蔡天新不再联系了。他没有其他可以交流数学的人。
蔡天新拒绝再和我谈论这件事。我问余建春是否知道自己的研究在学科里的位置，起初他说不清楚，后来又说，应该很重要：他曾在一本数学书上看到过卡迈克尔数，他想那意味着“有人正在研究它”。
我联系了几位数论领域的大学老师，请他们谈谈对余建春的看法，没收到回复。一家科学媒体的编辑委婉提醒：数学界可能不会有人去评价他。多位专业人士告诉我，卡迈克尔数在数学里非常边缘，对学科没有太大价值。
最后是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北美一所大学的数学系副教授王老师，他的专业方向不是数论，但他对交流表现得很热情，说他理解余建春对数学很热爱，因此愿意聊聊这个人。他劝我把报道的重点放在热爱上，但不要造成错误的导向，让人以为民间爱好者可以跳过专业训练，只靠努力就能在前沿研究中“中头奖”。
“他做了一个interesting observation（有趣的观察），但跟真正的发现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王老师说。
他解释两者之间的差别：拼命做试验、算例子，总会有些小发现，但职业数学家不只要看到一两个小现象，而是要找到背后更本质的原因。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脱产去接受系统学术训练。
他问我余建春多大了。
“37岁。”
“现在这种数学的language，他这个岁数再去开始比较难了。”
绝望的秘密
2018年，余建春的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同乡，初一辍学打工，他们相处20多天就结了婚。
黄君川的记忆里，那或许是两个并不合适的人走到了一起。新婚第二天，他前去道喜，可是见面后没聊两句，余建春就让妻子拿来笔和纸，给他写起了卡迈克尔数的推论公式。妻子在一旁和亲戚拉家常，一群小孩子围着她们闹，余建春一上午都和他们没什么交流。
一年半后，他们离婚了。
电话里，姑父连启福讲起这段失败的婚姻，说自己原本就不同意，但侄子觉得有人能看上自己就可以，他不懂侄子为什么这样做决定。他解释余建春家里很困难，父亲和叔叔不分家，10口人挤在一个房子里，父母顾不上他，因此他这个做姑父的负责帮他拿主意。
但在他的印象里，不管他怎么努力去干涉，侄子总做错误的选择。高考填志愿，他让侄子报师范，说会帮忙交学费，以后还能给他在县城找个老师的岗位。录取通知到了，他才发现侄子考过了本科线，却把志愿偷偷改成了大专。他气得骂了半小时，侄子只是低着头，说师范五年太长了，那笔学费太贵了。
后来侄子毕业找不到好工作，要安排他去日韩打工，中介要文凭，他才知道侄子大专学费没交齐，没拿到毕业证。他跑了趟郑州，学校说本人到场，把钱补上就能拿到证书。他打算掏这笔钱，可是侄子不主动，觉得一万多块不好挣。
不过，这些都不是最让他感慨的事，有件事他至今很后悔：侄子信任他，多年来瞒着家里人研究数学，只告诉了他，但他没支持。
那是在毕业工作两年后，侄子有天拿着手稿到他家，激动地宣布自己有了一个数学发现，要去大学里找老师发表出来。那天他第一次听说侄子在研究数学，一时很生气，“我说你折腾两年没挣到钱，跑去大学还要花钱”，侄子立刻起身走了。
他听说侄子出门后又跑去县里的高中，一位数学老师告诉他：那道题即使攻破了也没价值。
那天之后，余建春有一两年完全消失了。电话不接，过年不回家，期间他的父亲过世，家里也联系不上他。直到几个月后，他给舅舅打电话，得知噩耗，回家看了父亲的坟。
挂上和连启福的电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余建春核实这些事。关于上学的决定，我部分能理解，因为他不是那种能轻易接受别人好意的人。我们头一次到这间出租屋，开了门他意识到屋里没有水，就带我去楼下超市买了两大瓶酸奶，是那种很高的玻璃瓶，一瓶15块。
第二晚，他又带我先买了两大瓶饮料再上楼。第三晚，我特意带了两瓶水，他念叨着“让你破费了”，领我到一个水果摊，买了橘子和草莓。回到房间，他从抽屉里翻出仅有的一个杯子，坐在空床板上择草莓，装满杯子，拿去洗好，端回来叫我多吃点。
现在他又坐在那边床板上剥橘子，而我纠结着他和家里失联的事，不知道怎么问出口。
“今天你姑父说他知道你研究数学，有一年你在他家跟他讲的……”
“啊，是有这回事，你不提我都忘记了。”他脸上没什么表情，拿着剥好的橘子坐了过来。
