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楠

编辑|李曙光

年过古稀的任正非,过去一年经历了太多动荡。

大女儿被软禁于加拿大,小女儿在娱乐圈出道引起热议,让他做了“史无前例”的道歉。更不要说,华为在群情激昂的不服输后,处境却愈加艰难。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早就预言,2020年对华为来说将是最艰难的一年。

根本上,华为面临的困境是一种技术困境。这也是中国科技企业整体所要解决的难题。

华为的困难,反过来证明了它的技术实力之强。华为的发展本就是从困境中开拓而来。

这段过往历程中,有一所高校与华为关系紧密。在华为发展早期,为它打下坚实基础。直至现在,也持续为华为输送能量,助其成长。

这,就是被称为华为“娘家”的华中科技大学。


“娘家”的诞生


华为董事会的17名成员中,有4名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分别是:郭平、胡厚崑、孟晚舟、彭中阳,都是华为的轮值董事长或副董事长。

更准确地说,上面这些人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华中理工大学”。

1988年1月,华中工学院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2000年5月,这所高校与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又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华为创立于“华中理工”诞生的前一年,可以说,两者共同成长。

华为早期骨干中,有些本就是校友。

郭平加盟华为时间极早,是打开华为人才困局的关键人物。




郭平

1987年10月,在深圳湾畔杂草丛生的两间“简易房”里,任正非与人合伙投资21000元,创办了一家小小的公司,取名“华为”,经营业务涉及小型程控交换机、火灾警报器、气浮仪开发生产及相关工程的承包咨询。

最初两年,华为做的是代销香港HAX交换机(一种电话交换机),赚取差价获利的生意。当时没人能想到,小小的华为,日后会在世界通信制造业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做代理安稳,但任正非不甘于为他人“做嫁衣”,而是希望自主研发通信设备。

虽然不是相关专业出身,他也早早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现代商战中,只有技术自立才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研支撑体系,企业地位就是一句空话。

1991年12月,华为开发出了BH03交换机,并且取得了不错的销量,不过有个问题,它是照着别人的产品做出来的,不符合任正非做自己产品的愿景。

限制在于技术实力。于是,任正非找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校,广泛邀请教授带学生到华为参观,寻求技术合作的可能性。而后,华中科大一位教授带着他的研究生郭平来到华为,促成了一种奇妙的缘分。

郭平当时已经毕业,留校做起了老师,但见到任正非后,被他身上企业家做大事的抱负以及待人的热情诚恳所吸引。

华为的心声社区常会流出任正非的内部信,其文笔的条理性让人信服。不过任正非的口才,很少有人领略。据说郭平初见任正非,在后者一番激情洋溢的谈话后,认为21世纪非华为莫属,恨不能第二天就到华为大展拳脚。

任正非对郭平的到来欣喜不已,他当机立断,让缺乏实践经验的郭平,直接做公司第二款自主产品研发的项目经理。

除了直接为华为研发做出贡献,郭平还给华为担任起“猎头”的角色。一有时间,他就返回母校或者拜访同学,邀请更多人才加入华为。

其中最重要的,是促成同学郑宝用的加盟。




郑宝用

在华为开始规范化管理,实行工号制度后,任正非工号0001,郑宝用工号0002。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任正非指着已经成为常务副总裁的郑宝用说:“一个人能顶一万个。”

郑宝用出生于福建农村,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早年间看过一部名为《珊瑚岛上的时光》的电影,让他对激光痴迷,高考时便搜寻有关激光的专业,去了华中科大。

当时福建考生的分数普遍较高,郑宝用的高考总成绩更是比班上一些同学高出一百多分。

受益于中学数理化的扎实基础和过人天分,郑宝用的大学学习比较轻松。后来顺利拿到理学硕士学位,他像郭平一样当起了老师。

据说,郭平曾告诉任正非,同学郑宝用的才能“十倍于我”,华为要想大展拳脚,一定要把郑宝用挖来。这场景颇有点像三国中徐庶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和庞统,称二人得其一,就能得天下。

