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巴黎人报》 截图
“小托尼之死”
2016年，生活在马恩省兰斯市，年仅3岁的小男孩托尼·阿尔维斯（Tony Alves）因遭到继父loic Vantal殴打，导致脾脏和胰腺破裂而死亡。据目击者描述，小托尼的脸被身穿的蓝色大衣盖住，但能看出娇小的身躯已经被打得血肿。
根据尸检报告显示，小托尼体重17公斤，身高98厘米，身上却有60处瘀伤，其中23处是头部瘀伤。另外，他身上的5根肋骨、臀部和鼻子均已骨折，上唇撕裂。其中，脾脏和胰腺破裂是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
这个被认为是“法国儿童暴力谋杀”的典型案件，因作案手法之残忍，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公愤。在案发当地，居民们自发组织了一场“白色游行”来悼念已遇害的小托尼。
图源：AFP被低估的杀婴现象
实际上，像小托尼这样的悲剧在法国并不少见。
图源：pexels2020年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曾发布过一项公开调查，结果显示，法国每天都有1-2名一岁以下的婴幼儿在家中被害。不过，参与该研究的儿科医生安妮•图尔兹（Anne Tursz）也表示，研究样本主要涵盖了法国布列塔尼、法兰西岛、加来海峡三个地区，数据资料均由当地的法院与卫生服务机构提供，研究内容主要是围绕“1岁以下婴儿的可疑死亡事件”。所以，该项研究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情况。
不过，安妮•图尔兹也发现了另一组非常可靠且令人震惊的数据。“在严格的筛选下我们发现，在一年中里，一岁以下的杀婴事件高达255起。”也就是说，法国官方给出的数据大大低估了“儿童虐待问题”这一社会现象。
每5天就有一个婴儿非自然死亡
蓝色儿童（Enfant bleu）协会是一家向儿童受害者们提供心理和法律支持的公益组织，该协会的律师伊夫·克里斯平（Yves Crespin）认为，“虐待儿童”在法国仍处于一种灰色地带：“在法国，我们始终没有可靠、有公信力的数据，能让人们能清楚地了解虐待儿童的实际情况。”
图源：pexels据法国国家儿童保护天文台（ONPE）机构负责人艾格尼丝·金特-杜克罗斯（Agnes Gindt-Ducros）所说：“2018年，法国被记录在案的杀婴案多达80多件，即每4~5天就有一个孩子离开人世。”实际数字会更多吗？她无奈地表示：“想要获得详尽的数据是极其困难的。不过，法国政府是时候制定预防措施并深入调查这些悲剧背后的真相了。”
婴儿曾不被看作“真正的小孩”
为何“杀婴”悲剧频频发生，专家们给出了不少解释。
他们认为，有些婴幼儿是因为家庭事故而意外离世的。比如，相当一部分受害婴儿是因“摇晃婴儿综合征”而死亡的。但有些婴儿，则是出生起就被安排上了走向“死亡”的命运。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发现“杀婴”是一件十分常见的行为。
首先，在古代宗教仪式中，“婴儿”的身份定义就十分模糊。古雅典人认为，在进行命名仪式（amphidromia）之前，所有刚出生的婴儿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这种观念也被称之为“pre-human infant”，就连新生儿的父母也会打心里认为，他们嗷嗷待哺的孩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古代宗教中，“婴儿”往往被看作是供奉神灵的“理想祭品”。尤其对于体弱多病或身体畸形的婴儿来说，大人会给他们冠以“低能儿”（changelings）或“女巫婴儿”（witch babies）的标签被遗弃或杀掉。
大人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吗？或许会有，但他们最终也会以“pre-human infant”这样的观念来自我安慰。
刻有寄托生母爱意的语句的心形信物
图源：伦敦育婴博物馆
当然，也有很多父母会借由“命名仪式”的理由“处理”自己的孩子。
在17世纪的基督教洗礼记录中就有记载，受洗礼的男婴数量远远超过女婴。也许，不少女婴在接受洗礼之前就被父母们私下处理掉了。可见，无论是古代雅典，还是近代基督教国家，“在洗礼前杀死新生儿”的观念几乎在所有文化中都是被默认许可的。
谋杀、遗弃和家庭暴力
到了现代，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谋杀，“杀婴”行为本身更具独特性。除了溺亡、窒息而死的案件之外，很多新生儿是被父母遗弃或扔出门外，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的。
这种间接的“谋杀”行为不仅能让实施者减少负罪感，也会逃避传统意义上的“谋杀”罪名。毕竟，在被遗弃的婴儿中，仍有少数幸存者有机会活下来。
除了“谋杀”、“遗弃”之外，“杀婴”行为还与“家庭暴力”紧密相关。法国国家事务监察总署（IGAS）于2019年4月提交过一份报告，该报告研究了2012年至2016年间发生的363起儿童死亡案例，并深入研究了其中45起案例。结果显示，除了杀害刚出生婴儿的事件，大部分儿童的死亡事件似乎都是长期虐待的结果。
图源：pexels法国国家儿童保护天文台（ONPE）也曾对“儿童受害案”做过统计，发现三分之二的受害者年龄都在5岁以下。可见，儿童的年龄越小，受害的可能性就越高。同时，儿童之声（la Voix de l’enfant）协会总代表玛蒂娜·布鲁斯（Martine Brousse）也曾说过类似的结论：“对于施虐者来说，孩子年龄越大，他们掩盖虐待的难度就越高。”
正如开篇提到的“小托尼案”，其祖母Mireille Tabary也曾在庭上发表过一篇令人心碎的证词。
“事发前几个月，我的孙子（托尼）还没有任何行为异常。但是到了10月底，当我带他去杜桑度假时，我发现他已经变得不一样了。比如，他不想让我给他洗澡，他害怕男人。之前托尼的祖父经常会躺在床上跟他一起玩，后来托尼不仅有意躲避祖父，也不愿意和他父亲待在一起。最后，他甚至执意要和我睡在一起。”
鉴于托尼种种怪异的行为， Mireille Tabary很快就怀疑托尼的继父loic Vantal对自己孙子施暴。
“我给托尼的母亲发过一条短信，想知道托尼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惜，这一切都太晚了，我的乖孙子还是死了。”
现在想一想，托尼被虐杀前的种种躲避行为，或许是一种无声的求助信号。
随着“小托尼案”的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婴儿死亡”与“儿童暴力”等社会问题。
金特-杜克罗斯表示，法国国家儿童保护天文台每年都会统计内政部接到的，因家庭暴力而丧生并诉诸法律的儿童数据。同时，她也承认这种现象只有“冰山一角”浮出了水面。尽管法国国家事务监察总署（IGAS）曾提起过一项倡议，建议对所有死因不明的、1岁以下死亡儿童进行尸检，以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更多了解。不过，这一建议至今仍然有待实施。
在高度文明的社会背后，还有多少“小托尼”死于非命？这个数字至今仍然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