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在2月22日的中国全国港澳研讨会上强调，要确保“爱国者治港”。（中国政协网）
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周一（22日）为“爱国者治港”原则定调，提到反对中国共产党与拥护“一国两制”互相矛盾，令香港社会担心“爱国不爱党”者不能“入闸”参与政治选举。香港泛民主派及支联会的政治空间为人关注。
夏宝龙周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并反问一个人如果声称拥护“一国两制”，却反对中国共产党，是否自相矛盾。
夏宝龙的这个提问其实不难解答，甚至可以说已故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早已经有所提醒。1987年4月，邓小平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时指出，“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在1990年1月，邓小平接见香港富商李嘉诚时亦表示，“如果把香港变成反社会主义、反大陆的基地，中央政府就要干预，不干预会越搞越大。”
虽然邓小平两次发言都是针对中央在什么时候会干预香港管治，而非针对治港者的要求，但从中可见他清楚区分开来立场上的分歧，与组织及行动上的反对。在立场上与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政府有分歧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组织行动、以动摇北京政权，才是不可以。故此，“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能否同时是拥护“一国两制”的人呢？这应该视乎是怎样的“反对”。
只要不是“港独”的支持者，不是以推翻中共政权为目标的，即使是民主派政党和支联会，我们认为都是属于拥护“一国两制”及符合爱国爱港要求的。在政制改革的进程上与中国中央政府有不同意见，在平反六四的问题上与中共有分歧，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正如《香港01》一直以来也批评中国中央政府对六四的处理不当，事件应该得到平反，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否定“一国两制”，更遑论是从根本反对中共政权。
大家应该记得，支联会的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本身就是包括了“爱国”的定位。创会主席司徒华是坚定的爱国者，他与接任的李卓人和何俊仁亦曾任多年立法会议员，曾宣誓拥护香港《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向来都是支持“一国两制”、符合爱国者治港的条件。
邓小平：有左有右，中间多些
事实上，支持“一国两制”及爱国的光谱，本来就是宽阔的。邓小平1984年10月在北京接见香港国庆访京团时，亦提及1997年後管理香港的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邓小平既谓有左翼、右的人及中间的人，便说明了治港爱国者的光谱有一定的阔度，绝对不是专指建制派。而且他认为“中间的人”应该占多数，“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便说明了最适合的治港者是中间派，以平衡不同政见及利益，维持香港政治及社会的稳定性。
参考近四十年前邓小平的话，我们更应该看懂当下香港面对的问题——那并不是政治上左与右之争，而是极端化的问题。反修例风波便反映出不论是哪一方阵营，一旦走向激进和暴力，便会威胁社会安全和稳定。经历躁动不安的一段时间后，香港目前需要的并非“宁左勿右”的转向，而是要防范极端势力再起，让社会回到以中间派为主体的稳定状态。只要社会撇除极端声音，各界以对话凝聚共识，香港重新出发定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