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编辑：黄月，原文标题：《家务劳动为何如此不值钱？从全职太太离婚获五万家务补偿想到的》，头图来自：《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
近日，北京市房山区法院首次审结的一起适用《民法典》新规定的离婚家务补偿案件被媒体披露。2015年，陈先生与王女士登记结婚，育有一子。2018年，双方开始产生矛盾，于当年7月开始分居，孩子从2018年11月起随王女士居住生活。2019年，陈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后又撤回起诉。2020年他两次提起诉讼离婚，王女士主张婚后自己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但丈夫除了上班之外既不关心也不参与家庭事务，因此要求分割财产，并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16万元。
法院一审判决准予陈先生与王女士离婚，孩子由王女士抚养，陈先生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享有探望权，共同财产由二人平均分割。对王女士的补偿要求，法院判决陈先生给付王女士家务补偿款五万元。
“全职太太离婚获五万家务补偿”引发热议。赞同者认为，这起案件意味着《民法典》实施后国内“家务劳动补偿”终于有法可依。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据澎湃新闻报道，该案主审法官、副厅长冯淼在解读该案判决时表示，五万元的经济补偿主要是由法官合情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的，考虑的因素包括双方婚后共同生活的时间、女方在家务劳动中具体付出的情况、男方个人经济收入和当地一般生活水平。
但在许多人看来，五万元家务补偿如杯水车薪。如果我们把这个金额和家政服务的市场价格相比较，对比就更加明显。媒体人@李思磐 在微博上表示，“虽然离婚获赔家务补偿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一年一万相当于家政工工作250个小时，一天工作一节课时间都不到。”
为何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总是被低估？它仅仅是“全职太太”群体面临的问题吗？更重要的是，轻视照护工作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给全社会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
“家务劳动”的发明：资本与照护的根本矛盾
在全球范围内，家务劳动的价值被低估和忽视是一个普遍现象。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Ann Oakley）在著作《看不见的女人》新版序中写道，女性在家庭中的实际付出被隐藏在“人妻”、“人母”和性别角色面纱之后，女性在家庭中的无薪劳动被合理化了。在奥克利撰写《看不见的女人》的1970年代，家务劳动不算工作，2018年情况依然如此。在联合国为衡量比较各国经济活动推出的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中，无偿的家务劳动并不被包括在内。她援引2008年官方政策指导中对此的解释：
“没有人能够衡量家务劳动量，是因为有人能够同时‘准备饭食、关照小孩并协助大孩完成家庭作业’；此外，家务劳动有时可能会与‘休闲’娱乐活动界限难分；唯一能够合理计算家务劳动中货币价值的方法是计算它在市场中的成本，而这将使其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变得过于重要。”
为何如此？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女性在家庭内从事无偿劳动的问题。她将女性在家庭中从事的家务劳动、育儿、养老看护等无偿劳动称为“再生产劳动”——社会为了再生产，不仅要进行物的再生产，也要进行人力资源的再生产，指“人的生产、养育、照料、陪护等与生命再生产相关的劳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劳动被看作是私人领域中的“无形劳动”，是任何女性都可以从事的免费劳动。
根据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家务劳动是近代工业社会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合谋的发明。近代资本主义市场在将某些劳动“商品化”（即创造具体财富和商品的劳动）的同时，并没有将另一些劳动“商品化”，家务劳动就是没有被商品化的劳动之一，因此它只能停留在私人领域之内。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只愿攫取（以成年男性为代表的）人力资源创造的财富和商品的好处，却将人力资源再生产所需的劳动与成本推给家庭；而在男性支配女性劳动力的父权制家庭内部，这部分劳动与成本就是由女性承担的。
