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武汉一家医院。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暴发后，政府最初隐瞒疫情。按照政府的说法，武汉不是中国弱点的证明，而是中国优势的写照。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年前的这周，中国共产党正处在数十年来最大危机的边缘。新型冠状病毒使武汉陷入瘫痪。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政府隐瞒疫情的努力将被公诸于众，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发多年未见的激烈反应。
后来，随着网上的抨击速度似乎超出中国宣传机器的应对能力，一些有自由思想的中国人开始有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也许这场悲剧会迫使中国人民进行反抗。在实行了几十年的思想控制和日益恶化的审查制度之后，世界上这个规模最大、最为厉害的宣传机器或许到了崩溃的时刻。
这没有发生。
一年后，中共已绝对控制了叙事。按照北京的说法，武汉不是中国弱点的证明，而是中国优势的写照。对去年的恐怖记忆似乎正在消退，至少从网上的言论来看是这样。即使是温和的异见，也会遭到网民们的大声抗议。
中国人民这周本该为那些遭受苦难、失去生命的人鞠躬致哀。但中国的互联网上却充斥着宣传机器煽动起来的有关一名明星及其代孕丑闻的八卦争议。
但凡谁在未来几年想要寻找有关中国的经验教训，都需要了解2020年所发生的事情的后果。这场悲剧表明，北京控制中国人民所见所闻所思的能力，甚至超出最为悲观的预料。中共已经显示了它有在下一个危机中——无论是灾难、战争还是金融危机——把人民团结起来的工具，不管北京的表现多么拙劣。
在这周，我回顾了我的中文社交媒体的时间轴和一年前的截图。对于那么多的帖子、文章、照片和视频被删除得干干净净，我感到震惊。我也惊讶地记得，在那个时候，尽管悲愤交加，但还感受到了希望。
悼念李文亮医生。他试图对疫情发出警告后受到警方的训诫。 TYRONE SIU/REUTERS
这种变化在李文亮医生因新冠病毒死亡的那个夜里尤为明显，他在对2019年底暴发的疫情发出警告后被噤声。
那天夜里，许多中国人发起了一场相当于网上的起义。他们把音乐剧《悲惨世界》里的歌曲《听听人民的呐喊》视频片段发到网上。他们不断重复李文亮的一句话：“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就连中国的一份宣传指令也警告说，李文亮之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年轻人曾对我说，官方新闻媒体已经失去了公信力。
我的一名微博粉丝，为以前攻击过我道歉。他写道，我曾认为你这种人恶毒。但他补充说，现在我知道我们被愚弄了。
一名中年知识分子对我说，他预计有自由思想的中国人——那些希望从北京的控制下获得更多自由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他估计的5%到10%，上升到30%到40%。
随着这些希望的上升，也有人试图给这种热情泼冷水。一名政治学家猜测，中国有自由思想的互联网用户的比例将会减少，而不是增加。她曾预言，中国公众会在三个月后庆祝在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战胜疫情，取得光荣胜利。
不幸被她言中。
正如我的同事们报道的那样，为了取得对于疫情暴发之初叙事的主动权，中国政府在幕后展开了巨大努力，确保审查者甚至在最地方的层面控制舆论。审查者听了、读了人们发的几乎所有内容，然后，他们或是解决了问题，或是令异见者噤声。中国官员说，警方调查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了超过1.7万人，他们称这些人捏造或传播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
11周后，武汉的封城结束了。去年夏天，武汉一个人满为患的泳池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地许多网站的首页上。中国成了一个成功遏制疫情的例子，而美国和许多其他西方国家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在飙升。这种对比让中共的惯用手法容易被接受。
一段有关武汉动员抗击新冠疫情的视频。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共对历史的控制，由来已久。在美国，历史叙事会变化，会出现竞争，导致争论，有时甚至是暴力，但总会不断启发新的视角，让人们对什么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有更深入的认识。相比之下，在中国，政府已成功地教育人民，除非对叙事有强有力的控制，否则这个国家无法治理。
中共对自己最严重的错误，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都有着严格规定的叙事。文革结束不久，所谓“伤痕文学”，也就是文革期间有苦难经历的人写的回忆录式小说流行一时。中共很快意识到让公众分享个人创伤的危害，禁止了这些书的出版。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对非正统历史思想的容忍度更低了。2016年，历史类月刊《炎黄春秋》被迫将编辑大权交给当局，这里本来是思想温和的退休官员发表文章的地方。
