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表示,他目前还没有机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他预计当两人正式通话时,将有“很多话要说”。
他在专访中形容这位中国领导人“非常聪明”、“非常强硬”,但“骨子里没有民主”。拜登表示,美中两国面临“极为激烈的竞争”,但“不需要发生冲突”。
评论人士认为,美中领导人虽未直接通话,但已经通过各种方式隔空较力,拜登为何特别点明习近平“强硬”和“缺乏民主”?拜习通话还需等待多久?目前美中双方为首脑通话各自亮出什么底牌?拜登对习近平的个人评价背后有何深意?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美中关系本来就复杂,拜登刚上任,美中都需要更多的整理和准备,从而更好地进行第一次对话。他认为,拜登在美国国内政策上否定特朗普的做法,但目前为止他并没有把特朗普对中国政府的强硬否定掉。
夏明说:“中美关系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这不是短期或者单边国家的考量,这是盟国的考量。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盟国和中国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战略上、经济的长期利益上的一种较量。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然也不会轻易拿出一个现在明晰的方案。另外一个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和做法已经给中美关系层层加码。现在我们知道在国内政策上和许多重大的意见上,拜登总统是否定特朗普总统的,但是拜登总统没有把特朗普对中国政府的强硬否定掉。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和习近平通话,习近平很大的一个期盼恐怕就是(美国)新朝把特朗普以前的几个关税和技术制裁、知识产权的冲突撤掉。拜登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让习近平有过高期望,再给他带来失望。拜登也没有意愿想改变这些。第三,中美关系涉及到的利益、冲突、危险这么大,拜登是建制派人物,他会通过制度体系内包括决策机构、思想库等多方面的考量,他会走出他的下一步棋。”
美国维克森林大学政治及国际研究学系教授李伟钦认为,拜登对习近平的个人评价,比如“非常聪明”、“非常强硬”、“骨子里缺乏民主”,这样的说法是有备而来的。
李伟钦说:“君无戏言,出口也许是代表整个国家。如果讲到说非常聪明,当然有些恭维的意思,但也有点意涵,就是说请你要做出明智的决定。因为我们都是两个强国。至于讲‘非常强硬’,当然也是有国内消费的意味。意思就是说美国因为在特朗普的时候把整个局势搞得非常强硬,在新朝上来的时候当然也要迎合前朝的一些做法。因为不可能马上把它改变,而且美国至少在现阶段国内这种分裂的局势,特朗普事实上还有他的支持者在内。所以有应付国内的味道。同时也送出一个信息就是,你非常强硬,但是我有可能更强硬。虽然下一句我讲说有民主价值观的选择,可是两方面的价值观当然选择不一样。意思就是以价值观为选择的外交政策同时要配上非常强硬的话,当然有现实主义的味道。也就是说你强我也强,就看我们怎么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到底要怎么弄出来。就有一点互相的味道。”
夏明指出,拜登总统在专访中传递出美国政府已经对习近平的政治性格非常清楚,接下来美国政府的对中外交政策会是一个长期战略,着眼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的专制势力阵营,这让人想起持续几十年的冷战。
夏明说:“美国政府跟特朗普有一些区别就在于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习近平个人的重要性。但是习近平个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确实很难变,他没有民主的基因。但是习近平也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存,为了他权力的利益,他也会受到周边同事、党内,还有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化。所以可以看到拜登总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着眼于长期的打算,对中国的政策不是说一届政府两届政府的问题。他着眼于如果习近平想得多远,我们也应该想得多远。习近平现在想到2049,现在美国基本的一个战略考量就是超越两党。超越每一届政府的短期变化,而形成美国的一个长期战略。这个长期战略就不仅是要着重于习近平,同时要着重于整个美国制度和美国盟国跟中国代表的一个专制势力要挑战国际秩序、要挑战美国的根本价值观,要跟美国进行一个意识形态较量。所以这是一个长期之战。这个长期之战放在时间上长期考量,也就像冷战。我们可以看到铁幕演说以后,乔治·凯南的长电文发表以后,直到90年代苏美的争霸才有一个结局。今天也同样的,现在美国拜登总统有这些包括长电文,可恐怕他想的是20年、30年以后看这两种制度最后有一个缩影。”
维克森林大学政治及国际研究学系教授李伟钦认为,北京在拜习通话这一议题上,表现得气定神闲,等待“应约”,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但是如果想让系铃人美国把铃铛解下,也需要中国的态度有所主动缓和。
李伟钦说:“这是中国的看法,可是从美国的角度,如果说‘解铃还须系铃人’铃铛挂在那里当然是美国有意或者无意挂在那里的,比如人权问题、新疆问题、香港、台湾问题,诸多议题,至少在这方面要有点友善的表示或者说改善。比如说在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方面,需要缓一下、退回去。美国知道如果中国有意愿,至少做到有程度的谅解与合作,这样‘解铃还须系铃人’,系铃人才可以把铃给拿下来。或者说至少不会把铃声摇得那么大。整个议题回到拜登讲的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上,这一方面上,北京多多少少必须要有所回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