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四名士兵和受重伤的一名军官一时间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此后不少中国媒体采访了这些烈士的家属，进一步挖掘这些英雄人物过往的点滴，形成了巨大的社会传播效应。
解放军出动运-20专机护送牺牲士兵遗骸：
此时距离事发已经8个多月。中国延后宣布战况，释放了不愿意扩大事态，尽量缓和局势的极大诚意。
2020年6月加勒万流血冲突事发后，一时间众说纷纭，渲染中方伤亡惨重的有之，渲染中方挑衅的也有之。舆论传播最广的是印度方面公布的消息。印度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公布了死亡20名士兵的姓名和照片，并为这些士兵举行了隆重葬礼。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2020年7月初突然现身中印边境的拉达克地区，并对当地印军发表讲话，将强硬姿态秀到了最高点。
中国没有第一时间披露死伤人数。在中国官方的口径中，谈判是基本的基调，出面发声的是中国外交部和解放军西部战区，看不出形势不可控制、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机感，中国国内的舆论当时也并未因加勒万事件沸腾。和印度举国群情激奋，下至普通公民上至印度总理频频表态相比，中国一度处于舆论战下风。
而放在今天的环境审视中国处理事态的整个过程，应该肯定这样的负责任担当。
和平年代，一丝一毫的冲突就可以点燃舆情。战争永远比如空气般存在的和平来得更刺激，更吸引人眼球。中方死亡4人，印度死亡20人，这种对比是绝好的渲染大胜利的素材。中国选择事后披露战况，而非当即为对抗氛围添火，表明中国首先考虑的是大局，并不想刺激印度激化矛盾。
中国将中印关系与边界事态以及民意进行了有效的区分，非常清楚中印两个大国保持关系和睦的重要性。保持克制，扑灭任何有可能影响两国关系大局的火苗尤为重要，将边界纠纷放在中印关系的大局框架下考虑比针锋相对引入民意更有意义。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逐年升高，大国的自信稍不加控制就会沦为过了头的民族主义。国家战略决策如果单纯被民意驱使，无疑会走上邪路。当政治抉择不得不考虑民意正确时极容易成为不正确的决定。中国显然不希望将边界走向交付全民舆论公决。
中印本轮对峙告一段落，两军从班公湖撤离：
选择在事后披露详情，引导舆论往爱国的正能量而非民粹的方向发酵，目前是比较成功的。中国很好掌握了控制事态的尺度和分寸，给印度留足了空间和颜面。
这样做当时短时间内会面临巨大压力，压制言论自由、专制、认怂等等指责不会缺席。但长远效应是可观的。印度当时舆情燃烧是由印度独特的国情决定的，事后要为挽回舆论基调付出更大的成本。而中国从一开始就断绝了利用民意这一玩弄政治的操作。中国拥有顶住压力、不为一时一事而动、坚持做好自己分内事情的强大内驱力。这种理性和掌控力是中国释放的宝贵的确定性信号。
边界冲突举世瞩目，这是考验，同时也是展现全新国际形象的有效机会窗口。发展起来后的中国以何种姿态处事？处理中印对峙的过程至少说明，中国正在摆正自己的大国位置，不再事事以弱者的角色定位渲染抗击敌人的悲情。同时处事过程，谨慎有理有节。
追逐大国目标的印度应该和中国一样以大国的视野、智慧妥善处理两国冲突。如果任由民族主义情绪燃烧，总是选择事后付出更大的成本引导舆论，虽事出有因，但一朝玩不好，终会被民族主义之火所伤。国际风云变幻，中印关系的重要性已经容不得任何一方有玩火的侥幸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