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致命女人》剧照
并非每一次出轨都会以离婚作结。
Anna（化名）正在镜头前回忆她的婚姻如何出现了裂痕。“生完孩子后，他对我的感受很奇怪，会把我的身份和母亲联系在一起，导致他有时没办法把我当作妻子。这种状况到后期他就出轨了，发展成了一段持续几年的婚外情。”
这是一场探讨亲密关系的心理课程直播，Anna和丈夫李伟（化名）自愿在众人面前分享他们的婚姻困扰，以期在心理学家海蓝博士和《部分心理学》作者舒尔茨博士（Richard Schwartz）的疏导中得到和解。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咨询中，舒尔茨首先找到了李伟和Anna在性关系中的障碍，即李伟认为必须在很干净的状态下比如洗澡后才能亲热，以至于每一次的感受较为平淡。接着，李伟探寻到，这种洁癖来源于幼时母亲对于他过多的管教，而如今他将妻子 Anna 投射成了自己的母亲，导致双方难以亲热。当他内心的小男孩浮现时，舒尔茨引导着现在的李伟去当时的场景中帮助小男孩对母亲表达自己的难过、害怕和愤怒，让童年的自己卸载负担。
似乎成人世界的心理困境都会指向童年的遗憾。
童年缺爱
Anna和李伟的婚姻问题并非孤例，数据表明中国的出轨现象正在普遍化。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潘绥铭教授在2000-2015年进行了“中国人的性” 全国性抽样调查，研究中国人的外遇行为。根据调查结果，中国人平均出轨率在2000年时只有8%，每100个人中有8个曾经有出轨行为；但到了2015 年，大约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曾经出轨，出轨率相比2000年增幅达203.8%。
无疑，出轨是“杀死”一段关系的致命因素。出轨的原因不一而同，但似乎许多男性都持有陈明那样的想法：他们爱自己的妻子，声称在外遇中可以把爱和性分开。
舒尔茨解释，性赋予亲密关系的意义通常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是不同的。对于男性而言，荷尔蒙让性成为一个目的，物理上的性行为对于男性更重要。但女性如果愿意进行性行为，需要达到一定的价值连接状态，女性更趋向于通过性来感受爱。由于性对于每个人的意义不同，就造成了很多问题。
正如开端的那场咨询一样，舒尔茨通过探索陈明童年创伤来解决他当下的婚姻困扰。在大众印象中，治愈童年创伤似乎成为了每一场心理咨询的终点。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也同样在海蓝的帮助下，治愈了困扰他多年的失眠症，而这失眠的根源在于他幼年时被高年级同学霸凌的经历。徐小平将自己的创伤形容为“史诗级”，多年来一直怕黑，他表示：去年以来，累计十几次的两小时咨询，效果犹如外科手术，彻底治愈了几十年来种种让他不堪忍受的创伤。
尽管徐小平的措辞听起来颇为夸张，但这也证实了童年创伤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之大。精神分析学派奠基人弗洛伊德认为，童年时期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将影响到孩子一生的发展。如果在童年时期经历了不良好的亲子关系，孩子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也会受此干扰。
曾在外企任高管的黄小玉，很长一段时间内，她无法接受母亲的离世，而这影响了她在婚姻和职业里的状态。直到在一次静观人生梳理的课程中，她发现了自己被隐藏的部分。黄小玉回忆道：“在引导下，那天我仿佛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在尽头打开上锁的房间，一个穿着公主裙的小女孩坐在高高的床上。我扑到她身边说，对不起，这么多年我都把你锁在这里，没让你出来做自己。那就是我内在的自由。”
从小到大，黄小玉就被要求做一个乖女儿，母亲是数学老师，对她要求严格，每天晚上有时间表，琴棋书画都要练。她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却没有自由。长大后从事外交事业，更是要在礼仪上一丝不苟，翻译时声音要适中，着装颜色太鲜艳或太暗沉都不得体。
所以当她看见那个被困的没有自由的小女孩，情难自禁。然而，海蓝却表示：你从未把内心自由的自己给锁起来，只是把她藏在最隐秘的地方。其实你的很多人生选择都是顺从自己内心自由的。比如你高考成绩是省状元，老师希望你去北大，你却想成为外交官，所以去了外交学院。这么多年的决定都是那个属于自由的小女孩告诉你的。
中产“特权”？
不难发现，上述接受心理咨询或训练的群体几乎都具备高收入、高学历等标签，因此心理咨询是中产阶级才有的“特权”吗？
中国心理咨询的平均单价在400元左右，而通常心理咨询的设置以周为单位。心理咨询以及从中衍生的心理训练课程的确对标着高昂的费用，同时也需要时间与精力的投入。
前文徐小平提及的海蓝博士，曾担任杨澜《天下女人》幸福力课程的首席心理学家，之后成立了“海蓝幸福家”，以同伴教育的方式帮助普通人学习各种情绪梳理和化解。
