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
在不计成本，以超出市场价“豪购”（据以媒报道采购单价是欧盟的3倍还要多）西方最抢手的辉瑞疫苗后，截至2月14日，以色列的疫苗接种率据悉已高达75%！虽然这并不包括在以的外国公民（以色列目前拒绝外国人的接种申请），依然远超美英、欧盟，位居世界第一。
这显然很符合很多人心目中以色列的形象——文明、智慧、理性、富裕……
然而在夸耀“犹太人不愧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前，我们得明白一件事，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是印象中熟悉的样子。
就在疫苗尚未覆盖到的那两成人口中，却可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犹太人”形象，而且，他们还是最“正宗”的犹太人。
许多人已经忘了，就在不久之前，以色列疫情曾全面崩盘，900多万人口就有70多万感染，放眼整个中东也是倒数，甚至还出现了摩萨德“带回中国疫苗”的事件。
对以色列疫情糟糕状况“贡献”最大的，就是其国内的“哈瑞迪人”。
以色列的“哈瑞迪人”，那是正经八百的犹太人。而同样是“犹太人”，他们在“抗疫”的期间却在忙着“抗议”，甚至和警察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引发骚乱。
抗议什么呢？他们抗议政府的封城、居家隔离等抗疫措施，认为这是在“歧视”他们，侵犯了他们的信仰，让他们远离了犹太教堂、领祷人还有耶和华。
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披露：哈瑞迪目前仅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2%，但却贡献了全国60%的新冠病例。同时，他们还是最抵触口罩和疫苗的群体，也是至今在以色列尚未接种疫苗人群的主要贡献者。
而这一波“犹太人”搞事远远不止在新冠疫情这一个领域，甚至有人认为，以色列最大的“敌人”，不是巴勒斯坦抵抗力量，不是黎巴嫩真主党，也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恰恰就是这些被称为“哈瑞迪”的“自己人”。
1
犹太人自2000多年前被罗马灭国驱逐，在全世界流散，却一直坚持保持自己文化，通过宗教和血缘纽带（不对外传教也极少收纳外族皈依，只有母亲为犹太人才被认作同族）来形成一个独属于自己的封闭圈子，避免被所在国同化。
也因为这样的民族性，犹太人一直饱受歧视和排挤，但也因此会世人都觉得犹太人是全世界最团结的民族，上下同心、铁板一块。
然而事实复杂得多。
历史上，犹太人虽然长期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逐渐增加与外族的交流乃至通婚，越来越多的犹太人遗忘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由此，犹太族群中开始划分派系。
到了18世纪以后，工业革命让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场变革也让犹太族群开始了变革。
德国犹太人是率先进行倡导自我启蒙的犹太族群，他们致力把犹太传统宗教文化与西方思想结合，创办新式学校，这一变革很快被其他西欧地区的犹太人广泛接受，但在东欧地区则相对缓慢一些。
德国犹太人的骄傲：爱因斯坦
犹太族群由此分为了正统派、改革派和保守派。
其中改革派是对整个犹太宗教和民族认同做了彻底的变革，他们主张：犹太民族彻底放弃自我隔绝，犹太教礼仪应该和基督教相融合，男女在礼拜时不必分开坐，各种经典规定的饮食、服装禁忌要和现代社会相结合，犹太教可以外传，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信奉宗教相同，再无其他关系，国家认同高于宗教认同，要热爱自己所出身的国家。
保守派则是接收了部分改革派的变革举措，比如认可犹太教应该与现代相结合，要与时俱进，但是，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是第一位的，任何地方的犹太人都是一家人，都应该无私为犹太人的利益付出一切。同时，生活上还是尽可能保持饭前祈祷，饭后谢恩，礼拜时戴帽等礼节；
并且主张犹太人复国；他们在后来成为推动以色列建国以及现在以色列右翼执政集团的主要构成群体。
而经过这两道筛子之后还选择“依然自我”的，就是正统派。不过即便是正统派，也开始分出开明派和极端派两支。
二者共同点是，坚持犹太原教旨主义，犹太教信仰高于所谓族群、国家乃至于活着本身，犹太教的613条规矩，一条也不能少，也不能多，否则，按照《塔木德》经所说，就是异端，是要下地狱遭受酷刑的。
饮食、教学、生活上完全自成体系，和外界全面隔绝，礼拜时必须完全男女分开，服装穿着必须完全沿用犹太传统：
