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拜登政府的对华团队正在逐步启动。除了几位资深官员之外，两位“80后”政策官员吸引了舆论瞩目，他们就是拜登主持的美国国安委中负责中国事务的朱利安·格维兹（Julian Gewirtz）和杜如松（Rush Doshi），二人都通晓中文，曾在中国有过学习、研究或工作经历，但同时对中国持有戒备之心，以更为务实的态度看待中美关系发展方向，是年轻“鹰派”的代表。
2、试图从中国领导层的思维出发是格维兹分析中国问题的显著特点。他认为中国领导层长期以来坚信美国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因此美国要证明自己的强大，美国的决策者首先要“办好自己的事情”。 杜如松关注中国过去的外交战略，建议美国重点关注 技术标准、技术获取、金融、基础设施投资 领域 的优势争夺，通过建议 中国维持区域秩序而享受合作红利，一旦中国形成威胁则进行 “惩罚”。
3、他们成长于冷战结束初期国际格局“一超多强”的时代，但求学于金融危机、中国崛起、国际格局持续深刻变化的时代。成长背景的不同和时代环境的深刻变化，决定了格维兹和杜如松们兼具现实主义和更加强硬的姿态。新生代“中国通”希望美国积极行动以实现对中国的威慑，呼吁强化盟友阵营，期待形成各区域、各领域、全方位抗衡中国的国际力量。
4、格维兹和杜如松为白宫中国事务团队注入了现实主义的新鲜血液，但其对中国的研判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桎梏，“联合制华”策略能否实现也有待观察。在多边合作趋势越发明显的今天，无论美国能否实现继续主导国际格局的愿景，其明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将通过更多的具体行动得以体现。
引言：
随着拜登就职美国总统已达一个月，其外交事务团队也随之出炉。在最受瞩目的中国事务团队中，除了库尔特·坎贝尔、劳拉·罗森博格和杰克·沙利文等资深官员和幕僚外，两张年轻面孔的出现也颇为令人瞩目：朱利安·格维兹（Julian Gewirtz）和杜如松（Rush Doshi）成为拜登主持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新成员，负责中国事务。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会”）依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成立于美苏关系紧张、冷战态势酝酿成形的敏感时期，主要任务是协助美国总统协调处理外交、军事及国家安全事务并制定相关政策，正式成员包括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和财政部长，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家情报总监、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司法部长和国土安全顾问也是定期参与成员。近年来国安会在美国军事、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中的地位越发重要。
格维兹和杜如松长期进行中国问题研究，被普遍视为拜登团队新一代的“中国通”。 不同于老一辈的官员与幕僚，二人通晓中文，曾在中国有过学习、研究或工作经历，但同时对中国持有戒备之心，以更为务实的态度看待中美关系发展方向，是年轻“鹰派”的代表。 格维兹和杜如松的加入，无疑体现了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反过来也将进一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今天（2月22日）所说，“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重回正轨，首先需要打破由各种对华错误认知而人为砌起的高墙，真正客观准确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读懂中国。” 格维兹和杜如松等年轻“中国通”的加入，能不能让拜登团队对中国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他们对中国有哪些误读和偏见？充分了解这些新生代“对华鹰派”，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格维兹：从中国媒体实习生到拜登对华政策“少帅”
随着“80后”的朱利安·格维兹出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这位走出校园不久、在学界和政界之间经历“旋转门”的年轻人被普遍视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操盘手之一。
格维兹从小学习中文，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于2013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018年以罗德学者身份获得牛津大学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后方才正式结束求学生涯，此后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历史学研究并担任教职至2021年1月。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格维兹便曾于2015年至2016年进入奥巴马政府，出任能源部副部长办公室国际事务特别顾问。
▎图/2019年格维兹在保尔森基金会进行演讲，图源：Paulson Institute
