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媒称提高劳工待遇是西方国家的阴谋。时评人长平回顾了中国政府剥夺工人权利的历史。



近几天在Clubhouse 聊天,多次被西方人问道:中共靠工人运动起家,为什么会打压劳工权利?

仿佛跟我抢答似的,本周中国官媒连续发出惊人之语。

周一,共青团官方微博账号发文称,提高劳工待遇,改善劳工工作条件的标准,是西方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不允许别人勤劳致富”的阴谋。

周二,人民日报官方微信账号发文称,“当然,加班不好,但也不能总抱怨。可以想想,在世上谁不辛苦呢?有谁轻轻松松就能养家糊口?不要苦哈哈地矫情了。其实,凌晨三点的迪你也不是没蹦过,对吧?”

疫情当前,各业凋敝,各国停摆。显然,中国不仅希望提振经济,而且借机一马当先。仅有习近平“自力更生”的正面号召还不够,官方舆论还要发起对劳工阶层的威胁和羞辱。
工人当了“主人”,所以不准罢工

中共党史中的光辉篇章之一,就是发动工人运动。罢工和上街游行是两种最主要形式。罢工者最难应付的还不是资本家,而是其实是政府。刘少奇在1932年写下的《罢工策略》中,列举了“敌人”对付罢工的17条办法,其中若干条就是政府滥用公权力。比如“宣布罢工是违法,布告禁止罢工,命令工人复工,颁布各种限制和禁止罢工的法令”,“逮捕工人领袖,枪杀罢工工人,宣布军事戒严,直接用武装压迫罢工”。

这些工运领袖夺取政权之后,不仅阻止罢工,根本就不允许罢工,甚至不准说出罢工。

在中国已经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中,罢工自由被视为公民的应然权利,各国政府都应当予以保障。在中国1975年和1978年修订的宪法中,罢工自由都被列入公民权利。但是在1982年修订宪法时,这一条被删掉了。当时的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用停止生产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既不符合全体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也会直接影响和危害罢工者的利益”。

我还清楚地记得,2008年11月,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时,新华社报道中,于“六四”屠杀之后首次在官方媒体中出现“罢工”二字。我赶紧动手写评论。评论还没有写完,这则报道就已经被删除。再次出现的报道中,重庆出租车司机并没有“罢工”,而是“停运”或“部分停运”。

无论如何, 2015年前后,济南、沈阳、浙江东阳、南京等多个城市,出租车司机先后罢工。随后,广州、深圳等地出现罢工风潮。《中国劳工通讯》称,截至2018年8月为止的过去12个月内,全中国发生超过1860次罢工或工人抗议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2018年夏天的深圳佳士工潮,即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员工争取组织工会的努力。这些员工遭公司解聘,并在冲突中被当地警方抓捕。有些组织者和参与者遭到绑架和失踪。
从下岗之耻到外国势力的阴谋

舆论羞辱也一直是中共对付工人的手腕之一,例如评选“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媒体对下岗工人进行了各种贬低。1999年春节前夕,我去西安采访一位下岗女工。我的报道开头写道:

“已经四五年了,郭喜爱没有买过一件衣服,甚至一双袜子。她目前还穿着8年前买的一条裤子。她用1元一袋的珍珠霜;1.20元一斤的洗发膏,一斤可用数月;10元5块的三笑牌香皂。”

比物质贫困更加严重的尊严的丧失。在媒体的描述中,她们因为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而被淘汰。我仍然看到她们脸上有一种坚韧,也就是一种对政府的信任和等待,也就是媒体常批评的“依赖心理”——这种心理在多年前是被称赞为“钉子精神”的,其实就是一种绝对信任、终身相许的心理。

在计划体制内,实行的就是低工资高福利(高未必在于数量,也在于终身保障的信诺)。他们拿了一辈子低工资,现在保障却一夜之间没了,还要责怪他们没有另起炉灶的本事。

习近平时代,官方舆论对“低端人口”的羞辱和恐吓变本加厉。半夜想去蹦迪,而不是去办公室“996”?你太矫情了!不肯拿着低薪埋头苦干?那么你可能中了境外势力的阴谋,简直就是给他们“递刀子”!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