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曾有警句，想吃中国的饭，就不能砸中国的锅，扬汤止沸，不如止薪。图为2020年第十二届海峡论坛在厦门举行，汪洋发表视频致辞。（新华社）
多年前，一篇陆配所写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被台湾某报刊载后，曾引起不小的反响。
作者舍草出生在上海，留学英国，最后远嫁台湾成为新移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在文中写道，我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感受到台湾是全世界对大陆人最不友善的地方。可偏偏奇怪的是，台湾人又比任何其他地方人更想赚大陆人的钱，占大陆的便宜，却又对大陆一百个不满意。有骨气的话就不要去赚人家的钱，又想占人家便宜，又看不起人家，这是什么扭曲的心态啊？
无独有偶，不久前一位大陆作者笔下的台北女孩的故事，也唤起不少两岸网友的共鸣。
故事主角叫小慧，来自台湾台北市，小慧祖籍山东，抗战时爷爷举家到韩国，后辗转赴台。再后来，小慧到大陆读书，她说是替祖父还愿。小慧告诉作者，爷爷说，不管在哪儿都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小慧分享她的求学经历，当她讲到有位室友也从台湾来，申领大陆奖学金，享受台生优待处处争先，但对大陆嘲讽揶揄也从不落人后，对这种自相矛盾表现，这个台北女孩不解地说，既然那么讨厌中国，为何要去呢？
这两个故事正是当下两岸关系的一个缩影。即便两岸交流日趋频密，即便昔日三通四流的愿景早已实现，即便无数人心知肚明，台湾经济的唯一活水在大陆。但昔日舍草和小慧的不解仍是对很多人灵魂深处的诘问。而作为两岸特定时期，特殊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其背后也有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复杂原因。
反共历史遗续
理性观察两岸关系，很多人或许将台湾社会的反中氛围归咎“台独”势力壮大后，推行“去中国化”教育的影响。不可否认，自李登辉以降，尤其是到民进党上台后，透过国家力量进而有计划、系统性地修改民众的社会记忆，并借助民主化、本土化的浪潮，力求从根本上改变民众的国家认同。然而，1949年之后，在两岸分隔与美国直接主导的冷战格局之下，两蒋时期的反共教育，透过对大陆的丑化、抹黑来形塑自身统治正当性的政治宣传，已经为台独的崛起埋下伏笔。
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前几十年，用严厉的军事手段管理社会，不许有任何异议之声。思想上，国民党动用一切教育和宣传机构，鼓动反共情绪，宣传“反攻大陆”的政策。 “反共”和“反攻”是国民党立足台湾的两项基本意识形态，几乎是“天天讲、年年讲”，可以说将近有两代的台湾人都受过这种教育的影响。
例如，当年台湾国小课本中一篇文章叫《没有太阳的地方》，写道，“自从民国三十八年共匪占据中国大陆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他们好像住在黑暗世界里，看不见阳光，对将来没有希望。到过中国大陆的人，都说那里是一个没有太阳的地方。”虽然彼时基于反共宣传，名曰解救同胞，但无形中也让很多人在懵懂的成长年代，误以为中国大陆真的是“没有太阳的地方”，一天24小时都是黑夜，永远不能享受阳光温暖的轻抚。可以说，此文是将台湾人“恐共”心理推向极致的代表作品。
或许对国民党统治者来说，这种“反共不反中”的教育是要强化“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但从实际效果看，显然是当权者的一厢情愿。
举例来说，在国民党政权退出联合国后一年后，台大就发生了一场“民族主义论战”。在论战中，一位笔名穆谷的学生发表万字长文《戈登结上的一刀─真理的对质和争论的解消》，在质疑民族主义的当代意义时，文中写道，或许有人会再说谈论民族主义只是在民族同胞间造成情感交流，与政府无关，那么我必须再告诉你，那些你想造成情感交流的“同胞”正随时可能在共匪一声号令下血洗台湾；同时在世界各处默默进行孤立我们打击我们的也正是这些“苦难同胞”。这里清楚呈现出“两个国家、两种人民”的二分对立论述，足见在“仇匪恨匪”的政治动员下，一般台湾民众根本无从分辨“共”与“中”，而国民党对民族主义及国家统一的立场也就可见一斑了。
张灯结彩迎接光复节对台湾很多人来说，是一段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但随着岛内政局改变，光复的历史在台湾却已蒙尘。图为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中国部队初抵台湾，受到台北女学生的热情欢迎。（视觉中国）
梳理台湾光复后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中国长期的内战加之两岸情感的分离，伴随“台独”的壮大开始美化日本殖民的贡献，当国民党在台湾自身的统治正当性都遭遇空前危机，接受反共教育被影响的一代台湾人，面对党国体制的终结，从讨厌“中共”到憎恨“中国”，如同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似乎对很多人而言，也就变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面对两岸实力消长无所适从