格维兹与中国的直接交集是激发他日后关注中国事务、开展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因素。据公开简历显示，2009年他曾前往北京加入《财经》杂志社实习，此外也有在阿里巴巴的就职经历。熟练的中文和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直接参与令他格外关注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国家发展历程。他在牛津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便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尤其是最高领导层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2017年，格维兹的第一本专著《不太可能的合作伙伴： 中国改革者、西方经济学家和全球中国的形成》出版，该书讲述了他对邓小平时代中国领导层面对内外挑战与阻力如何推行经济改革的分析，重点关注了在此期间中国与西方的互动，包括外国经济学家的理念所发挥的作用。 而他2021年即将出版的新书《重塑中国》则在时间上紧密衔接上一本著作，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变化。
▎图/格维兹代表作《不太可能的合作伙伴：中国改革者、西方经济学家和全球中国的形成》，图源：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此外，他曾在《亚洲研究期刊》、《过去与现在》和《外交事务》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研究成果，并在《卫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政客》、《财经》、财新传媒等媒体上发表文章，阐述其对亚太区域问题的分析。 相比于老一辈的美国学者，试图从中国领导层的思维出发是格维兹分析中国问题的显著特点，无论是其出版的书籍专著，还是公开发表的分析文章，都体现出他探究高层思维，思考美国应对之策的努力。
2 020年年末，格维兹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中国认为美国正在失败》，首次就美国在未来中美竞合中的应对之策系统性地提出个人观点。 他认为中国领导层长期以来坚信美国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因此要极力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而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外交种种做法更坚定了中国领导层的这一看法。
正因为如此，格维兹认为中国正在采取多种战略以减少对美国的技术和贸易依赖，实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包括壮大国有经济、实施“中国制造2025”、扩大内需&构建国内大循环、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实现对外经贸关系多元化。 2019年接受新经济思维研究所专访时，格维兹公开表示： “当中国领导人公开强调需要创新时，这与中美贸易战及其相关联的、前所未有的中美公开战略竞争和对立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关于国内经济模式，也不只是让阿里巴巴或国有企业成为创新驱动力， 同时它和地缘政治息息相关，中国领导人的愿景核心在于让中国在本国范围内拥有完整的技术生态系统。”
同时，在他看来，尽管中国仍希望降低中美贸易和技术冲突以争取时间，但正是由于中国领导层出于对美国正在走向衰落的基本判断，中国也敢于采取的所谓“更有攻击性的立场”，例如在香港和新疆实施的相关政策，与澳大利亚、印度和菲律宾关系的变化，在台海事务中更加积极的行动，与伊朗和俄罗斯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外宣工作。
格维兹基于他对中国的这一判断，提出美国不能依赖于一味说服中国“美国无意遏制中国”，否则只会更加令中国领导人确信美国正在衰落。他认为美国要积极作为，其战略的重点在于“向中国和世界证明，美国依然强大，足以可靠地恢复其力量和领导力的源泉”。要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美国的决策者首先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控制疫情、实施惠及全美民众的经济政策、欢迎可以丰富壮大美国社会的移民、追求种族平等、证明“美国依旧是自由平等的灯塔”、加强防务能力投入、在联邦层面扩大研发投入比例。与此同时，他建议美国领导人要不吝于公开指出中国的所谓“弱点”，即人口老龄化、生态危机、与多国的边界冲突和“不断下降的国际欢迎度”。
谈 及对华政策时，格维兹也应和了拜登的外交政策理念：与欧洲和亚洲地区的美国盟友合作， 通过经济手段、加强参与和改革国际组织、减少供应链关键领域对华依赖，以共同对抗所谓“中国行动”。 同时他也承认中美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并应共同努力以避免两国竞争最坏结果的出现，因此也建议两国领导人不仅应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传染病、核武器扩散这些无法单方面解决的挑战，而且在网络战争、南海争端等“可以遇见的灾难”中更要就底线和危机管理与缓解机制进行谈判。 通过这些必要的合作，美国可以向中国传递明确的信号： “美国并不惧怕或试图遏制一个承担世界大国责任、遵守规则的繁荣中国。 ”但其前提条件自然是中国必须要按照美国所认可的“游戏规则”行事。
然而，格维兹也始终强调，上述战略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美国能够证明“美国正在不可避免地衰落”这一论断是错误的 （正如他撰文的副标题“华盛顿必须证明北京的判断是错的”），他也坚信美国现在必须要采取的行动也都在掌控之中，美国现在行动仍为时不晚。由此可见，作为年轻一代的“鹰派”，格维兹不仅比老一辈美国官员更能从微观层面掌握中国事务的动态，更习惯于从顶层视角，以及宏观和整体层面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及其与美国内政和全球战略的关联。他对传统美国力量和美国主导国际秩序&规则的信心，更是他提出其对华政策的基础。