男子穿着老式西装、高耸礼帽或者黑色帽子遮住头顶，同时不能剃脸颊边的须发，包括鬓角的头发。
女性也是穿着淡色朴素的服装，必须全身得体，裙子要盖住整条腿，同时必须穿长袖，甚至也有保守穆斯林那样的全身黑袍，即便是炎热夏天也是如此。
两者的区别则在于，开明正统派有一定的与时俱进和接受现代科学、科技的意识，并不承诺“永久保持传统”，极端的情况下可能有所改变。
而且，开明正统派也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鼓吹恢复古代犹太王国活动的全部区域，甚至包括了以色列政府都已放弃索取的约旦河东岸、西奈半岛等地区。乌鸦之前讲过的据守犹太人非法定居点的狂热分子中，就不乏他们的身影。
而极端正统派，也就是自称“哈瑞迪”的这些犹太人，则是另一个极端（哈瑞迪一词来自犹太经典《以赛亚书》，希伯来语大意为“因听到上帝的讲话，而内心战战兢兢”）。
他们对于传统的坚守已经到了近乎于癫狂的地步，甚至想方设法将日常生活维持在中世纪水平。
他们顽固与其他族群隔离，并且在他们所在社区实行基于犹太经典的宗教法令，不承认世俗政府的一切；
对于现代社会的事物进行最大程度的抵制，比如现代社会的影视剧、游戏、音乐一律按照教义静止，哈瑞迪家庭里通常都没有电视、电脑，并严格禁止孩子接触网络；
智能手机更是毫不犹豫地全面抵制，因为他们发现一旦接触网络，就不可避免看到和听到违反教义的事情，于是在以色列有专门的公司生产只有基本通话和短信两个功能的“哈瑞迪手机”；
但对于部分现代科技产品与家电则不拒绝，比如冰箱、微波炉以及电话。
他们对这种“妥协”振振有词，说这是为了肉体存活好研究经典的不得已的方法，基础的通讯工具能更好地进行宗教活动，这是能够在《塔木德经》、《圣经·旧约》找到对应诠释，不违反教义。
哈瑞迪男性从记事起就被送到专门的经学院，一辈子只研究各种犹太经典，不接受任何现代科学知识，理科则是完完全全刨除，也不接受外语、世俗律法、文学等除了犹太经典外的文科，也没什么体育、美术、音乐课，说白了，从早到晚就是研究和背诵经书。
这些人经常是在经学院呆到四五十岁，然后出来也是在犹太教廷做高薪的神职工作，他们基本上就是不事生产，一辈子不纳一分钱税，吃喝拉撒、住房、看病完全是政府养着。
哈瑞迪女性则相当悲催，已婚女性要剃掉头发、戴上帽子和假发，而且，她们要担负起养育丈夫和孩子的重任，要担负起家中所有的体力活，照看和教育孩子。
而丈夫除了研究经书外，什么都不做，但哈瑞迪女性几乎都坦然接受这样的名义，因为按照教义：如果妻子能在物质和感情层面上供养整个家庭，那她就能从丈夫对经典的学习中分享到同等荣誉。
哈瑞迪极力推崇生育，平均生育率高达7.1，位居整个中东之首，比阿拉伯穆斯林群体乃至大多数非洲黑人族群都高得多。
也就是说，平均一个哈瑞迪女性要生7个孩子（目前最高纪录是20个），即便是有政府巨额补贴，有时候也难以为继，所以她们还得从事一份“不与外界过多”接触的工作，比如售货员、裁缝等，养活自己老公和孩子。
他们这种独特的价值观让整个哈瑞迪社群陷入到封闭和内循环中，这也给以色列社会带来了许多麻烦，而这次疫情中，哈瑞迪人的“骚操作”最终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实际上，假如没有哈瑞迪人，以色列的防疫表现在西方世界还算不错了。以当局早在2020年3月21日就发布了禁令：学校暂时关闭听课，学生休假，同时禁止十人以上的聚会，在公众场合必须佩戴口罩。
从社交网站和媒体的报道来看，多数以公民还是比较能遵守政府的命令，却在哈瑞迪人那里炸了锅：禁令让宗教经学院和教会讲经活动等公开活动无法继续，这不可接受。
于是，哈瑞迪人的宗教领袖，92岁的宗教领袖哈伊姆·卡列夫斯基大拉比直接公开宣称：任何人都不能阻止哈瑞迪犹太人追寻《托拉》（犹太教经典之一）的正道，如果我们有一天停止了研究《托拉》，不论是犹太人乃至于这个世界，都将面临毁天灭地的威胁，这比感染所谓的新冠更加危险。
结果就是哈瑞迪人对禁令完全无视，不论是宗教学校还是教会活动均照旧，连密集度极大的婚礼和葬礼都照例举行。更可怕的是，当不少哈瑞迪人感染新冠去世后，参加葬礼的亲友和教胞们都虔诚地围着死者的棺材祈祷，还不戴口罩，理由是戴口罩会显得很不虔诚。
这造成哈瑞迪人内部的感染不说，他们还将病毒带到了普通居民社区，造成了更大范围的感染，以至于以政府的抗疫措施落空，只能把希望放在疫苗上。
但这条路线上，哈瑞迪人同样是巨大的阻碍。因为疫情之前他们就对疫苗有着巨大抵触，认为疫病本身就是上帝的旨意，生死有命，一切皆有上帝安排，注射疫苗就是干扰了上帝的行动。
所以，如今许多哈瑞迪人是拒绝注射疫苗的。
这问题就来了，哈瑞迪人这样作妖，以色列政府却一改对巴勒斯坦人的强横形象，只能按下身段，好言相劝；直到哈瑞迪人公开在街头闹事、打砸，甚至围殴军警人员时，政府才使用“最低武力”遏制。
对哈瑞迪闹事者唯唯诺诺，对巴勒斯坦抗议者重拳出击
即便是一些激进哈瑞迪人已经威胁到军警生命安全时，也只能鸣枪示警，迫不得已逮捕个别哈瑞迪人时，以色列警察都极尽“温柔”，尽力控制自己的动作幅度，避免弄伤对方，并且会最快时间予以释放，甚至得赔礼道歉。
