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美国国会山骚乱发生之后，不少人将其与发生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的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会放在一起类比。自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以来你一直在香港，作为政治哲学博士，你怎么看这种类比？美国国会骚乱给人们重新认识香港冲击立法会带来了怎样新的思考和启示？
黄裕舜：其实大部分港人，包括反修例的年轻人，我相信并不是支持暴力的。只是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港人对于港府也好，对于北京也罢，积攒了很多的不满和抱怨。所以当他们看到美国国会骚乱时，有一部分平时并不主张暴力的人可能会说，“特朗普（Donald Trump）现在是被不公平对待的，所以这些‘川粉’用武力对抗，这是对的，香港也是一样”。这是一部分人的心理。
另一部分人较为理性，认为在香港冲击立法会是违法行为，在美国冲击国会不仅违法，而且错误曲解了民主的意思。因为事实上，按照美国的选举规则，特朗普就是输了，但是那些特朗普的粉丝却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推翻选举结果。如果细致分析原因，美国国会骚乱是不是可以与香港冲击立法会类比呢？两起冲突有着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示威者虽然理论上看似目标一致——香港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为的是倒逼港府撤回逃犯条例，美国示威者的目的是为特朗普挽回总统位子，但我们知道，实际上的目标并不单纯。我想这是部分较为熟悉国际事务的人都能看得清楚的。
除了以上两个群体之外，还有第三群人，比较中立。他们认为美国发生的国会暴乱，不关我事，我只关心香港，所以在美国问题上，既不会深入了解和反思，也不会说支持或反对示威者。这群人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当然是很鲜明的意识形态了。
多维：其实美国自疫情发生以来，不只是国会骚乱令世界愕然，疫情防控、种族冲突等方面，也暴露出很多结构性问题。一直以来，港人都习惯于仰望英美，在不少香港年轻人看来，好像国际化就是英美化，对内地则充满另一种想象。美国暴露出的这一系列问题，对香港年轻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会在“刺激—反应”模式下有所反应，还是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应”，更遑论“改变”？尤其是对于民主的认识，毕竟港人一直在追求普选与民主，反修例本身也是藉此而走向扩大化。
黄裕舜：现实大家都是看得见的，冷静下来的话道理也都懂，但是看见之后，是否会多想想或者深入反思，我觉得大部分港人未必会有这样的思想。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有很多愤懑和不满，现在香港很多的政治讨论或论述都充斥着情绪。基于此，我并不觉得美国国会冲突会令他们有什么根本的反思或调整。
至于你提到对于民主的重新认识，我也必须说，美国国会骚乱暴露出了美国民主的弊端和缺点，但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在我看来是一种修正，因为拜登（Joe Biden）上台，确实是代表了传统管治精英主义的回归，是美国民主制度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的体现。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拜登上台以后是不是就代表了美国内部的深层次矛盾会因此得到解决呢？这是未知数，不过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这种乐观源于民主制度的修正能力。以美国这次的问题作为契机，港人其实该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必须沿用民主制度，这并非说西方民主制度走到头了，而是我们必须同时积极探索其他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
多维：你提到积极探索其他有效的治理模式，这对香港来说尤其重要和迫切。我们知道，香港回归这么多年，在过度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实践下，香港在经济上积极不干预，在政治上消极干预，导致香港的行政无法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经济命脉越来越掌握在少数的地产商和大资本家手中，贫富不均、阶层固化愈发积重难返。基于这样的现实，香港该如何探索出带有自己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以便在身处百年大变局的今天继续扮演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
黄裕舜：说实话，港人其实还没弄清楚，也没有人尝试去理清楚，一国两制的“两制”究竟是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央除了国防和外交之外，其他什么都不该管，不要碰香港，这就是一国两制。在这样的误区下，问题很快就呈现了。回归这么多年，大大小小的冲突不断，2019年甚至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修例风波，这些都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沟通性失败。在中央看来，香港人心一直没有回归，肯定是敌对势力在挑弄事端，是中央太“惯着”香港了。港人则认为，中央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真正尊重过香港的民意，特首都是指定和委任的。
2021年1月27日，习近平以视频连线方式听取林郑月娥述职报告。（新华社）
在这样的沟通性失败的前提下，香港只能沿着既定的垄断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因为没有改革的动力和魄力。什么叫垄断资本主义？就是说不只是放任，不只是小政府，而且既得利益者几乎垄断整个城市经济，从地产住房到衣食住行。现在香港要调整，并不是说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我们的论述建构在资本上面，但资本主义应该更加平等，应该让所有人都能够共享资本主义的成果，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因为我心目中向往的是走一个共享型的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为你所说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就像邓小平当年设想的共同富裕一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带动后来者，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而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国家共同体之下的分工协作。意思是说，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分工的过程中香港这一制怎么发挥其独特优势和角色，而中央层面又如何体现那一制的制度优越性，去寻觅一条能够双赢的道路。我觉得香港领导人需要思考这个问题。
多维：你提到共同体，我也是比较认同的，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以一定的向心力作为前提和基础。现在北京很担心香港的人心回归问题，修例风波的确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北京对此的信心。就你在香港所感受到的，国安法施行之后，香港的社会氛围如何？香港年轻人是更有政治现实感了，抑或只是一种无力感？
黄裕舜：你说的现实感是有的，但现实与感官之间的三道鸿沟也越来越明显。
首先是情绪式的反感，他们会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与自己的理念是相违背的，要想改变他们的想法，其实挺难的，国安法施行之后，如果他们的意见能够反映在施政方面的话，这道鸿沟可能还有修补的希望。
其次是特区政府管治失效，失去沟通的桥梁，港人会说，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就是因为没有普选，没有有效的问责，于是人们越来越寄望于民主和普选，认为民主才是解决香港问题的灵丹妙药。
最后是就业困难，寻找自己的定位或是身份更艰难，久而久之，这样的不满在社交媒体的渲染下，就变成对中央的仇恨。这三道鸿沟意味着，尽管香港的政治现实已经改变了，但实际上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有没有回心转意？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