杜如松：在昆明学习一年，曾游历喜马拉雅山
相比于格维兹，另一位“80后”杜如松从求学时代便“术业有专攻”。他在普利斯顿大学攻读学士学位时，专业便是东亚研究；随后在哈佛大学继续深造，攻读政治学和政府学，获得博士学位。
杜如松精通中文和印地语，在其个人履历中最显著的经历便是2011年至2012年通过美国国务院富布莱特学者计划来到位于昆明的云南大学开展学习和实地研究。在此期间，他游历喜马拉雅山、研究中缅、中巴、中印关系尤其是边界问题，对于中国对南亚地区的外交活动有自己的深入观察。
▎图/杜如松 图源： rushdoshi.com
除了校园求学之外，杜如松也曾在美国国防部、国务院、新泽西州议会、洛克·克里克全球咨询公司、长期战略集团、耶鲁大学、布鲁金斯学会和亚洲集团留下足迹，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法治建设、网络攻击、美国对华政策。 此前他出任美国顶尖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并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担任希拉里·克林顿团队亚洲政策工作组成员。 在名校、智库、政府等不同机构的研究咨询经验，使得杜如松在美国新一代中国研究者中脱颖而出，进入白宫。
近年来杜如松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外交事务》、《国际组织》、《华盛顿季刊》等公开出版物发表多篇研究文章，并曾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和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公开发言。 他格外关注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外交战略调整 ，并在2021年将要出版的新书《长远的策略： 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中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
杜如松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外交战略经历了三次转向（他称之为“三次取代战略”）： 第一次为后冷战时代初期的“韬光养晦”（1991年-2008年），中国隐藏锋芒，但以寻求正常贸易和加入区域组织等方式弱化美国影响力，为重新制定规则做准备； 第二次是始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积极有为”（2009年-2016年），中国判断美国陷入经济困境，全球大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开始积极建构区域秩序； 第三次则是2017年至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民粹主义的崛起冲击了现有国际秩序，中国开始实质性的全球扩张战略，美国面临着来自中国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挑战。
此外，杜如松也擅于从国际关系史和现实观察分析中美关系，成为其判断和政策建议的基础。 2018年他与另外两名学者联合在《华盛顿季刊》发表《北京的俾斯麦幽灵：大国如何展开经济竞争》一文，以19世纪中期的英德关系类比当下的美中关系，认为中国近年来的社会经济管理理念、崛起模式和途径与当年同为新兴大国的德国并无本质区别，如今美国作为守成大国的优势、局限、焦虑和遏制策略的逻辑也与一个半世纪前的老牌帝国英国相同。参考当年英德竞争的内容与走向，杜如松将技术标准设定、技术获取、金融力量和基础设施投资视为中美竞争经济优势的主要战场（正如他眼中19世纪的英德竞争一样），建议美国重点关注这四个领域的优势争夺，并提醒美国不要重蹈英国当年发动对德贸易战导致战略上自伤的覆辙。
作为长期关注印太地区的青年学者，杜如松也格外重视亚洲在美国国际战略中的重要性，并结合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予以分析预判。 今年1月12日，他与白宫上司库尔特·坎贝尔合作在《外交事务》发表《美国如何加固亚洲秩序—恢复平衡与正统的战略》一文，通过19世纪初期英国与奥地利帝国改善关系、维护欧洲大陆和平的努力类比当前的印太地区局势，为美国的印太地区战略出谋划策，并将矛头直指中国。
▎图/杜如松将“中国、大战略和印太安全”作为其个人官网的主题，而将雪山作为背景图也体现了其研究方向，图源：rushdoshi.com
杜如松在文中表示如今的印太地区如同当年的欧陆，需要区域实力平衡和正统秩序，从而维系21世纪的开放，避免倒退至19世纪的霸权主义时代。文章认为该地区长达40年的和平与繁荣发展正在遭到两大挑战：一方面，他声称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崛起，尤其是所谓“领土冒险主义”正在重塑周边地区格局，以“确保其顺从、尊重中国利益”；另一方面，特朗普治下美国举棋不定的印太政策，在他看来是对区域盟友的打击和对印太地区平衡的破坏，因为这“给中国让出了重塑规则、改变区域秩序及正统的空间”。
为了恢复所谓的“区域实力平衡”，杜如松建议美国优先考虑投入“经济实惠的非对称军事能力”对中国进行威慑，与南亚和东南亚盟友建立军事和情报合作机制。 为了恢复所谓的“正统”，他鼓吹美国在不同的议题上与不同的盟友建立合作机制，从而连接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以全面应对“中国的挑战”，例如英国倡议的“D10峰会”（G7成员国加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军事领域的“四方安全对话”（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以及与日本、印度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在他看来，美国主导下覆盖各领域的多元合作机制可以创造平衡，在重要议题上强化共识，实现威慑效应。