以色列警方鸣枪警告闹事的哈瑞迪人
可是，被政府如此优待和纵容，哈瑞迪却普遍不领情，甚至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充满着难以置信的仇恨，天天祈祷让以色列灭亡。
这唱的哪一处？
2
因为现代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建立，就严重违反了哈瑞迪人的“教义”。
按照哈瑞迪人的解释，犹太人亡国的教训以及在全世界被屠杀、排挤，这本身就是上帝对犹太人的裁决，这裁决是无比神圣的，亡国理所应当，犹太人必须遵守，只有等弥赛亚再度降临人间的时候，犹太人才能被解救，以色列才能复国。
可看看那些改革派犹太人都干了什么，他们公然忤逆上帝的旨意，强行人为破坏上帝给犹太人的安排，居然人造出来一个所谓的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就是个“伪国”，是虚假和不该存在的罪孽，是对上帝和犹太教彻彻底底的背叛，这一定要触发上帝之怒，让犹太人万劫不复，在这个世界上灭绝，甚至让末日审判加快进程。
更有甚者，一些哈瑞迪中的极端分子认为，以色列就该被毁灭，而一切可能毁灭以色列的外在因素都要支持。
结果，这些人疯狂地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因为哈马斯是主张彻底消灭以色列的，这也等于间接帮助维护了教义和上帝的尊严。
因此，居然有哈瑞迪人加入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暴力示威中，一起诅咒以色列灭亡，同时，他们还不断跑到其他社区发表仇恨言论，甚至攻击以色列军警。
最骚的是，他们可以不服兵役。
要知道，以色列可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要求女性强制服兵役的国家呀，但哈瑞迪人无论男女都不在此限制范围内。
以色列著名影星盖尔·加朵也曾经义务服兵役
这是以色列开国之际不得已的妥协。
1947年，本·古里安（以色列首任总理）为了团结犹太人各方势力，尤其是在宗教力量上得到支持，于是想方设法拉拢哈瑞迪犹太人，做出了包括可以“不服兵役、不纳税、保留宗教生活方式、高额补贴”等协议。
当然，哈瑞迪人那时候是坚决反对复国的，但因为其在二战纳粹大屠杀中损失惨重（因为最显眼的外观，在大屠杀中生还率最低），加上自己在经济上普遍贫瘠，基本生存难以为继，就答应了本·古里安的提议，哈瑞迪人不公开反对建国。
而本·古里安也有这自己的考量，这些哈瑞迪人虽然乖戾唱反调，可他们对于保存犹太语言、文字功不可没，毕竟在长达2000多年时间中，没被湮灭同化，犹太人的语言文字从处在消亡边缘最后复活，这点根恰恰是因为哈瑞迪这样的极端保守犹太人，始终坚持在总结仪式中使用希伯来语祷告，得以保留。
《辛德勒名单》中辛德勒的犹太助理史登就专门将犹太人中的文化、宗教人士解救，以保留犹太文明
彼时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可是说着数十种不同的语言，有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波兰语、意大利语等等，如果没有希伯来语统一，那如何保持犹太民族的凝聚力呢？
再者，那时候的哈瑞迪人仅占人口1%多，而改革派犹太人占据绝大多数，照顾一下无所谓。
早期的哈瑞迪人画像
可就因为本·古里安亲自打开绿灯，允许经学院制度成为国家的教育体系之一，这给哈瑞迪教育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从思想上切断了哈瑞迪人走向世俗化的途径，一代代哈瑞迪人实际上从出生到死亡的命运几乎注定，形成一个个死循环。
但是，这种补贴注定无法长久，犹太人从建国开始到现在增长了150倍，可哈瑞迪人由于超高的生育率，同期数量则增长了1000倍；如今这个趋势还在加剧，曾经的中流砥柱改革派犹太人，现在的生育率甚至可能跌到东亚的水平。
黄色曲线是犹太极端正统派新冠疫情感染数，巧的是，这和其人口增长率刚好一致
现在的哈瑞迪虽然只占12%，可人口结构很年轻，60%的哈瑞迪人为20岁以下。这样的局面再持续50年，那哈瑞迪人口就占全国一半。想想看吧，全国一半人什么都不干，完全靠另外一半人养着，那绝对药丸。
更令其他犹太人愤怒的是，这些哈瑞迪人完全不承担任何国家义务。1949年只有400名哈瑞迪适龄人群享受免服兵役待遇，现在这一数目已经到13万人，而以色列常备军不到20万人，哈瑞迪人自愿参军率甚至比阿拉伯裔都低得多。
补贴哈瑞迪人带给以色列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以色列政府除了正常的赋税外，还得额外征收一笔钱专门用来补贴哈瑞迪人，这些负担自然加到了其他以色列公民头上，这引发了其他族群的愤怒。