海蓝否认只有中产才有机会治疗心理创伤，然而不同档次的课程却也明码标价。以她的心理学课程为例，既有100元左右的心理学书籍、情绪梳理课程，也有几千元的网课教人解决亲密关系、亲子关系、职场关系的障碍。当然如果要彻底了解自己、改变自己过去的思维模式，最高阶是价值数万元的系统学习。
市面上的心理学教程有涌现之势，获得了许多中产的青睐。常见的心理问题基本聚焦于四大类：亲密关系、亲子关系、职场关系以及焦虑、抑郁等神经官能症。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中产们，即使在物质上无虞，却被各种焦虑围困，期待在心理咨询中得到些许安慰。
像黄小玉这样事业有成的女性就在当代社会面临着许多压力。由于从小对自己要求高，在学习和工作上向来也是力争上游。于是在婚姻中，她也难以忍受丈夫和孩子的任何瑕疵。“我原来的心态是拯救孩子、改造老公，” 黄小玉笑说。
事实上，这类女性通常无法意识到自己在婚姻和家庭中表现过于强势。以黄小玉为例，她曾经将先生对她的好都视为理所当然：自己总觉得比老公能干，考试时她是省状元，先生是市状元，刚工作时她挣的也比先生多。因此家里家外的活，小玉都做了，而她只想要老公干一件事，就是哄老婆——“你要是会哄我不就没事了吗？”然而，她用这种态度跟先生说话时，是很难激发他来哄的。
当黄小玉参加亲密关系课程后，她才发现自己不是唯一的女强人。这类优秀女性普遍持有以下感受：钱我也挣了，事我也干了，就让你干这么点活还干不好，要你干嘛？我就给孩子找个爸？我找一颗精子就完了，可能比你还好。这种心态造成了对丈夫的误解。有一个银行行长说：我对老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我跟他说的事。此语一出，大家都笑了。
小玉表示，这话听起来简单，但背后的隐形菜单是很长的。而她通过同类看到了自己，因为她潜意识里也觉得是先生欠她的。海蓝则建议小玉回想20个双方产生矛盾的场景，他当时的需求是什么，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你又是怎么表现的。再来，回顾你们认识至今，你为他做的事，他为你做的事，而你带给他哪些麻烦。
这么一梳理后，小玉惊觉先生为她做过太多事了，只是她从来不会问自己这些问题，而只会想到他给自己带来的麻烦。比如，她先生本想出国念计算机，但由于她不打算出国，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而结婚之前，也是她先生在他父亲面前坚持娶定这个太太。每次在重大选择前，他都清晰地选择了小玉。
问及小玉在心理训练后有什么变化，她先生表示：“脸皮变厚了，反应变慢了，会撒娇耍赖了。” 以前小玉是经不得别人说的，她会起来硬争，还会摆事实讲道理，恨不得写一篇论文来论述。而现在，她会换位思考先生的难处，也会在沟通中善用鼓励而非责备了。
不仅女性会面临亲密关系的困境，据说越来越多的男性倾向于每天回家前在车上抽根烟才会迈入家门，因为只有这段静置时间才是他们可以卸下所有身份的独处时光。
在事业上有成就的男性有时面对家庭事务时会带着疲惫的心态。比如彭刚，作为一名典型的企业家，他从90年代就开始创业，涉足外贸、房地产等领域。他表示，企业家的压力通常不被理解，职员、伴侣甚至孩子都无法理解他的压力。
彭刚回忆，曾经处于艰苦创业环境中的他身心非常疲惫，身体一直在路上，内心却很难得到真正的慰藉，身心脱节。那时和员工或者太太、孩子的关系都很紧张，自己非常易燥，经常无名之火就起来了，太太不理解他，闲时消费欲也比较强。
他本对心理学没有兴趣，直到接触了《不完美，才美》这套书。其中最打动他的是，企业家通常都追求极致完美，但这本书教他换位思考，更放松地应对人生。
对心理学产生兴趣以后，他去参加了一次静观自我关怀的课程。当时进入那个场景以后，感到现场的教练精神面貌特别舒服，练习呼吸时将烦恼慢慢散去。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静观的行走”，在那个环境里会感到一种爱的流动。每个人在行走时虽然互相不认识，却能感到对方的不容易，然后把爱和关怀给对方，像心灵瑜伽一样。
但训练结束后，彭刚内心也升起了一股怀疑：这会不会是传销组织，会不会之后推销给你一个很贵的课程。“商人天生这种法律的基因是很强的，” 他解释这种戒备，“因为本来你是管理者，管理者，你主要任务就是给下属去洗脑的。但是你在这个课程面前突然很轻易地缴枪了。”
但他很快打消了自己的疑虑，因为发现自己的内心敞开后，这种真实真诚的态度在流动，每个人讲他生命故事的时候，能看到很多不同的视角。此后，他和太太一同参加了这些心理训练，双方之间加深了理解，他甚至用自己的所学去开导身边的企业家朋友。
这些正能量的例子，似乎指向——心理学课程就像万灵药，解决了一个个中产烦恼，维护着“幸福童话”。
捉住幸福
心理咨询或心理学课程也许很难说是中产“特权”，毕竟每个人都会面临心理问题，而每个人也拥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利。但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的途径，尤其当“幸福”这个词语更频繁地与消费捆绑在了一起。