上野千鹤子指出，虽然无论何时，无论男女，大多数人都既在社会中创造财富，也在家庭中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然而只有在工业社会这样特殊的社会中，生产与再生产通过性别分配，将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增加到最多，而将男性的再生产劳动削减为最少。”这一点在1970年代英国的家庭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奥克利发现，当时丈夫从妻子那里获得免费的家庭劳动服务是得到法院维护的一项权利，国家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已婚女性是在财务上依赖丈夫的家庭主妇”为前提，关于所得税的相关法规也显示出同样的观点。
为了让女性减少对这一制度安排的质疑，家庭被浪漫化，“爱”和“母性”被神圣化，男性则反复述说“赚钱养家是多么劳苦功高”而“主妇在家轻轻松松”。但这无法掩盖不公平的事实：如果将女性再生产劳动用货币折算，实际上将是丈夫难以承担的。“澎湃新闻·美数课”按照北京市2020年最低工资标准（每小时12.64元）计算了女性家务报酬——如果全职太太全包家务（北京市男性平均一年做477小时的家务，女性平均近800小时），她一年至少应该获得1.6万元，三年就是4.8万元。另外，全职太太为了照顾家庭退出职场也牺牲了她本应享有的经济收入，而且即便她重返职场，这段职场空白也将对她之后的事业发展和收入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再生产劳动具有巨大的价值，这恰恰是市场化框架内资本与照护存在根本矛盾的原因。如果将家务劳动等再生产劳动完全商品化，人力资源再生产的成本将大大提高，这将导致资本利润下降。再次以英国为例，奥克利指出，2014年英国无偿劳动的估值达1万亿英镑，当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8万亿英镑。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与父权制达成巧妙的妥协，将家务劳动委任于私人领域。
然而，二战后，随着家电商品的普及、食品和纺织业的兴盛以及家政服务的商品化，家务劳动中的部分内容也可用货币衡量了。家政服务的明码标价也让越来越多女性看清了社会在家务劳动问题上的“双标”。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就批判了男权社会普遍认为全职太太对社会没有贡献的现状。新垣结衣饰演的女主角在面对男主角以省钱为由提出结婚请求时，犀利地批评了“以爱为名”要求女性进入家庭的虚伪之处，“因为结婚的话就不用给我工资，让我白干活，这是爱情剥削。”
上野千鹤子进一步指出，当全社会拒绝承认全职太太从事家务劳动所付出的代价、无人就此进行支付时，离婚的权利对女性而言也是一种代价高昂的“解放”，男性反而能先女性一步获得“摆脱承担父亲责任”的自由。男性能够轻易地放弃孩子的抚养权，离婚后维持单身的女性则需要承担养育孩子的实物费用和货币费用。学者研究显示，离异单身女性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情况在多个国家都存在。
走出家庭亦进退两难：女性平衡家庭与事业为何是种奢望？
在上述澎湃新闻报道中，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三庭副庭长吴奕晗的建议值得我们注意：“步入婚姻以后，要学会平衡好家庭和自我成长的关系，注重自我提升，珍惜工作机会，保持经济独立。”
这番针对婚姻内女性的“善意提醒”所暗含的信息，是做全职太太并不可取，女性需要努力维持家庭和事业的平衡。此种论调在国内外都十分普遍。在研究西方媒体和政策话语中呈现的全职妈妈形象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与传播学副教授沙尼·奥加德（Shani Orgad）发现，当今政策和公共话语所传达的要旨是，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之间取得良好平衡应当成为每个普通（中产）女性的目标。
这同样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演变有关。上野千鹤子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再要求也不再允许女性终其一生始终作为100%的再生产者。这一演变有两个因素：第一，出生率大幅下降减少了女性的育儿时间，但孩子社会化的时间和教育费用在增长，仅靠丈夫的收入或将不足以担负教育费的支出；第二，家务劳动大幅度减轻，资本市场发现了“家庭”这一新的市场外部，随着家电商品的不断开发普及，资本主义迅速将大部分家务劳动商品化，“节省家务劳力的机器将女性推出了家庭，而为了购买这些机器，她们必须要外出赚钱。”
在上野千鹤子看来，资本主义与父权制达成了第二次妥协，确立了“家庭主妇劳动者”这一新的性别分工，即女性为了补贴家用，必须拥有一份有收入的工作。由于参与社会劳动、为家庭换取经济回报，女性的“经济话语权”使家庭内部的父权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瓦解，却又以另一种更巧妙的方式补充了父权制，强化了性统治——女性如今要承担雇佣劳动和家庭劳动的“双重角色”。