对当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叙事也不例外。在疫情描述上与官方版本不同的记者、作家和博主被监禁、被失踪或被噤声。
中国作家方方在武汉。网民们把她称为骗子、汉奸、恶棍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家住武汉的小说家方方已成为2020年中国互联网上最受诋毁的人物。她犯了什么罪？她不过是将武汉封城的经历记录在与政治无关的网络日记里。
网民们把她称为骗子、汉奸、恶棍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指责她在美国出版日记英文版，是对中国政府的中伤，让中国人民在世界上丢脸。一名男子要求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她进行调查。一名地位很高的医学专家指责她缺乏爱国热情。
现在，没有出版商愿意或有能力在中国出版她的作品。支持她的社交媒体帖子和文章经常受到审查。一些公开为她说话的人受到了惩罚，包括武汉的一名文学教授，她被开除党籍，失去了教书的权利。
“我觉得方方写了发生的事情，”武汉一个残疾人志愿者团体的组织者艾米·叶(Amy Ye)说。“其实，我觉得她没有把最严重的情况写进去。她的日记很平淡。我不明白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都不能容忍。”
这种对单一叙事的要求是有风险的。这让那些可能会在政府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之前发出警告的人保持沉默，比如无意中卷入一场冲突或干扰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器。
这也掩盖了中国人民的真实想法。在大街上，大多数中国人会很乐意告诉你他们的想法，可能包括非常详尽的细节。但中国已在2020年变成了一个更加不透明的地方。网络审查变得更加严厉。很少有中国人现在愿意冒险接受西方新闻媒体的采访。北京驱逐了许多美国记者。
这种单一叙事也意味着与其不合的人有被抛弃的风险。
武汉志愿者组织负责人叶女士认为，武汉不能宣布取得了抗疫胜利。“我的整个世界都变了，可能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她说。
她仍在与抑郁症作斗争，与走出公寓的恐惧作斗争。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她是一个外向的人，但自去年4月封城结束以来，她只参加过一次社交聚会。
“我们突然被锁在家里好多天。死了那么多人。但没有人被追究责任，”她说。“如果有人会为自己没做好工作道歉的话，我可能会感觉好一些。”
“我无法忘记那种痛苦，”她说。“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
“痛苦还在”：武汉封城一周年，来自亲历者的声音
在武汉举行的一个展览，纪念这座城市与新冠病毒的斗争。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们是幸存者、必要行业工作者和专家。他们仍然在试图理解新冠病毒对身体和情感的影响。以下由各行各业的人为我们展示大流行最初几个月的情况，以及中国的复苏意味着什么。
一年前，中国城市武汉因新冠病毒而封城——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严苛的一次封锁，一年后，我们向六个人询问了他们的经历，其中一些人在疫情暴发时曾经接受过我们的采访。
为了表述的清晰与简洁，访谈经过了编辑和缩减。
骑手
33岁的张赛是武汉的送餐骑手，是常常遭到忽视的低薪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尽管害怕感染，他们仍然在封城期间为城市运送食物和物资。
8月的一天，我们的经理提醒我们，无论情况有多大改善，骑手都必须戴口罩。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有了阴影，我一直都戴口罩。我可能是公司里唯一一个仍然在口袋里放着消毒洗手液，并经常使用的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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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我不怕死。但是在疫情期间发现，我很怕死。我想念我的妻子，我五岁的双胞胎儿子，我父亲，非常想念他们。我想，如果我活下来，我会怎么做？
所以，当封城解除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我在家住了两个月。在过去，我会住两三天，也许一周，然后再赶回来。我赚不到很多钱，总想多赚点。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钱赚再多，又有什么用？
我从来没想过，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人学会了说谢谢。太震惊了。难道不是只有专家、学者和名人之类的人才能得到尊重吗？骑手怎么也能得到？这让我特别高兴。
现在，情况又变得和去年一样了。这就是人性。
科学家
KEITH BRADSHER/THE NEW YORK TIMES
