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总统在他的第一个外交政策演讲中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在讲话中说 “时和势在中国一边”。然而，在华盛顿最近举行的多场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美国专家们指出，中共其实面临多重挑战。专制体制就是其中一个重大的挑战。

习近平的集权和专制可能引发中国领导层危机

1月11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对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发表重要讲话时，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然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 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来说，习近平本人就是中国最不可控和最不确定的因素。

在最近的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举行的有关美中关系的听证会上， 在被问道，有什么最不可控的因素会极大地影响中国的政策环境时， 美国长期战略集团总裁杰奎琳·迪尔（Jacqueline Deal）说，虽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以及环境问题都可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变数，但是，中国目前最不可控的变量是习近平。

她说：“如果习近平发生不测，中国共产党就有可能面临不稳定局面，因为他不太可能指定一个各派系都可以接受的接班人。”

按照中国的政治惯例，习近平本已应该任命继任者，并准备在定于2022年底举行的下一届党代会上卸任。但他至今还没有这么做。相反，2018年，他取消了对自己任期长度的官方约束，比如任期限制。

随着中共20大的临近，习近平还在为自己的权力布局，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核心”地位而努力。分析人士认为，中共中央纪委机关等部门1月联合印发的《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就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实力。

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中国不得不凭借一场类似政变的行动，才改变了中共现代的历史进程。

当时，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联合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等以“隔离审查”名义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五人抓捕。后来，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王、张、江、姚等人及其主要追随者均遭到政治清洗，有的被刑事追究。

《纽约时报》去年11月的一篇文章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文章说，“习近平权力的强大之处，也正是其最大的弱点”。现在的习近平如此紧握党的权力，没有明显的对手，也没有已知的继任计划，这种状态也在酝酿一场在未来可能全面爆发的领导层危机。

专制更容易犯下巨大的错误而无法及时自纠

2020年，在中国对新冠疫情短暂控制后，尤其是美国总统大选出现了一系列混乱局面后，中国媒体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渲染美国民主的失灵和美国的衰落，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然而，中国媒体闭口不提的是，正是中共专制和对信息的控制造成了中国对疫情的早期隐瞒，并在某种意义上最终导致疫情在中国和全球蔓延。

一年前的2月7日，武汉疫情爆发初期最早的“吹哨人李文亮去世。一周年后，李文亮还活着中国民众的心里，人民纪念他。他去世前所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尤其令人震撼。中国虽然后来将李文亮追授为“烈士”，但是，在他的周年纪念日，官方和媒体却一直保持着沉默。

李文亮因最先在微信朋友圈里报告了武汉发现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类似萨斯病毒一样的新型冠状病毒，突破了官方所谓疫情报告的纪律，因而受到当地公安局的审讯，为此他被迫公开认错，在训诫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为了进一步控制言论，202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禁止党员公开讨论不同意见， 所有“党员进行批评、揭发、检举以及提出处理、处分要求，应当通过组织渠道”， 如果“不按照组织原则和程序”披露问题的，就会受到惩罚。

美国长期战略集团的迪尔说，所有上述这些措施最终会阻碍中国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决策者更容易犯下重大错误而无法立即纠错。

她说：“批评空间的减少增加了这个国家可能往错误方向发展的几率。虽然中国许多重大政策问题在政令发布前，中国的学者和政策专家都进行过辩论，但是，信息披露方面的规定显示，专家们的这些意见可能是基于错误或是不完全的信息得出的。”

迪尔说，这样的错误在中共历史上已有先例。 因为中共前毛泽东的权力过重，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中国的精英们很少有人敢拿出“大跃进”正引发“大饥荒”的证据去对抗毛泽东。

专制体制对内镇压，对外很难找到盟友

马修·克罗尼（Mathew Kroenig）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政府系教授，也是《重回大国竞争：民主与和威权对立，从远古到美中》一书的作者，他在乔治城大学星期五举行的一个有关拜登时代的美中大国竞争的研讨会上说，中国的专制体制是与美国进行大国竞争的根本障碍。

他说：“专制政权更担心自己的国民，超过对对手可能给国家带来的安全威胁的担忧。古代斯巴达人是这样的，现在的中国也是这样。中国对内维稳的费用超过军队建设的费用。对外，专制也很难建立自己的盟友体系。……我们从拿破仑和希特勒身上看到了， 我们从当代中国，从习近平主席强势的外交已经造成了反弹也看出来了。”

克罗尼还说，对专制政府来说，政治控制比经济表现更重要。这一点，在习近平身上也有体现。习近平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增长也要将部分企业收归国有。

克罗尼说，虽然现在还无法判定美中竞争的结果，但是，从古代到冷战以来的历史也显示，在民主与专制的长期竞争中，民主比专制更有优势。

在谈到美国民主的问题时，他说，民主体制确实有自己的问题，比如，（处理问题）比较缓慢、两极化甚至造成僵持局面，但是，民主最大的优势是不会犯下重大错误。

他说：“我们不会犯下愚蠢的错误。我们的行政机构不会一觉醒来，就叫嚷着要走新的方向。他们必须要先让立法机构和公众接纳。因为体制中制衡力量的存在， 我们的确比较缓慢、两极化，甚至有僵持，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不会犯下重大的愚蠢的错误。我们忘了两极化也有好处。”

他说，美国有弱点，而且也总是将自己的弱点展示在众人面前，但是，美国同时也一直在展示着自己恢复和重铸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