郭平找到郑宝用时,郑宝用刚通过清华大学博士考试。

相比去尚无名气的华为工作,显然清华读博的吸引力更大。但郑宝用经不住老同学的一番热情邀请,答应来华为实地参观一下。

而一番参观后,郑宝用改变了想法:通信市场广阔,华为前途无量,与其在象牙塔内钻研学术,不如到市场第一线大展拳脚。

某种意义上看,早期的华为确实比现在更有吸引力。巨头初生,前路不明,反而更能放大个人才华与价值。

郑宝用没再回清华,也放弃了博士学位,成为华为员工眼中思维敏捷、为人随和的“阿宝”。他的到来,促进了华为技术实力的提升。

郑宝用先是帮着郭平研发HJD48小型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这是一台机可以带48个新用户的新产品,与华为此前产品比较,性能大幅提升。

项目结束后,郑宝用成了华为的副总经理兼第一任总工程师,负责华为产品的战略规划和新品研发。




当时大家对战略规划没什么概念,而郑宝用的职责被理解为:“只要是不生产、不发货的产品,凡是没做出来的产品,都归郑宝用负责。”

在这一岗位上,郑宝用搭建出了华为的研发体系,影响深远。在他带领下开始的用户交换机系列产品,在1992年给华为带来了年总产值超1亿元、总利税超过1000万元的销售业绩。

坊间流传,华为官微曾写过的一句话:华科是华为的娘家,华为是华科的东家。

没有华科人才的支持,可能就没有华为的雄起。


天才聚首


到了1993年,任正非有了更远大的目标。

当时,华为交换机产品销售的主要市场在农村,且都是乡级以下的电信局。员工大多认为,2000门交换机便足够用了,但任正非想要开发万门机。

相关开发人员没有信心,忧虑于产品没有市场。郑宝用给大家开会,信誓旦旦说道:“你们尽管开发,开发出来,我保证帮你们卖掉10台。”

这时,另一位天才人物出现了,这便是生于1970年的李一男。这位比郑宝用小六岁的湖南年轻人,同样有开挂一般的经历。




李一男

15岁那年,李一男考上了华中科大少年班,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进入华为实习。

当时,任正非提出的“华为鼓励人人当雷锋,但绝不让雷锋吃亏”的管理思想,让李一男倍感新奇,而任正非也注意到了这位年轻人的潜质。

虽然是实习生,李一男被委任主持开发一个技术项目,任正非还为这一项目购买了价值20万美元的外国设备。

对创业阶段的华为来说,20万美元不是小数。然而因市场形势的急剧变化,这一项目意外搁浅,刚买来的设备成了废品,20万美元打了水漂。

李一男惴惴不安,任正非却没有责备的意思。在他看来,年轻人搞技术开发碰壁是常有之事,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取教训,重新再来。

郑宝用对李一男同样赏识。对李一男来说,郑宝用既是工作中的前辈,也是华中科大同一专业毕业的学长。郑宝用布局万门机方案,便把这位来实习的师弟调到了万门机组。

从2000门机向万门机的扩展,当时主流做法,是用内部的高速总线将多个2000门交换模块连接在一起,郑宝用和李一男则想另辟蹊径。李一男提出的设想是,采用准SDH(同步数字传输体制)技术来实现内部模块连接。

不必理解技术细节,只需知道,当时这种设想在国际上无人听说,但任正非下意识地认为,李一男的建议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妨一试。

于是,刚到华为七天的李一男被破格提拔为高级工程师、项目经理,负责万门机的研究工作。

后来事实证明,采用准SDH技术是一项创举,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是最先进的一种方案。




任正非对李一男的押注,成功了。

之后,李一男在华为飞速晋升:半年时间,因工作出色,李一男升任华为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后,因为在C&C08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的研制中贡献突出,被提拔为华为中央研究部总裁及总工程师;四年后,27岁的他成为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

再后来,李一男有了一个更广为人知的称呼:华为太子。

在1996年到1999年,华为中央研究部在李一男执掌下,进入了历史上最具“狼性”的时代。李一男锐意进取的进攻型风格,在巩固和发展郑宝用既定路线的同时,促成了华为各产品线的全面开花。

任正非本人有一句名言:“郑宝用和李一男,一个是比尔,一个是盖茨。只有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是华为的比尔·盖茨。”