病毒学家张永振在去年1月11日不顾中国政府的命令，发布了完整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后，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巨大压力。北京有关抗击病毒的官方叙事里他的名字被抹去，这与政府钦定的医生钟南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因指出许多专家已经发现的病毒可以人传人的结论而受到赞誉。
当时，关于病毒我有四个发现。第一，它就像SARS。第二，它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最重要的是，病毒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我还认为它比流感病毒有更强的传染力。即使在那会儿，我就认为它肯定会人传人。
如果更多的专家从一开始就同意我的观点，那么我们可能就不需要钟南山来说了。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我们都需要培养一群批评家——领域里的真正科学家。中国真的需要。钟南山年龄大了。谁会是下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来说出真相。
从那时起，我在工作和项目的研究经费上就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我不后悔做的任何事。我相信我自己。我有这么多经验，多年来我的团队取得了许多发现，因此我们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
我希望你能提一下这件事。我妻子于2019年10月13日去世。我们在1989年结婚，在一起生活了30年。如果说我对社会有什么贡献的话，那是因为妻子的支持。
撤离者
34岁的布莱尔·宗(Blair Zong)是从武汉撤离的数百名美国人之一，她于2月发表了照片日记，记录了她在加州军事基地的隔离情况。她目前生活在得州奥斯汀，从事活动策划和保姆工作。
武汉封城后，我紧张又焦虑。我听到有人死去的传言，事情真的很可怕。有人发给我一份报告，上面说美国正在撤侨，于是我给领事馆打了电话。我决定离开，跟妈妈及祖父母告了别。
隔离结束的那天，在圣迭戈机场，我身后排着一位女士，她不停地咳嗽。我记得当时在想，这可不妙，但是我也觉得病毒不可能在这里传播地如此严重。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但是从3月开始，这里的人开始抢购厕纸，我又感到了恐慌。中国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所以我在那里的朋友都开始嘲笑我说：“你现在后悔回去吗？”我在武汉的一个大学同学给我寄来了护目镜和口罩。
我变得更加镇定，对生活更加谨慎。我信命。我正在努力变得更加环保。
母亲
武汉全力抗击新冠肺炎之际，29岁的赵茜（音）为新生女儿的治疗费尽心思，她的女儿患有危及生命的心脏病。
当时医院不收任何病人，包括我们的女儿。我们非常努力，用尽各种资源和关系，拼命努力才救了女儿的命。所有医生都去了前线。
不过，总的来说，国家的政策还是挺好的。我还记得所有超市都关门的时候，还有志愿者帮我买吃的。不管有什么不好的传闻或者谣言，我觉得国家是非常强大的。武汉人现在很安全。这很让人放心。
中国人应该自豪。不管有多困难，就算别的国家控制不了疫情，只要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就能渡过难关。
咨询师
50岁的雷五明是武汉理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通过流行的通讯应用微信举办葬礼，给悲伤的家庭提供一种哀悼的方式。
那时候，我就像主持葬礼的牧师。我也是一个心理学家。我营造了一种氛围，让家人表达悲痛。一个是表达自己的悲痛，一个是珍惜回忆。
这拉近了家人之间的距离。他们回忆同样的事、同一个人，这能让他们更加亲密。他们抱团取暖。
这些家庭建一个聊天群，然后我加入进去。我先放一段葬礼音乐，然后做一段致辞。然后我点名，让他们一个个发言。他们可以发语音、打字，就算发表情包也可以。
这是一种社会支持，这样家人就会觉得，“我不孤单。我有家人和朋友支持我。”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报道属实，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死亡人数相当低。但在疫情期间，我们不这么想。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完蛋了。
儿子
刘沛恩的父亲去年1月死于新冠病毒，之后，他发誓要向当局施压，让他们为最初隐瞒疫情承担责任。
回想去年上半年，我很愤怒。当地官员威胁我。我离开武汉，他们还是不依不饶。他们骚扰我的亲戚。他们想让人觉得我有精神病。
但是到了下半年，我也有了变化。我一心学佛。信仰能让你了解人生的道理。我明白冤冤相报何时了。
我心里平静多了。我不再愤怒，不再怨恨。但痛苦还在，我经常哭。
我经常祈祷。我尽量给寺庙和其他慈善机构捐钱，帮助武汉周围的穷人和老人。我用父亲的名字捐了10万多块钱（约合1.5万美元），帮他做功德。
我以前赚大钱的梦想都已经没有了。因为钱到底有什么用？钱买不回人命。
我以前觉得我能告政府，后来才知道我太无知了。不会有结果的。退一步说，众生都是有罪的，都会有报应。
现在我只关心身边的人，只想做我自己。我打算带我妈去三亚过春节。去年我爸感染之前，我们本来就打算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