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先生每天一个鸡蛋加米粥，这样吃他还能负担。
他不愿意露正脸。花了很多中介费来新西兰打工，却没有给家里人挣出钱来，似乎是不光彩的事情。
他说，好几个雇主欠他工资，总计1.4万纽币，他有工伤，但没有补偿。
这完全不是他和妻子在出国之前所以为的那样。
当时，他们拿了约8万纽币的积蓄，为了进入新西兰获得“高薪、稳定的建筑行业工作”。
但来了之后，发现自己太天真。
看了太多的剥削和欺骗，太多和自己一样的人，为奥克兰“蓬勃发展”的建筑业搬砖，但待遇堪忧。
而那些在新西兰为这些中国工人声张权利的人，包括May Moncur, Matt McCarten，他们说，丑恶的剥削现象，早在疫情封关之前已经很严重了。
把终身储蓄交给了中介
一个新西兰普通人大概不理解为何有人会花费巨资给中介，只是为了一个打工的机会，有的人交出了自己终身积蓄。
但这样的事情不但发生了，而且过去几年越发严重。
自2010年以来，持临时工作签证入境的中国公民数量从每年16,020人增加到2019年的22,192人。
建筑业的繁荣和全行业6万名工人的短缺，加剧了这个建筑业海外打工人的到来。
据新西兰华人建筑业协会估计，奥克兰约50%的住宅建筑工程都是由华人公司承包。
这些工人通常来自中国比较偏远的农村或中小城市。
通常套路是，中介承诺新西兰有一份稳定高收入工作、长期签证和永久居留的可能性。
“全都是假的。”工人于先生说，他的签证已逾期，之前花近4万纽币中介费，现在每周工作66小时，每小时20纽币（现金）。
工人钱先生说，一共4个雇主都欠他工资，“他们说这里是打工者的天堂，但是……”
“打工者的天堂”
来了以后普遍遭遇是，到达后，没有工作在等着他们，或者只是不安全、工资低的工作。
而且，签证很难续签。
许多人最终只能去找临时性日工——通过中文媒体和微信上打广告的工作。
结果可想而知，他们遇到的，只是一个一个专门剥削他们这种的雇主。
工作项目可能会是五星级酒店，或者大型建筑项目，但他们是由食物链下几层的分包商雇佣并支付报酬的。
所以，项目好坏其实和他们无关。
“现在的问题在于（工程）这种分包模式。”
第一工会（First Union）秘书长Dennis Maga说，“大公司可以把责任推给分包商，并说问题都在分包商的。”
和其他工人一样，赵先生也是以现金形式支付了中介，中介吹嘘在新西兰有关系，说旅游签证工作没有问题，他会安排。
2018年底他从江苏南通来到新西兰，唯一的帮助就是机场接机，然后被安排在一个塑料厂里工作。
不久厂子倒闭，之后中介就都不认了。
这种情况下，他的选择不多，许多像他一样的人，接下来只能去找小广告。
那么就只能做民用建筑和装修的短工，没合同，没最低保障，不时遇到欠薪雇主，成了相当平常的经历。
赵先生说，尽管他把老婆也带过来了，但很少看到她。她给人做住家保姆，拿最低工资。
赵先生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节假日工资，在他的印象中，“只有本地居民才能享受到这种福利”。
“我只要我的工资，不是要求太高。”
赵先生说，疫情后，他离赚回成本更远了。
他觉得，自己是被迫非法超期居留的。
他只能通过短信追讨工资，“大老板”的称呼听起来很扎心。
“大老板，你从去年9月开始欠我钱，已经快一年了，我们安排个时间解决......