中国心理咨询起步晚，发展不超过20年。2001年被视为官方标准下中国心理咨询的元年，标志是原劳动部推出《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试行）》，并将心理咨询正式列入《中国职业大典》。
国内心理咨询亦尚待普及。2018 年《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白皮书》数据显示，在心理健康情况的调查中，73.6%受访者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而根据壹心理2018年的测算，在中国愿意了解心理学，并为心理服务付费的人，可能只有400万。但是，中国仅各种精神疾病患者就已高达 1600 万。
公开数据显示，美国人均心理咨询师的比例大约为 1/1000，而在我国仅为 0.0046/1000。在美国，每1000个人里就有一位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被纳入医保体系，费用可以报销。而在中国，每25万人里才有一位心理咨询师，人才缺口高达130万人。
如此大基数的心理疾病患者，却难以匹配足够数量的心理咨询师，同时城市人群对于心理健康又日益重视。市场因此闻风而动，五花八门的心理课程近年来纷纷上线，然而这些课程的效果和咨询师的资质却参差不齐。
2020年底天眼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共有超过8万5千家经营范围为“心理诊所、心理咨询”的公司。从成立时间来看，近81.44%心理咨询相关企业都成立于5年以内，其中仅2019年一年就成立了21991家。
作为曾经在美国持有执照的心理咨询师，海蓝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管理自己的情绪。她说：“我觉得人生真正的成功，应该是内心的宁静与和谐。如果每个人的内心能够宁静和谐，世界就和平了。”
海蓝是中国早期研究心理学的医师之一。90年代末，海蓝在38岁时于美国攻读博士后学位时从眼科转向了心理学的研究。曾经师从“中国眼科之父”郭秉宽的她，在看诊时受到冲击，她曾碰到一个由于开山炸石事故而进行眼球摘除手术的患者。
海蓝清楚地记得他出院时的场景，“当我在病历上写下他痊愈出院的时候，医学上来讲一个伤口治愈就是痊愈了，但这个人痊愈了吗？” 海蓝看着那名患者的爱人久久扶着他，她心里产生了巨大的无助感和无力感。“医生能做的有限，什么病能看好？基本上所有病就是症状控制。”这为她改行从事心理学研究埋下了种子。
2008年海蓝作为一个创伤专家，带着全家去了汶川救灾，在那里扎根三年。海蓝表示，中国心理学发展历史短，懂创伤的人就更少了。全国也有很多专家前往汶川，但能长期留下的不多。面对十万师生，她教老师帮助同学，高年级同学帮助低年级同学。
这段经历坚定了她的理念——强调同伴教育。“我从来不说幸福家叫咨询，我们不是一个咨询机构，我们是同伴教育，自我幸福教练。” 她表示：“我们先疗愈自己，受伤疗愈者在这个基础上要学理论和方法，你有个人的经验加方法就能更好地帮助别人，这是我的基础。”
海蓝将同伴教育比喻为心理学上的CPR（心肺复苏术），即普通人救普通人。她毕业后曾在危机干预服务中心做志愿者电话值班，意识到当人产生心理危机时，你给他一个安抚，往往能帮他从生死边缘拉回来。
“CPR去培训两天，你都可以在救人的第一线了。我当时想为什么不可以教普通人如何来化解自己情绪呢?所以我把静观自我关怀、部分心理学等世界经过科研验证的方法引入中国，教给普通人。”
然而，同伴教育的模式也势必迎来质疑：与持有执照的心理咨询师相比，难道普通人在帮助他人做情绪疏导时会更有效？
海蓝对此的回应是：“假如你有强迫症，你愿意找跟你症状一样的人还是一个咨询师帮你去治疗？我曾做过大约一万人的调研，将近50%受访者表示自己情绪管理出现问题时都会找自己的朋友，将近一半人不会找任何人，前去找心理咨询师的连2%都不到。”
此外，她提及，美国学者曾作过关于心理咨询有效性的科研，结果显示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你如果感到被理解、被关怀、被支持，这种疗愈的效果非常大。
当然海蓝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这些调研也只反映了心理治疗中的部分真相。
终极问题是，当“幸福”在无数的心理学书籍、课程、咨询中闪现时，公众真的能在一掷千金中捉住幸福吗？
在界面文化近期对话心理学家喻丰的访问中，喻丰表示，幸福商业化的好处是公众有机会了解到如何科学地幸福，加之大家花钱就是投入了，对一件事情有了沉没成本，就会重视这件事。但坏处是有可能让信息变得爆炸，人们需要在纷繁的信息里面去寻找可信的信息。
如何捉住幸福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就像在美剧《摩登家庭》之中，贯彻中产行事风格的米歇尔像例行公事一样定期前去心理咨询，仍不见疗效。而他的伴侣卡梅伦只跟心理医生聊了一次，就让医生惊叹——没见过这么会开解自己的人。
或许，捉住幸福，人人都有他之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