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拜登时期的美中关系，普遍预期比特朗普时期要乐观一点。鉴于拜登本人的温和民主党人的建制派色彩，行事具有可预测性，以及双边关系在特朗普时期已跌入谷底，再坏也莫过如此，人们预期的稍稍乐观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政府在拜登上台前后也多次递橄榄枝，向美国新政府表达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
但拜登的就职演说几乎没提对外关系，更没涉及中国。他入主白宫后签发的行政命令多是同疫情有关的内政问题。这表明拜登至少在初期将像他在竞选中主张的，会把施政重点放在国内。事实也使他不得不如此。因为只有尽快控制疫情，重振经济，才能放手去做其他事情。
然而，这并不表示中国就被华盛顿忽略了。虽然拜登没有公开谈及他的中国政策，但在华盛顿，中国就是一个隐形的存在。在参议院日前的听证会上，拜登政府准备走马上任的内阁官员，如国务卿、国家情报总监、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均表达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尤其国务卿布林肯，不仅认可特朗普政府谴责北京在新疆的行为是“种族灭绝”，还赞同特朗普过往对中国采取的较强硬立场。他对前任国安团队不满的是认为他们对中国只一味施压，而没有采取强硬的预防外交去威慑北京。拜登自己在竞选中也把中国在新疆的行为称为“种族灭绝”。
二是特朗普的对华遗产。特朗普四年最大的外交改变是重置了美中关系，这种重置不仅针对两国的邦交，也在美国社会内部改造了对华关系的基础和氛围。今天的美国对华强硬不只是两党和精英层的共识，也成为多数美国民众的认知，美国社会已经接受了特朗普塑造的中国是美国最大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的观念。这种情景下，拜登注定无法再重置美中关系，只能在特朗普搭下的对华政策框架内寻求改变或修复。
也许有人会把拜登的内阁官员特别是国安团队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对华强硬表态不要看得太严重，认为应该更多关注他们的实际行动。因为美国历届政府上台伊始一般对中国都会表现得很强硬，很大程度上这是他们要向美国人民表达不会对共产政权妥协。但在过一阶段后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会缓慢或快速地软化其强硬立场，甚至有可能和中国走向“蜜月”。特朗普政府几乎是唯一的例外，然而即使是特朗普，也在初期强硬后有所缓和，后来就算打贸易战，也和习近平“惺惺相惜”，不愿对后者恶语相向。从这个角度说，拜登政府现在表现出的对华强硬言辞不让人奇怪，特别在考虑美中关系的情形下。
可问题或许正出在这个强硬抗中的共识上。拜登政府的对华强硬不只是像历届政府一样，简单为显示立场，因为拜登本人做过奥巴马时期的副总统，且长期在参议院从事外交工作，对中国事务熟悉，不像特朗普这样的政坛素人不了解政府的运作和外交事务，上台后有一个熟悉过程；他的多数内阁成员也是奥巴马时期的阁僚，和中国打过交道，甚至是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设计者，因此，在目前的大气候下，拜登政府的对华强硬，不能仅仅以新政府上台之初惯有的表现来认知。鉴于拜登政府对民主和人权的立场及坚守价值观外交，北京和拜登政府的冲突，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提早发生。
被拜登任命为国务卿的布林肯
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有务实一面，它推行人权和价值观外交也不会像特朗普政府后期，将矛头公然对准中共和习近平政权，要切割中国人民和中共的关系，改造（实际是）颠覆中共。但拜登政府会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人权和价值观外交，打民主和人权牌，其人权外交会更具韧性。布林肯已公开表示，拜登当政后，会将民主和人权摆在对华政策的关键位置，并在这些问题上更有力地回击北京。因为如果美国要“站在强势地位上与中国接触”，那么除了实力之强，就是价值观之强。拜登在选胜演说并在就职演说中两次提到，美国要以榜样为力量，而非仅仅用力量的榜样。
这个榜样的力量落实在对华关系上，莫过于推行人权和价值观外交，让中国民众重拾美国民主的信心。虽然美国在政府交接期出现了国会骚乱一幕，让美国的民主灯塔之光在全世界有些暗淡，然而民主和人权外交依然是美国对待专制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最好“武器”，有如布林肯所言，拜登政府会在人权和价值观外交上对北京实行“强硬的预防性外交”，如联手民主国家制定国际贸易的人权规则和规范，同北京公开讨论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加大对受迫害人权的个案救济等。
对中共言，以它现在的实力，是不太担忧美国在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层面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的，因为这样反而会强化它在中国民众中的民族利益维护者的形象，提升其合法性，从而掩盖政权本质的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声称切割中共和民众关系，然由于它实际打击的是中国而未达到该目的的原因。但民主人权和价值观外交点中的正是中共的死穴，后者最害怕的就是给人民自由的政治权利。人权和价值观外交会唤醒大众被中共残酷镇压，以及因表面的抗疫成功对官方宣扬的极权体制的“优越性”的某种认同，而蛰伏的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
可想而知，虽然拜登政府明言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但北京会无法容忍华盛顿对中国民主和人权的强硬要求，在这方面将迟早产生激烈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