从实际情况来看，女性要承担“双重角色”非常困难。在调研英国中产全职妈妈群体时奥加德发现，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曾在职场中大放异彩的女性在结婚生子后被迫离开职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自己和丈夫的办公时长和工作环境与家庭生活极不协调”。更确切而言，虽然当下的公共话语和流行文化无不宣扬男性应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但职场文化和工作规范还是原地踏步。
“职场举措和信息，无论多么进步，多么变通，多多少少还是维系了那套守旧的、父权制的性别角色。”奥加德指出，企业的组织化措施（特别是人力资源措施）依然建立在传统性别价值体系上，即女性属于家庭生活，男性属于公共生活。这让女性员工在职业发展上处于不利境地，比如她们在成为母亲后会难以应付高强度的加班和频繁商务出差，进而被剥夺升职加薪的机会，而男性在婚前婚后几乎不会受此影响。于是，女性做出辞职决定，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自愿，而是由于“丈夫极其有限的育儿投入、紧张的工作要求和在家中的缺位”所造成的家务分工不平等。
因此，女性即使有心走出家庭争取经济独立，也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真空地带”：国家和企业在减少社会福利支出，“三岁之前孩子需要母亲”等密集母职观念大行其道，而政策与公共话语又鼓励女性留在劳动力市场之内。
在拥有妇女解放传统的中国，全职太太是一个小众群体。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长期研究上海高学历中产妈妈群体，她曾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援引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数据指出，育龄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的在职比例还是很高的，“女性应当有一份工作”的思想遗产广泛存在。沈洋观察到，目前大众普遍存在着“全职妈妈虽然衣食无忧，但因缺乏政策保障和经济不独立，容易陷入地位危险境地”的观感，在她采访的上海二胎妈妈群体中，几乎所有人都表示不会选择成为全职妈妈。然而全职太太群体扩大化的趋势依然值得我们关注，宝宝树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显示，相比往年，中国年轻父母全职在家的比例逐渐上升，95后全职妈妈比例超过八成。
尾声
不出意外地，“全职太太离婚获五万家务补偿”再度激起了部分网友“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论调。然而上野千鹤子提醒我们注意，只要女性因为需要承担生命再生产劳动而沦为“二流劳动力”，在职场中无法享有与男性同等的薪资与发展机会，那么单身女性也无法与已婚女性或全职太太“割席”，她们同样会被归入“应该成为主妇的女人”的集团并遭遇雇主的区别对待。
在另一个层面上，认为只有特定形式的劳动才有经济效益和价值、规避支付生命再生产成本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对全社会所有人的伤害。在信奉“生产至上”的经济制度中，劳动的价值序列是“带来高资本回报的商品生产”高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后者被认为价值不高，可被外包、压缩成本甚至完全将成本推给个体家庭——这种劳动价值序列的源头或许就是家务劳动等再生产劳动的价值得不到认可。
这一价值排序的恶果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广义的服务业普遍收入不高、被污名化（尽管它必不可少），而且所有职场人都要被以生产力主导的加班文化所支配。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被低估，不仅是面对离婚官司的全职太太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需要正视和思考的问题。
参考资料：
【英】安·奥克利.《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日】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Orgad, Shani. Heading Home: Motherhood, Work, and the Failed Promise of Equal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家庭主妇离婚获5万家务补偿，主审法官：判决时考虑四个因素》，澎湃新闻
《算一算，家务劳动值多少钱》，澎湃美数课
《“顾学”背后的全职妈妈迷思：女性既独立自主又辛勤顾家是否可能？》，界面文化
《2019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宝宝树
《在需要他们的同时歧视他们：不准外卖员进入商场的问题究竟在哪里？》，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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