虽然后来一系列恩怨纠葛,导致李一男从华为出走,但不可否认,天才李一男确实为华为发展立下了卓越功绩。

《华为崛起》一书评价:如果说郑宝用和郭平相当于汉初三杰中的张良和萧何,那么李一男就相当于三杰中最锋芒毕露的那位——军神韩信。

这三人,都是华中科大毕业。


开放、合作、共赢


一位网友回忆,华中科大大一的老师曾提到,华为早年有七成、现在有四成的高管都是华科的。现在几年过去了,比例应该有所下降,不过这位网友猜想,比例依然很高。

这种传闻未经证实,但华为与华科的关系确实依然紧密。

2020年,华为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当年8月,“华为最高档天才少年年薪201万”登上微博热搜榜,引起热议。

所谓“天才少年”,是由任正非发起,旨在吸引顶尖人才的一个项目。“天才少年”们的工资按年度工资制度发放,共有三档,最高年薪达201万元。目前全球仅四人拿到最高档年薪,而三位与华科有关联。

一位是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钟钊,一位是本科和博士均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左鹏飞,还有一位是本科就读于武汉理工学院、博士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张霁。




其中,张霁便是2020年8月热搜的主角。由于科研项目较多,张霁毕业时没有主动投递过简历,但腾讯、IBM、阿里巴巴、深信服等公司都给出了offer, 其中最高年薪超过360万元人民币。

不过张霁最终选择了华为,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在华为是能够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我想这在很多我了解到的公司里是很难具备的,但是华为可以做到”。

张霁还表示,在华为最艰难的时候加入,也是希望能够为华为做一点贡献。

除了顶尖人才外,华科还向华为的中坚力量输送了大量血液。

有知乎网友表示,如果关注华为的校园招聘就会发现,华科的宣讲场次是细分到学院的。

在腾讯科技2020年8月的报道中,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光电学院党委书记夏松透露,近年来华为在华中科大聘用的毕业生数量保持在每年300人左右。

他还提到,据统计,有超过10000名华科毕业生曾就职于华为公司。当前在职的华科毕业生数量在5700人左右,推动了华为武研院落户武汉。

怪不得有网友建议,华中科技大学应该改名为“华为科技大学”。

华为公司董事、战略研究院院长徐文伟曾明确说道,华为与华中大具有深厚的合作友谊,华为的发展离不开华中大长期以来的支持。




徐文伟

这种紧密的校企关系并不多见。

实际上企业与高校相互成就,形成的产学研结合,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以“一个国家中产生的重大科学成就超过全世界科学成就的25%以上”,作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标准。由此发现,近代世界科学中心先后经历了意大利、英国 、法国、德国和美国这五个中心的转移。

其中,前四个国家保持世界科学中心的时间大都在60到90年间,美国则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限。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的科技体制和科技制度的竞争力超过了其他国家。

美国高校产学研的紧密结合是其优势之一。美国大学的研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早期美国大学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为当地经济发展有重大价值的行业提供专业技术人员。

硅谷的发展是产学研结合一个明显的例子。斯坦福大学创造了硅谷神话,而硅谷也塑造了斯坦福的辉煌。

在斯坦福创立早期,任教的特曼教授为了学校长远发展,建议将部分土地出租,而后斯坦福大学划出 579 英亩土地,成立了第一个高校工业园区“斯坦福工业园”。园区将兴建的厂房、实验室、办公楼低价租给高科技公司,也把大学的技术转让给它们。

这成为硅谷高新技术产业的起点。

特曼本人认为,大学不是象牙塔,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才是最终目的。他曾为两个学生威廉·休利特和大卫·帕卡德创业提供538 美元的启动资金,由此成就了美国史上最伟大的科技公司之一——惠普公司。

任正非在走访复旦、上海交大等高校时曾提到:校企合作相互都是有益的。“高新技术之父”万尼瓦尔·布什认为,学术自由与自由经济是天然盟友,新技术的研发应紧密地关注市场。

近年来,华为、中兴等企业在国际上遭遇的打压,追根溯源在于基础研究和硬科技的弱势。在国内企业实现科技突围的过程中,华为与华科的例子,需要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