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发出呼吁：“当年的协议早过时了，我们需要根据现在重新拟定协议！”而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早在2010年就忧心忡忡地表示：“哈瑞迪问题再这样持续下去，以色列的繁荣将难以为继！”
所以，不想坐以待毙的其他以色列犹太族群决定团结一致，要推动政策来逐步解决哈瑞迪这个社会“毒瘤”。
3
2014年，以色列国会就以67票赞成、1票反对的悬殊对比，通过了对哈瑞迪人的征兵法；
到了2017年9月，以色列最高法院又废除了豁免哈瑞迪兵役的法律，哈瑞迪从此不再享有免除兵役的福利。
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改变半个多世纪形成的惯性岂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果然，法案一通过，就引发了哈瑞迪人的强烈抗议，他们疯狂涌上街头打砸破坏，并扬言：强征哈瑞迪人当兵，那就是以色列内战的开始。
哈瑞迪人的强硬态度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妥协，通过和哈瑞迪领袖的谈判，通过“延期服役条例”，哈瑞迪人可暂时延缓参军。
因为，内塔尼亚胡所代表的利库德集团是右翼团体，他们奉行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不属于其他族群，而让犹太人团结一致当然是要靠宗教粘合，这一方面，哈瑞迪人在宗教解释权上占有绝对优势。
以色列的重要机构——首席拉比，也就是犹太教最高领袖，地方上其他拉比的任命和在犹太教饮食律法上的争议必须得到首席拉比的许可，而从七十年代起，这一职位完全就被哈瑞迪掌握。
更关键的是，以色列独特的法院系统是由四个系统组成：公民法院，宗教法院，劳工法院和军事法院。
而哈瑞迪人担任首席拉比，可以控制其他的小拉比，而拉比又担任以色列各大宗教法庭中的重要职位，这就让以色列宗教法庭变相被哈瑞迪完全控制，现在的以宗教法庭已经越来越偏向于保守。
比如以色列法律规定：犹太族以色列公民在婚姻上以宗教裁决为主，这就让普通以色列公民在结婚、离婚以及关于婚姻财政的继承问题实际上受哈瑞迪人控制，而奉行男尊女卑的哈瑞迪人自然偏向男性，这就让很多以色列犹太女性在结婚离婚和继承的问题上根本没有发言权。
刘烨作为以色列形象大使体验犹太式婚礼
至于外国国籍的人，要成为以色列人必须通过内政部判定，而内政部一般需要咨询拉比法院，这导致拉比法院成为判定“谁是犹太人”这个核心问题上的仲裁者。
谁是犹太人？这是关系到以色列生死存亡的一个问题。一个改宗了的犹太人，一个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抑或那些从非洲埃塞俄比亚来的、信奉犹太教的黑人，和从中国河南开封来的那些黄皮肤“蓝帽回回”，算犹太人吗？
“回归”以色列并服兵役的河南开封犹太后裔女性
这些问题是直击以色列核心价值观的，因此，哈瑞迪人在这些方面握手重要筹码。而且，在以色列政治领域，代表极端正统派的神谕党（Shas）成为触及直接政治权力的政党，在以色列国会120议席中占了11席。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敢和哈瑞迪人撕破脸，这也就是为什么三年过去了，哈瑞迪人依然找借口拒服兵役，这个所谓的“延期服役条例”极有可能最后不了了之，会永远延期下去。
哈瑞迪人纵火闹事抗议服兵役
更可笑的是，即便是去服兵役，也对哈瑞迪人有额外福利：不一定参加军队，只需要当警察、消防员，哪怕是去开救护车或社福机构服务，都算你服役了。即便如此，三年期间，“服役”的哈瑞迪人仅1000人。
此外，以色列政府用不增加补贴等半强制手段让哈瑞迪人工作，进入各大公司，而这些人因为除了经书什么都不会，没有一技之长，在其他知识领域连世俗派的小学生都不如，但因为政策，这些公司必须保证其就业，这就给公司也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根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哈瑞迪男性工作率在2016年达到顶峰，为51.7%，之后一直下降至今；相比之下，哈瑞迪女性因为有养活丈夫和至少七个孩子的负担，就业率反倒达到70%，和其他族群女性相当。
哈瑞迪的世俗化进步速度极为缓慢，他们对以色列国家的贡献，从世俗角度来说完全是负面的，而以色列财政的负担与日俱增，可能没等到哈瑞迪人完成世俗化，以政府先撑不住了。
以色列的未来最大威胁恐怕就是“自己人”，这个说法其实并不离谱，更可怕的在于这问题近乎无解。
当然，这对于哈瑞迪人来说，也许都无所谓，就算养着他们的以色列灭了，他们失去的只是生活水平，但得到了“教义”上的满足啊，不正好遂了他们希望“伪国”灭亡的“夙愿”么……
相关报道：德国庆祝犹太人在德生活1700年