“大老板，我刚才可能语气不太好，但我没有办法了。”
赵先生说雇主欠他238个小时工资。现在他有背伤，搬砖搬的。
干通宵的活，还看不到钱
高先生和其他3个工人住在奥克兰南区一个房子里，他说，他追讨工资已经一年了。
工时很长。“如果很忙的话，那就是要干通宵。”
有时，通宵完了接着还要干第二天的活。
“最长的一次是两天一夜，大概36个小时的活，感到人快要不行了。”
“而且说的不好听的话，我们去了以后，活又累，还看不到钱。还不给我们发工资……
“反正我们在这个新西兰打工，从来没有很痛快的、很愉快的情况，总是感到有一个很重的包袱，给压着……”
“我们就是说，活也干了，你们给了钱就行了，我们的事情就过去了。但是迟迟不能，拖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一年了……”
一周100小时的“奴隶”
于先生之前在以色列工作，当时，一位奥克兰的华人中介前往以色列，向他推销了“新西兰梦”——18万元人民币（约合3.8万纽币）可获得一年新西兰工作签证。
“都是假的。”他说，“当时告诉我在新西兰工资更高，配偶可以去，孩子可接受教育，还可以得到永久居留权。”
头六个月里没工作，后来中介确实为他找到了工作，工资每小时24刀。
但他两次未能续签——新西兰移民局说，他的文件是伪造的。
于是，他现在打着现金工，每小时20刀。
工厂忙的时候，他也要干通宵，然后睡四个小时，再回去干。
他说，一周100小时的工作时间并不少见。
现在，他每周工作66小时左右。
他每月生活费1000元纽币，寄大约4000纽币回家。
“我在新西兰呆的时间越长，越能看到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经历——有很多情况比我还糟。”
他笑着说，“既然我做出了来新西兰的决定，就要坚持下去。
“如果我回家说自己太累了，大家会嘲笑我。”
他离开中国时，女儿5岁。在以色列打工期间，见过她一次。来新西兰以后，他只见过她一次。
“我女儿不叫我爸爸，因为已经分开久了。我们没有太多的话题，我也并不难过。
“我们的文化有一种期待，就是男人要努力工作，赚钱养家，让孩子要接受教育。”
于先生目前和其他5个中国工人住在一起，在一个郊区的老房子里，每人付房租50刀。
他现在在水泥厂工作。
尽管很久都没有下馆子了（也许中国新年会善待自己一下），他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抱怨，他说，房子也不漏水，也有吃的，有地方睡觉，只要能挣钱就行。
为他们的权利代言也很难
对于在新西兰帮助这些中国工人的人来说，要为他们讨回权益，难度不小。
雇佣法资深法律顾问May Moncur说，这些年处理了很多这样的案子，都有这种情况。
他们陷入了被剥削的境地，许多人英语不好，无法在华人社区外找到工作。
Unite Union联合工会的Julia Liu表示，中国工人往往对当地劳动法了解甚少。
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建筑工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权利。
“这里有语言障碍，有文化障碍，有知识障碍。”
Unite union全国负责人Mike Treen说，这些劳动者钱少，语言能力差，而且证据保存不全。
这个行业“基本没有工会”，他敦促政府强制规定由独立团体为建筑工人举办强制性就业权利讲习班，并向所有雇主征税，支付劳资纠纷基金。
有的工地上是“全黑队”
黑工最多的地方，也是就业福利最得不到保障的地方。
新西兰建筑行业的“打黑工”现象很普通，有业内人士就这样调侃：奥克兰一些建筑工地都是“全黑队”。
钱先生说，眼前这些房子建造的时候，有他的一份汗水。但是，留给他的还有被分包商剥削的回忆。
据他称，他被欠了约2万纽币薪水。
之前，钱先生曾经在布隆迪、安哥拉和新加坡打工。他是花了4万纽币“买”了工作签证来新西兰。
签证期限是一年，他原认为可以延长到三年。
但事实并不是。他现在非法居留在新西兰，只是想挽回来新西兰的经济损失。
他相信，中国的两个中间人，以及一个在这里的中介，拿走了大部分的钱。
赵先生说，他还在追讨欠他的1.4万纽币工资，但觉得希望不大。
“如果不是疫情，我已经回去了。”他说，希望边境早点开，机票价格下降，隔离强制要求解除，让他回家的路能够平坦一些……
梦想中的彼岸可能不一定那么美好，但通往彼岸的漫长道路却可能危机四伏。
如果你正在遭遇被剥削，可以联系移民局、劳动监察局获得支持。或者可以致电CrimeStoppers 0800 555 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