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常说，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他又说，“但时与势都在我们这一边”。
习近平的这一最新表述有什么特别意涵？在2021年全球正艰难地从这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灾难中复苏之际，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将如何得到重塑？2021年，中国与西方关系中的拐点是否会出现？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聿文表示，在中国宣称“战胜了”新冠疫情，并刚刚宣布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之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部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确已经信心满满了，他们比过去更相信中国体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虽然未必是所有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看法，但其后果可能是，中国在与西方世界打交道时更不愿意让步或妥协。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虞平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过去对习近平的认知不足，出现误判，但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共和习近平的定性，除非中国发生重大变化否则西方与中国的冲突会越来越严重。
他说：“我一直认为大家不要只看习近平，要看他所代表的利益团体。这个利益团体或政治团体对西方制度本身是有深刻怀疑的。所以为什么邓小平在过去提到防左防右的时候一直说要高度地防左，防左是最主要的问题。其实这一批人他们是有这样一个，你可以说它是意识形态也好，也可以说它对西方政治制度是有极度怀疑也好。所以在这一点上，西方确实是误判了。但是由于最近几年中国高调挑战国际秩序，或者说开始改写国际对价值观的一种描述，这种做法引起了西方国家集体的抵制和警惕。所以我觉得西方认识到习近平领导的这样一个中国在走向跟西方相反，或者说至少是冲突的道路上，认识到这个以后，我觉得今后西方不管是现在很快或者是慢慢地会逐渐形成一个要抵制中国的一个做法。所以在这点上，我对西方跟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短期内我本人并不乐观。除非中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否则这条道路上面，西方跟中国走的是一条冲突的不归路。”
虞平也表示，新冠疫情加剧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和对立，中国对疫情的处理更加固化了西方世界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共和中国体制的反感。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民主党籍的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北京原本期待的美中关系的回暖并未出现。
他说：“拜登上台以后其实我们看到的情况并不如中国所想的那样。拜登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实质性改变川普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主要政策。他只是在声量上面降低了很多，但是这种声量的降低不意味着对中国的改善。疫情实际上让西方国家不光是看到了中国体制不好的一面，甚至感觉一种到对西方所主导的这种人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的一种极大的挑战。所以西方整个阵营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在抗疫当中所出现的一种正当性。抗疫的基本做法是很粗暴的。这种粗暴的做法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下面是不可能得到模仿，甚至还受到很多人的批评。所以从长远观点看，中西方之间关系的改善不会因为疫情的消除而自动改善。反过来讲，西方对中国的策略其实它的战略的意图非常明显。实际上，第一个是希望中国能改变自己的做法，让现在这种专制的体制能够逐渐走向开明，甚至走向民主，甚至走向保证个人的自由。但是如果这个做不到，我觉得西方很多国家已经是非常明显地认识到，在中国自身政权的正当性在本国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要中国自己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西方的第二策略实际上是希望中国的影响不要扩及到世界。”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邓聿文认为，尽管习近平对中国的举国体制信心十足，但当真正意义的危机发生时，中国这种超大型一党统治的刚性国家和政权反而可能无法应对。
他说：“一旦这种危机以一种突然的他意想不到的形式爆发后，而且属于一种多点共进的状况下，他的应对本身会造成一个自身的灾难。会从原来的经济演化成社会，这样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你可以控制它一到两个月在家里，他可能会发一些牢骚，但是一到两个月后你解除这种封足，他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那个了。但一旦有经济危机会或金融危机的蔓延，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严重的经济危机有长达一年两年甚至三年都不能度过的。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生活就非常剧烈地下降到，过去比如讲大部分都能是中产阶级，如果过去是贫穷的话，未来依然是贫穷。大家都认识到朝鲜的状况。但是过去是比较富裕或快进入到富裕了，突然从富裕的状况上跌落到贫穷，而且这个贫穷的时间又很长，包括失业、家庭等等各个方面，一大堆的事情，我认为它是难以应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