“他说你那天好像生气了……”我小心地提到了后来的失联。
他不讲话了，低着头想了一会儿，说自己其实没生气。
“既然没生气为什么……”
“我本来都不想说这些事”，他突然语气急促，转过头来，脸上是我从没见过的表情，我觉得他所有的五官都因痛苦而扭曲了。
他说那是2010年，那天上午他从家里跑出来，是想离开那个痛苦的地方。爸爸和叔叔在争吵，激烈时动手打起来。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家里没有一天是宁静的。”妈妈和婶婶劝不动，叔叔有时会打婶婶。职高住校前，家里没有一张桌子能让他写作业，他无数次找爸爸要桌子，爸爸都没理。他初中毕业才1米4，写字时只能踮着脚，够一个很高的台子。
那天他拿着手稿去找姑父。数学是他的希望，可是他再次受到打击。他当晚坐火车到苏州，换了手机号，想和家里断一阵联系。在苏州，他本打算去找蔡天新，那意味着他原本能提前6年迎来成名的机会，那时他才27岁。他向工厂请了两天假，却在临走前放弃了，他想到姑父和那位数学老师的话，他的研究没价值。
一年后，他给舅舅打电话，得知父亲和叔叔打架，意外去世了。
“我叔和我爸都是非正常死亡，没办法，你知道吗？因为家里真的太吵了。我没有回去。我爸走的时候我也没在家。”
“我是有一年没联系你知道吗？我真的，那时候我的心都疼死了，你知道吗？我想把我的东西发出去，本来我也想多挣点钱，可是家里又乱成一锅粥你知道吗？其实我那些稿纸都放了一袋子，到最后我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了，所以说全部都没了。”
那是个白色的蛇皮袋，原本是用来装面粉的，他把它洗干净，藏在衣柜里，拿衣服盖住，用来装手稿。从职高到后来四处打工，他攒着所有的手稿，每次回家时打开衣柜，把它们一张张叠成小方块再投进去，那是他一个人的秘密。他攒了快十年，有三四百张。直到那一年，他重新回到家，父亲不在了，那个蛇皮袋也莫名消失了。
他一直生活在混乱里，直到这混乱以更混乱的方式草草终结，他说是家庭让他成了一个不敢去争取什么的、自卑的人。有段时间他觉得自己还拥有数学，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数学没为他带来任何东西，却成了他越来越难启齿的秘密。
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那里空荡荡的没别的客人。我正打算坐下，他执意要去包间，说话间现出焦虑又急促的神色，“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事。”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我提出第二天去他厂里看一看，立刻又看到同一种表情浮上了他的脸。他的两道眉拧着，看着我的眼神有点畏缩，重复着听上去毫无震慑、更像是恳求的拒绝：“你不要进去，不要进厂里面去。”“你真的不要进去。”“千万不要进去，我不想。”
我问他到底在担心什么，换了好几种问法，他总不肯回答。气氛有些尴尬，他扭头看一旁的料理台，念叨着要去拿点小菜。
他端着一小盘咸菜回来了。过了一会儿，我再一次问他：被人知道了会有什么后果吗？
“说你这个人不好。”
“怎么个不好？”
他低头迟疑着，终于转过来看着我：“说你搞研究，怎么还在这上班，我是这么考虑的。”
Religion
你后悔吗？会觉得为数学流浪的那些年耽误了自己吗？第一次见面时，余建春听到这个问题想了想，说他后悔了，“要是让我重新选一次，我不会走数学这条路了。”
这两年，他对数学研究得确实少了。打工让他没时间，离婚让他没心情。他也很难给自己提出新问题了，直觉总会遇到瓶颈。他喜欢的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同样出身底层，没受过正规教育，完全凭超凡的天赋名垂史册。但他说，自己的天份“和人家比不了”。
即使有成果，他知道数学不太可能改变他的生活，而他不能永远独自漂泊。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张深空影像，深空指的是地球大气极限以外很远的空间，“离我们有上亿光年，用哈勃望远镜才能看到”。他从网上看到了这个概念，说不上为什么就是为此着迷。
“你让我一天24小时地看天空，就是看到太空再进行探索，就是说一个人孤独、寂寞，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这样的工作也可以。”他看着天花板出神。