如今，约有20多万犹太人在德国生活，德国也是欧洲唯一一个犹太群体呈增长态势的国家——鉴于德国犹太人曾几乎被全部杀害的历史，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故事。德国犹太群体规模扩大之所以受到瞩目，也是因为在1945年的时候，绝大多数犹太人似乎无法想象在这个对600万欧洲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国家重建社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盟军解放了大约15000名德国犹太人。大多数人都是在躲藏中度过的，其余的则是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许多选择留在德国的犹太人都是因为有非犹太人的配偶或父母。和著名哲学家同名的犹太记者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是最早回国的德国犹太人之一。马克思曾在战争中流亡，却一直心念故乡。但他后来回忆说，1946年越过边境进入英占区时，他也不禁自问：“发生了这些事，作为一个犹太人，我怎么能在德国生活？”
二战后，在前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 集中营附近的一个收容营中举行的光明节庆祝活动
“永远不要再在德国这块沾满鲜血的土地上定居”
马克思和其他几千名理想主义者的决定受到了犹太社群内外许多人的质疑。1948年7月，世界犹太人大会在二战后首次召开，并发表了一项坚定的决议： “犹太人民决心永远不再在德国这块沾满鲜血的土地上定居”。 英国基尔大学历史学家安瑟尼·考德斯（Anthony Kauders）介绍，尽管国际犹太社群作出这项决定，但仍一些犹太人选择在德国定居，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一些人曾因受到德国人的帮助而生存下来，他们拒绝归咎于所有德国人。还有人则是因为年老体弱，无法移民。”
重建社群 困难重重
战争结束后，重建犹太社群的工作随即展开。到1948年，已有100多个犹太社区分布在德国各地。他们由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组成：一个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大多在战前就被高度同化并融入了德国社会。另一个群体是数千名来自东欧国家的流离失所的犹太难民，他们非自愿来到德国。因为他们几乎不会德语，所以谋生十分困难。
1947年：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时期的港口关闭后，图中这些犹太人被送回吕贝克
来到德国的犹太难民中，有90%以上的人在之后的三到四年内离开了德国，大部分去了美国或新成立的以色列。只有约15000人留在德国。许多留下来的东欧犹太人最终获得了德国公民身份。他们初来乍到，宗教、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需求都要依靠社群。“他们过着非常封闭的生活”，考德斯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犹太社群的成员相互认识，与社群之外的人却鲜有接触。”
犹太人中央理事会成立
1950年7月，全德犹太社区决定成立了一个代表他们的联合组织：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德国犹太社群的坚持不懈，促成了与国际犹太机构的合作，最终使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成为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正式成员。
与此同时，反犹太主义在德国仍然是一个问题。1946年美军传发的一份报告发现，18%的德国人仍然是 “激进的反犹主义者”，21%的人是反犹主义者，还有22%的人是 “温和的种族主义者”。194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德国人会赞成德国没有犹太人。
历史学家考德斯说：“当西德政府明确站在反对反犹太主义的立场上时，这种氛围就发生了变化，政府正式与反犹太主义宣战，当然效果就不同了。这是（犹太人）以前在德国或他们来自的东欧国家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让他们有了安全感。”
海因茨·加林斯基是犹太人中央理事会的第一任主席，曾被关在多个集中营
东西两德