当然，这位年轻的鹰派中国通也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的一面。 尽管对中国崛起充满警觉，杜如松坦承印太地区想要将中国排除在区域发展之外既不现实、也无益于整个区域。 因此他建议美国及其盟友应“说服”中国维护所谓“和平有序的印太地区”， 从而通过遵守现有规则享有良好的经贸环境，在区域重要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气候、基础设施、抗疫等问题上享有合作红利的机会。 一旦中国威胁到美国所设想的这种区域秩序，美国及其盟友则应实施有效的“惩罚”。 简言之，杜如松一边声称中国正在采用“胡萝卜加大棒”令区域局势复杂化，一边却给美国提出同样的应对方案。
由此可见，就判断中国外交战略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理念而言，杜如松与格维兹一脉相承。 相比于格维兹重点观察和思考中国一国在各领域的发展及对外政策，杜如松更习惯于从宏观的时间和空间视角出发，为其形成对华政策的理念奠定了基础。 然而今天的中美关系和印太地区是否和19世纪的欧洲局势具有可比性，杜如松的“合纵连横”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行性，却是有待商榷。
共性：求学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放弃用软实力演变中国体制
纵观格维兹和杜如松的个人履历和政策理念，便可窥见新一代美国对华事务研究者的一些共性：
他们成长于冷战结束初期国际格局“一超多强”的时代 ，亲历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绝对主导的“荣光”，对美国力量的自豪和自信早已深刻烙印在他们的脑海中；
他们求学于金融危机、中国崛起、国际格局持续深刻变化的时代，察觉到美国霸权逐渐衰落和美国相对力量的消减，对其它国家可能的挑战充满忧虑；他们比前辈们具备更强的一手资料掌握能力，在更加开放的时代凭借中文优势能深刻地观察和认识中国，也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更加警觉。
对美国重返国际舞台中央的希冀和因“知华”而更加忧虑的情绪相互交织，塑造了这一代美国鹰派“中国通”思想和情感基础。
成长背景的不同和时代环境的深刻变化，决定了格维兹和杜如松们兼具现实主义和更加强硬的姿态。他们意识到中国实力快速增长，以至于中美力量对比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正如美国媒体所述，冷战期间没有任何国家的GDP体量能超过美国的60%，而中国早在2014年便已做到 ），坦承中国治理模式获得本国人民更多的认同而非相反的方向，并打破了对“美国神话”的迷思，因此不再像前辈们那般寄希望于通过软实力作用预期中国国内体制演变，不认为美国可以消除中国对其越发强烈的警惕，自然也不再寻求将建立中美互信作为出发点。
与此同时， 他们承认美国在近年来呈现出的衰退姿态也令中国给美国带来更大的挑战。为了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重现他们与美国领导层共同经历过的“光荣时刻”，新生代“中国通”希望美国积极行动、全方位展现其强大的实力，以实现对中国的威慑。
但面对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现实，他们事实上否定了特朗普时代“美国优先”思维下的外交政策，呼吁强化盟友阵营，期待形成各区域、各领域、全方位抗衡中国的国际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中国不可能被排除在全球治理体系之外，难以延续特朗普时代的“极限施压”政策，因此也不会放弃中美在特定领域的合作机会。
2月19日，拜登以视频方式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发表讲话，首次向国际社会公开讲述美国外交政策。在讲话中拜登公开宣称“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表示美欧伙伴关系“是21世纪我们希望实现的一切成就的基石”，并呼吁欧洲在创新、知识产权、贸易规则和技术政策等领域加大投入、强化合作，从而得以与中国竞争。
由此可见，格维兹和杜如松的对华策略理念在大方向上与美国领导层具有高度一致性，二人进入白宫也是拜登政府外交战略重点及思路的体现。
▎图/拜登以视频形式在2021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表讲话，图源： Mandel Ngan /AFP/ Getty Images
新一代鹰派中国通能在多大程度上持续推动和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但格维兹在《中国认为美国正在失败》一文中的论断正在被新一届美国政府用实际行动所响应：“美国需要新的政策，而不是怀旧般地‘重置’中美关系，或者惶恐不安、听天由命般地一厢情愿。”
在多年来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共同驱动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环境下，格维兹和杜如松对中国的研判恐怕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桎梏，而他们所设想的“联合制华”策略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也有待观察。 不过对于白宫必不可少的中国事务团队来说，二人加入的确在新时期注入了现实主义的新鲜血液，而其目的却是要实现美国主导国际格局的维护与传承。
在多边合作趋势越发明显的今天，无论美国能否实现这一愿景，其明确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将通过更多的具体行动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