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强宣传力度，不仅增加中央与地方新闻发言人配置的数量，更提升新闻发言人的层级，希望以此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营造良好舆论环境。但是，批评人士认为，中国把新闻发言人作为宣传平台的做法，在信息获取渠道繁多的信息时代，要引导舆论的走向只能是空谈。
人数增加、级别提升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公布了2021年中央与地方新闻发言人名录，其中中央部门161位、地方101位，共计262位。与2020年相比，新闻发言人数增加14位。
今年的新闻发言人名录，不仅数量增加，一些重要部门发言人的行政级别也首次“升格”。以中宣部（加挂国务院新闻办牌子）为例，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徐麟“跃上”名单，是为数不多的新增正部级官员。名录中的其他正部级官员还有，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统战部副部长许又声（新增），中央改革办常务副主任穆虹（新增）等。
北京的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新闻发言人层级“升格”是个好事，级别越高，知道的东西越多，回答问题的质量也越高，但关键问题是，发言人的角色应该是真正回答民众的疑问，而不能当作宣传的平台。
他说：“民众对于政府的很多政策、方向等等，有问题和疑问时，如果发言人每天都能搜集到真正的问题，做出真正的解答，是个好事，层级越高越好。国务院总理、党的总书记，天天面对人民的问题，那是最好不过的事儿了。问题是，回答的问题必须是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杜撰出来的问题。”
这次国新办发言人阵容升格，被认为预示着中共将加强新闻工作的管控。去年10月30日，在中共中央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后的首场发布会上，徐麟曾经指出，建立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
现任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过去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和国新办主任时曾经强调，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利于在舆论传播中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为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专家：真正舆论引导是讲真话
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认为，中国在不断完善和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过去“单向”的灌输，转变到“双向”的互动，值得肯定。但是他表示，如果新闻发言人的宗旨只是要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而不面对真正的问题、说真话，那么在当今信息获取渠道如此广泛的时代，要引导舆论的走向，只能是空谈。
他说；“你以为大家不说话，就被你引导了吗？没有这回事儿嘛。真正的引导是信服你。你提供的信息是客观、真实的，这才能引导。你传达的信息，大家和实际生活对比后发现是假的，谁会信你的！你能主导什么东西？什么也主导不了。”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始于1982年。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是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1983年2月，中共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下发了“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同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被任命为第一任新闻发言人，并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媒体介绍中央部门和团体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在不断建设和发展。2003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课。此后，国新办和一些省市多次举办新闻发言人培训班。
中国从2004年开始公布新闻发言人名录，至今已经连续17年。新闻发言人数也从首次公布的75位增加到今年的262位。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说，中国新闻发言人队伍越来越庞大，级别越来越高，表明中央对新闻发言人对外发言的内容越来越重视，是中共全盘对外宣传的组成部分。
她说：“现在的发言人制度，实际上跟中共的大外宣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中共加强舆论管制，实际上也是控制整个中国的对外开放。”
中国还等多次举办新闻发言人论坛。2018年，国新办主办、北大承办的“2018中国新闻发言人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国新办主任徐麟在会上表示，新闻发布要成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的重要桥梁，成为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应该做“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传播主流的引导者”。
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发言中说，中国外交不仅要做，而且要说，不仅要做得漂亮，还要说得精彩。
讲好中国故事，还是掩盖事实真相
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战狼式”的咄咄逼人的表现，非但没有为中国“辩护”好，反而招致外界的批评。
资深媒体人高瑜说，中国当局说的“讲好中国故事”，是在以表面上漂亮的词汇，掩盖事情的真相。
她说：“什么讲好中国故事，以及与外界交流呀。你看看他们都讲的什么故事，哪个是真实的？因此我认为，他们就是要求各个省市、部委，都要把好对外舆论的关口，不能够出纰漏，不能够泄露一些真实的消息。实际上，对外来讲，全都要用新华体（以新华社通稿为准）。就是越来越严格了。”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当局，包括它的新闻发言人，掩盖事实真相，传播虚假信息，是有目共睹的。以去年大规模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为例。在2019年底疫情初发时，武汉医生李文亮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的消息。李文亮的做法，不仅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反而被当地派出所传唤并被“训诫”。中国当局初期极力掩盖新冠病毒人传人的事实，最终导致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
观察人士还注意到，在刚刚过去的中国农历新年前夕，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地武汉的菊花“卖断货了”。武汉人有大年初一为过去一年去世的亲友“烧清香”、吊唁缅怀的习俗。但是，武汉官方媒体“湖北经视”却说，这是武汉去年因疫情封城，人们无法在大年初一“烧清香”，今年都出来进行“报复性消费”。当地媒体在大肆报道武汉“疫后重生”的各种所谓的正能量新闻的同时，却只字不提疫情中罹难的成百上千的武汉人。
观察人士说，中国各级当局，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经常是讲假话，不讲真话，报喜不报忧。即使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是对疫情避重就轻，对真实的死亡人数，闭口不谈。武汉用于祭奠的菊花卖断货，再度引发外界对武汉新冠疫情确切死亡人数的质疑。
此外，资深媒体人高瑜还对中国增加新闻发言人数量提出质疑，认为这是机构臃肿，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其他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老百姓“谁信你的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