在第三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两个德国：东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和西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许多抱有政治理想的德国出生的犹太人最初都被吸引到东德。战后的几年里，较为有名的犹太人都住在那里，比如著名作家、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没有人想在东德作为犹太人生活——他们都想作为共产党人在那里生活”，社会学家和作家艾琳·朗格（Irene Runge）如是说，1949年，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随父母从美国移居德国。
朗格说，前东德的许多犹太人都是如此：“我认为这是那里的唯一生活方式。你必须专注于政治目标。大家的态度是，'我们不会让德国人独自留在这个国家，我们要让它成为一个比以前更好的国家’。”有关东德犹太人生活的文字记录几乎不存在。在上世纪50年代，注册的犹太社区成员也只有1500人。
避风港 ——以色列
对联邦共和国政府来说，1965年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标志着向前跨出重要一步。德裔犹太人社群以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为己任。“因为大屠杀，相比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以色列对德国犹太人而言更为重要。考德斯解释说：“他们一直有’随时打包走人’的想法，意思是：如果情况变糟，他们就会离开（德国）。”
同时，第二代和第三代德国犹太人已经成长起来。有些人离开德国前往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但很多人留下来了。 “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年轻的一代，他们受够了长辈们的心态——仅把在德生活看成权宜之计”，考德斯接着介绍：“这些年轻一代敢于发声，致力于公开争取犹太人的权利。”
配额难民带来转机
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色列和伊朗的新犹太移民也属于大屠杀后的这一代。他们建造了犹太教堂，开办了新的学校。宗教多元化发展，教区形成并扩大。然而，犹太教堂和社群的注册成员人数却从未超过3万人。
1991年底的苏联解体却改变了这一现象。东西边界开放后，前苏联近22万犹太人作为所谓的“配额难民”移民到统一后的德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新社区形成了，旧社区的规模得以扩大。犹太社区中心、学校和教堂随处可见。 “俄罗斯犹太人”的涌入使德国犹太社群免于人口崩溃，但他们的融入也是一大挑战，因为与德国当地犹太人相比，这些新来者中大多数人的世俗化程度较高。“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一切”，社会学家朗格回忆说。
随着前苏联犹太人的移民，德国各地出现了像图中莱比锡这样的犹太社区复兴现象
如今，来自前苏联的犹太人及其后裔占德国犹太人的绝大多数——有人估计显示，他们在社区成员中的占比高达9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对当地社区所关注的辩论话题并不感兴趣。历史学家考德斯说：“与那些在浩劫后重建犹太人社群的人相比，他们更务实，当然也没有那么多罪恶感。”
新的一代
如今，不少以色列人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犹太人来到德国-——尤其是柏林定居。据估计，在过去20年里，有1.5万至2万名年轻、受过高等教育、世俗化、政治左倾的以色列人来到德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亲属是大屠杀幸存者。有些人通过父母和祖父母获得欧盟国家的公民身份，由此简化了他们移居德国的程序。
但是，反犹主义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消失。就在本周庆祝犹太人在德生活1700年的活动拉开帷幕之前，一份新的警方报告显示，反犹太仇恨犯罪案件激增，2020年共有至少2275起此类事件发生。
尽管如此，历史学家考德斯认为，如今有犹太人迁往德国，他们自己的祖父母曾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并逃亡，这已是彻底的历史变革。 “现在，对以色列人来说，在柏林生活很酷，而且他们不会感到内疚，这说明以色列社会和德国社会已经变得十分多元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战后时期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