“不在乎结果，就是慢慢地想、慢慢地弄，慢慢地它就有结果了。”
我说一个人待在那儿，可能就再也没法找老婆了。
“那还是不行的。”他低头羞涩地笑了。
我在苏州那些天，企业家凌兰芳总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搞清楚余建春的数学直觉。他也是数学爱好者，因此当年才愿意给余建春提供一份工作。他说这个小伙子在感知数字上是“奇才”：就像有些人一眼能望见河里有6条鱼，普通人看半天，一条鱼也没看见。
我说可是这个才能没有实际意义。他打断我，说这就不对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么浮躁，居然还有人在研究数学，关心一个很孤僻的领域，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意义。”
凌兰芳给我讲过他自己和数学的故事：他是1953年生人，同样从小痴迷数学。1960年苏联的加加林宇宙飞船上天，他就好奇飞船的原理，看书知道了第一宇宙速度。他读书有天赋，可惜文革耽误了上学，又在看守所待了1年9个月。
一次去医务室看病，他偷偷拿走了桌上的圆珠笔芯，从此就在卫生纸上写数学。后来他到了工厂，每晚继续在宿舍25瓦的灯泡下推公式。晚上10点，室友们看电视回来，地上铺满白色的手稿，就像下过一场雪。
再后来，时间过去40年，他变成67岁的老人了。每晚临睡前，他还是要看一会儿数学。传统产业不好做，压力大，“有时候难受、痛苦，我还是回到数学。”
“religion（宗教）”，王老师用这个词来形容数学对一个人的意义。他相信所谓天赋是种共鸣，因为喜欢而感动，一个爱数学的人能在数字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就像一个爱音乐的孩子第一次听到钢琴的声音就会哭。
热情是最宝贵的东西，很多职业数学家在踏上职业道路后就把它丢掉了，可是passion（热情）这个词啊，中文里没有真正对应的词汇，它源自希腊语，原意是to suffer，and to be acted on（经历痛苦，但也乐在其中），因此他不确定余建春是否做好了准备。
“我不成功也无所谓，我得到了足够的快乐——希望他是这样的，否则他会很痛苦。”他说。
对于余建春，这个问题或许他永远不会有答案。他总念叨着数学没法带来收益，转头又拿起笔陷入旁若无人的世界。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数学对他人生的意义，但有时想一想，又觉得这样的人生很普遍：那些我们追逐过的东西，最终没有任何结果，有时你甚至觉得是它耽误了你，剥夺了过好这一生的可能，但它毕竟还是给了你安慰。
临走前，我和余建春沟通拍照的事，他说了一长串这些年来的发现，希望我们都拍一遍。我说文章里恐怕放不下这么多图。他露出明显失落的表情，低下头想了想，又把其中的三四个发现讲了一遍，希望我们至少能帮他展示出这些。
这些都是余建春的手稿，应他再三要求，我们在此做出展示。他希望等未来有了稳定工作，还能用业务时间继续研究数学。
拍摄那天，照旧是晚上在他的出租屋。当我们带着摄影的视角仔细观察这个房间，才第一次觉得它是那么空。这里到处是流动的痕迹：墙上挂着17年的日历、两个支付宝的二维码、从前某位女租客贴上去的口红色号表，朝里的门上贴着两张开锁换锁的小广告，两张床之间的折叠桌上放着别人的工卡。除了那本李敖文集，没有什么属于他。
摄影师有点犯难，这里找不到什么道具能表现他和数学的关系，这些年研究留下的痕迹只在他的脑海里。余建春也有点紧张，面对镜头他总是微微端起肩膀，露出僵硬的笑。闪光灯亮了一下，他笑一笑，问我们，效果不好吧？顿了顿又问，需要我怎么配合？
最后我们把那张折叠桌横了过来，让他坐在床沿，伏在桌上写数学。纸上有不少几天里他写过的式子，他看着它们想了想，捡起一个，写了下去。快门一下下响着，起初他不时抬头看镜头，像被强光刺激了似地眨眨眼。一分钟后，他不再抬头了，那只握着笔的手快速地不停转动。快门声不时响起，可是镜头和闪光离他远了，数学家回到数学的世界。
文中陈帆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作者：蔚琳，编辑：金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