1979年，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大常委会、中国国务院，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当中提及，台湾财政困难，大陆可予补助。这句话在国民党“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年代，遭遇岛内舆论群嘲。当时报纸还曾有漫画，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向开奔驰车的人说要不要补助？
但殊堪玩味的是，四十年前，台湾对大陆优越感是源自经济实力的相对领先，而近四十年后的2020年，当台湾对大陆出口的贸易依存度达到史上最高的43.8%，民进党发言人颜若芳竟回应称，该数据“反而是证明中国需要台湾，而不是台湾对中国的依赖加深”。这样的“自信”与“优越感”显然就不是靠数据或硬实力可以解释的。
时过境迁，当年被岛内嘲笑的大陆补助台湾，如今又以对台让利的方式呈现，一度被在野时期的民进党称为糖衣毒药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就是最好的例证。试问，如果遵循市场规律，会有这项协议吗？会有大陆在早收清单之外主动开放农渔类产品吗？对北京而言，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基于“两岸一家亲”的示惠。如果要谈政经分离，台湾更该拒绝让利。而且，台陆委会早有定调，大陆是以经济利益换取台湾人的政治认同，那民进党政府又为何不希望终止协议呢？
说到底，这是面对两岸实力消长的心态问题。回顾两岸历史，作为先发地区的台湾，因为先累积到第一桶金，从此形成的思维定势是，富庶的台湾对应贫穷的大陆，这是台湾社会面对大陆自大的根源，加之几十年的反共教育影响，台湾绝大多数的报社编辑、主笔，记者等言论工作者，立场无论朝野，对大陆社会却一样充满了根深蒂固的，自觉不自觉的猜忌，敌意、骄傲自大，歧视甚至是鄙视。但这种优越感很快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崛起，当无数人为了生计，手握选票却只能西进大陆用脚投票，便从自大变成了自卑，进而又在“反共仇中”的戒严心态的作祟下，形成了一种台湾“南波万”的鸵鸟心态和精神胜利法。
当个人的生存发展也要仰赖这唯一的市场，对于早已形成思维定式且根本无法调适的一批人而言，面对这样的心理落差，只能以一种更为排斥、更为强势的姿态对自身的无力与自卑感作出外显的回应。这是在大陆为人诟病的“吃饭砸锅”行为的真实动因，而把这种心理状态推向极致，也就有了2014年在台湾岛内爆发的“太阳花学运”。
在这场几乎成了压垮马英九政府最后一根稻草的社会运动中，很多人自白说不是因为“台独”才支持“太阳花”，而是反对两岸和平红利尽入买办之手，大家争取的是“分配正义”。
可讽刺的是，在太阳花学运的三年前，一位大陆企业家陈光标到台慈善送暖，是直接发放现金给弱势群体，当时还有很多台湾人一路追随，彻夜守候跪求红包，想必陈光标的送暖方式最符合太阳花学运参与者所说的“分配正义”。
但实际情况是，陈光标钱发了一路，也被骂了一路。当时还有马政府的陆委会副主委刘德勋劝陈读《金刚经》，导致陈光标在桃园机场谦卑地说，我下次来台湾想想哪种方式更能让台湾民众接受。试想，假如陈光标的慈善义举换成了比尔·盖茨（Bill Gates），从媒体到政治人物或许又该大谈台美关系是如何增进了吧。如此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的待遇，恐怕也只有面对中国大陆时，才能出现这样的奇景。
简言之，当心中已经不认同“两岸一家”，任何大陆的善意与示惠，对于利己主义而言，与这种获得感相伴的是与日俱增的屈辱感。而屈辱感能够释怀的方式，就是动辄以“自由民主”或“穷到只剩钱”指摘大陆，虽能颐指气使、顾盼自雄，终究难掩内心世界的色厉内荏。
“吃饭砸锅”对两岸关系的启示
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第七舰队进驻台海，台湾成为美国在亚洲推行冷战政策的前哨阵地和“永不沉没的航母”，所谓“戒严时期”实际上是内战和冷战交叉重叠的产物。在此背景下，海峡双方能否实现和解最终取决于能否创造新的政治以彻底解决“双战”带来的隔绝、对立和敌意。
事实上，1992年8月1日，台“国统会”举行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已明确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积极谋取共识，开展统一步伐的两岸立场。而同年《动员戡乱临时条款》被废止，在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中共已不能再被视为“敌对团体”。当法律的障碍已经成功克服，就台湾方面而言，理应从过去反攻大陆转向和平统一，但何以三十年来，台湾岛内的政治情势却是愈发走向分离？足见，法律上的戒严已无，但心中的戒严难除，在海峡之间划下的则是一条“国族认同”的黑线，立起的则是一面“尊日抑中”的高墙！
