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越来越多采用行政手段骚扰和恐吓外国记者、其中国助理和采访对象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的年度报告基于150份外国记者对调查的回复以及对驻华办公室负责人的采访。该报告指出，中国去年采用各种行政手段、包括监控系统来骚扰和恐吓外国记者、他们的中国同事，以及外国媒体试图采访的对象。
德国驻华记者Mathias Bölinger对德国之声表示，“这些年情况一直越来越糟，过去一年更是急剧恶化。寻找采访对象越来越难，约好的采访也时常不能进行，人们越来越小心，不敢谈论政治话题。采访对象常被警告不要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在其它层面上限制也越来越多。以前外国记者只是在新疆，青海，内蒙一些地区会被安全人员跟踪，但现在，在大城市里，比如杭州，也会出现外国记者被跟踪的情况。此外，防疫规定，比如隔离规定也被随意加以利用，尤其在新疆。”
德广联驻上海记者Steffen Wurzel也向德国之声指出，去年外国记者在华的工作条件急剧恶化。他说：“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在这场疫情危机中，几乎所有的话题都被中国领导层高度政治化。而只要涉及到政治话题，在中国就几乎找不到采访对象，不管是疫情、疫情的影响，还是奥运会、经济计划等等。所有话题都被政治化，连做文化方面的报道也越来越难。本来就有很多大门是关上的，现在更多大门也关上了。采访对象常常被直接或间接告知不能、不可以或不应接受外国媒体采访。”
Steffen Wurzel也有被跟踪的经历。他在接受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调查中讲述道：“去年5月我在内蒙古休假。在满洲里和海拉尔，我们被数名警察跟踪。我们还被赶出酒店。当我们不在酒店房间里的时候，我们的行李被打开了，很可能是遭到搜查。我给跟踪者拍了照，他们于是强行让我删除照片。”
Steffen Wurzel向德国之声指出，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旅行禁令。他说，外国记者目前相当于不能离开中国，因为只要离开了就难以再入境。“对于家人在欧洲或其它地方的记者，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最新报告中指出，连续三年来，没有任何外国记者认为工作条件有所改善。而在去年，有关当局更是以公共健康为由，禁止记者进入敏感地区并以强制隔离相威胁。此外，当局还通过签证限制措施施压。比如，至少有13名记者只获得了有效期6个月以内的记者证，而通常情况下，外国驻华记者可以得到一年有效的签证。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比尔·博图斯（Bill Birtles）2020年9月离开中国，抵达悉尼机场
驱逐与逮捕
随着中美关系紧张加剧，中国去年上半年驱逐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的18名驻华记者。
去年9月，两名澳大利亚驻华记者也被迫离开中。在被中国国安人员问话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驻北京记者比尔·博图斯（Bill Birtles）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AFR）驻上海记者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在澳使领馆接受了数天保护并离开中国。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博图斯曾一度被禁止离开中国。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中国调查人员试图向史密斯询问供职于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澳大利亚籍华人主播成蕾的问题。成蕾2020年8月被中国当局扣押，今年2月5日被中国司法机关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正式逮捕。
澳大利亚籍华人主播成蕾去年8月被中国当局逮捕
去年12月，为彭博社工作的中国公民范若伊（Haze Fan)因涉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被逮捕。范若伊2017年开始为彭博社工作,此前曾在C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半岛电视台和路透社工作。依照中国官方的规定，中国公民只能在外国驻华新闻机构中从事助理工作，不得独立开展新闻报道。中国官方在一份声明中称："范姓中国公民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拘留。“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当时发表声明，向范若伊表示声援，称对其被逮捕感到担忧，并正在向中方寻求了解事件真相。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最新报告中援引去年3月被驱逐出境的《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麦思理(Steven Lee Myers)的话写道，“尽管中国说过要向世界开放并向所有人展示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但他们显然限制任何不符合其愿景的报道。这些都表明，情况不会出现任何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