李登辉时期台湾终止动员戡乱，台湾在法律上虽已经不能再视中共为敌对团体，但两岸的敌对状态却并未解除。（Reuters）
根据2020年7月，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数据，反映在统独立场上，台湾人偏向“台湾独立”的支持度为27.7%，是历年最高；“尽快独立”的民意有7.4%。此外，希望“两岸统一”则占5.1%，是历年最低。选择“维持现状再决定”的民众比例为28.7%，而且在持续下降中。“永远维持现状”者占23.6%。关于身份认同上，认同自己是台湾人（非中国人，也不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兼中国人）的比例为67%；认为自己两者皆是，两种身份认同均有者比例占27.5%，为历年新低。
即便在马英九时代，两岸关系被认为是当时60年来最稳定和平的时期，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2008年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占比不断增加，至2014年6月，已占样本总数的60.4%，而认为是“中国人”（台湾人或中国人二者择一）的比重则不断下降至3.5%。
上述两组数据的结果证明，真正左右两岸关系走向的是“认同”，否则何以解释，当年两岸隔绝的年代、大陆一穷二白之际，在台湾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都远超现在？
而从历史的长时间观察，当台湾社会国族认同的异化并非始于经济问题，在台湾的政治归属澄清之前，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当台湾的一切意识形态的机器，大众传播工业，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在对待中共，对待社会主义，对待民族和解与统一问题上，绝无朝野之分，也没有解严前后之分，期待依靠台湾社会的内部力量重拾“中国认同”的前景不容乐观。
对台湾社会而言，正如学者汪晖在《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与台湾的历史记忆》文中写道的，在新的台湾史叙述中，在所谓“台湾人民当家做主”的口号召唤下，势必要通过抬高日本殖民统治的“文明程度”或“现代化水平”，将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置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对立之中，塑造殖民地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优越感。
由此带来的结果，在沸腾的“爱台湾”的热血中，蓄积了大量不为很多人意识到的殖民乃至冷战残余，进而为建立想象的命运共同体，将人类社会中14亿人作为歧视与仇视对象。很多人在党外时期半生戮力民主自由，到头来却被“亲美反共”的绳索将自己反扣，明明已是井底蛙鸣，还自诩远瞩高瞻。
在这样以岛自限的偏狭认知下，他们自然无从体会对岸14亿人在70年来，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抗日战争”之恨，心含“两岸分裂”之痛，只为不让“中华”再陨落，苦心孤诣胼手胝足，凝结血与泪的践行与奋斗。当这批人以及新世代面对两岸力量消长，又不得不吃“中国饭”时，对缺乏理性思辨的他们而言，不砸“中国锅”或许才是意外。
然而“天堂”太远、大陆太近，当台湾社会一方面常把自身的民意作为与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面又从来都无视对岸的民意。久而久之，必将对大陆社会产生严重的误判。当对岸社会自发汇聚的民意到了官方也不得不回应的时候，退万步言，即便是站在维护所谓自身“主体性”的角度，一个彻底失去大陆人心的台湾，无形中已经将自己推向了两岸直球对决的边缘。
马英九在台湾领导人任内虽然以“九二共识”为基础，与大陆方面实现了两岸政府间的和解，但台湾岛内反中浪潮依然高涨。（多维新闻）
对此，连西方学者都早有预见，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Susan L. Shirk）在其2007年出版的个人著作中写道，面对一个长期漠视大陆民众情感，挑衅大陆主流民意的台湾，大陆社会的“反台”情绪将呈上升态势，所谓“只反台独，不反台湾”可能沦为空洞的政治正确。
总言之，“吃饭砸锅”现象反映的是台湾社会面对中国大陆时，缺乏的一种基于平等尊重的理性自觉，是在两岸关系悬而未决，大陆坚持“和统”方针以期政经融合的背景下，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产物。不可否认，它为精致利己主义者营造了“趾高气昂”地边拿边骂的舞台。放在更大背景来看，这种现象或是一些台湾人面对大陆崛起的阶段性不适应和戒慎恐惧。然而，作为一种并不健康的人格特质与社会心理状态，长远观察，抛开两岸历史的大叙述，当它挑战与冲撞的是人类社会普世的善恶标准与行为准则，也必将被所有期许海峡和平、追求民族和解的两岸民众所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