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在敦煌的库姆塔格沙漠东缘，原本有万亩防护林，是几代护林人做出的成绩。
结果，近日媒体曝出，敦煌防沙的这万亩公益防护林，现在几乎被砍伐殆尽，只剩下一个个树桩，而与此同时，经济效益好但用水多的葡萄园，却在这片土地上扩张起来。
原来好不容易恢复的生态环境，现在大有毁于一旦的风险。
如果不加遏制，沙漠将直逼敦煌，甚至城市都会被风沙吞噬。
当年的造林者筚路蓝缕，以血肉之躯在大漠里与天搏斗，于黄沙万里中虎口夺食，花费几十年才留下这么一片绿洲。
所谓崽卖爷田心不疼，短短几年就变成这样，不知先辈们看到这番情景，该作何感想？
表面上看，似乎是葡萄林经营者疯狂逐利，不顾环境保护，竭泽而渔，最终得不偿失。
在被砍伐林场上建立的葡萄园
但在这背后，恐怕还藏着一些内幕，防护林作为国家工程，是什么私人企业都能来破坏的吗？
2020年5月8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发布公告说，他们在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反馈督察情况时指出，酒泉及敦煌市对敦煌飞天生态产业有限公司违法违规问题不敢动真碰硬，致使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土沟河被截流改道，下游缺水严重。
那就奇怪了，这个敦煌飞天生态产业有限公司到底什么来头，竟然被中央督察组直接点名，而两级地方政府明知其违法，却不敢动一根毫毛？
去查一下这家敦煌飞天公司，可以发现他的老板叫何延忠，其人赫赫有名，多次在媒体上出现。
在媒体的报道中，他是养殖大王，是治沙英雄，是当代李冰，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模范。
敦煌飞天曾被叫停时，中青报为他“仗义执言”，笔锋直指敦煌市政府，界面新闻也曾为他做专题报道，讴歌他的人生伟业。
总之，从媒体上看，他是一个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事不求回报的人，做企业不为赚钱只为生态环保的人。
32岁，何延忠就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还受到过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但奇怪的是，在媒体之外的世界里，他的形象一下子就变了。
在民众和文物专家眼里，何延忠以及背后的敦煌飞天是祸害当地生态的刽子手。
2014年，曾有8位文物专家等人士写的联名信递到了甘肃省文物局。
联名信里写道，敦煌飞天的生态园从2001年开始，就以生态养殖、防风治沙、旅游开发等为名义，在西土沟下游筑坝拦水养殖虹鳟鱼，截水断流，使下游原有生态失衡。
龙勒村和国营林场(西寿昌城)水源严重不足，湿地面积日益缩小，大量树木干渴枯死，同时也导致阳关文物保护区内大量古墓葬、古遗存遭到破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何延忠在沙漠养殖虹鳟鱼
甘肃省文物局致函敦煌市政府，要求进行彻查。
随后，敦煌市国土局、林业局、文物局、规划局、土地局五部门联合执法，下发5份行政处罚决定，全面叫停企业一切建设，立即拆除省级文物保护范围内的一切违规建筑。
何延忠叫屈，他认为自己的生态园是合法的。
在敦煌市的规划里，何延忠的企业所能拿来经营的范围为“东起阳关镇阳关村，西至阳关林场河南林地西边的沙漠，南至西土沟洪泉坝，北至阳关林场林地葡萄园。”
请注意，这个葡萄园跟阳关林场是紧挨着的。
何延忠开始活动关系，在他的奔走维权下，引起了甘肃省委的高度重视，要求省法制办督察依法行政，介入调查此案。
调查后，甘肃省法制办认为，敦煌市相关部门以建设项目在阳关遗址文物保护范围内叫停的理由不成立。要求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这似乎是一个四方博弈的问题，分别是敦煌市政府、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省法制办以及何延忠。
甘肃省法制办是站在何延忠这边的，敦煌市政府则夹在中间难以做人。
到底谁对谁错，情况依旧扑朔迷离。
不过，按照中央督察局的那句“敦煌市对敦煌飞天生态产业有限公司违法违规问题不敢动真碰硬”，谁更强势，似乎能有个判断了。
而在民众这边，对敦煌飞天公司的上访和投诉，从来就没有停过。
界面新闻介绍，何延忠利用祁连雪山冷水资源，在永登发展冷水养殖虹鳟鱼。在他的带动下，兰州市永登县成为闻名全国的虹鳟鱼之乡。
在何延忠眼里，虹鳟鱼除了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还能在养殖过程中帮助修复生态，而且不必占用良田。
但是，2016年12月20日，酒泉市政府公布了一份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信访投诉环境问题查处情况。
投诉信中说：敦煌市国营阳关林场上游1公里处飞天科技生态园养鱼场每天24小时向国营阳关林场排放污水，污染水源地，破坏生态环境。
当地政府的调查结论，可以用三个字总结——不存在：“不存在24小时向下游排放污水的问题，未显示水源地受污染。”
但仅仅两天之后，12月22日，酒泉市又公布了一份群众投诉的调查说明。
投诉信表示，敦煌飞天公司在西土沟下游擅自掘口引水，破坏阳关灌溉用水，人为改变原有水道，造成阳关遗址被淹没，而且改变了戈壁地形地貌，造成严重扬尘，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举报人要求彻查敦煌飞天生态产业公司建筑项目审批手续，称该相关项目未征求附近居民意见，公司负责人向政府虚报治沙政绩，将当地人民种植的防护林据为己有。
酒泉市政府的回复，与两天前如出一辙：不存在。
关于阳关林场的问题，回复说什么案件历时很久，情况复杂，等调查完了再作说明。
当然，也就一直没有说明。
年年举报，月月举报，日日举报，涉事企业却稳如泰山，这是什么情况？
作为酒泉代管的县级市，敦煌市接到的投诉同样不少。
2019年7月28日，敦煌市公布了一份中央督察组转来的信访投诉：
以敦煌市原市委书记詹顺舟为“保护伞”的团伙，毁坏祁连山西端阳关防风固沙林造田近万亩，发展葡萄园，破坏生态环境，导致沙漠逼侵。曾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未解决。
这次敦煌政府倒是承认，投诉属实。
查明敦煌飞天公司毁坏林地149.81亩，非法在林带网格内新植枣树167亩、葡萄400亩。除此之外，阳关区域内再无毁坏林地，发展葡萄情况。
请记住关键的一句话，2019年敦煌市政府认为阳关区域内，除了这区区几百亩外，再无毁坏林地种植葡萄的事情。
事实果真如此吗？难道万亩林场被砍伐的事情，仅仅是在这一两年中发生的？
早在2000年，人民网就报道，敦煌市园林艺场3年砍伐防护林1700多棵。
2002年，人民网再次报道，敦煌阳关沙漠森林公园3000亩防护林惨遭涂炭，敦煌园艺场3000余株防风林木被无证私伐。
正如《经济参考报》报道的那样，卫星遥感影像图片显示，2000年的阳关林场林地原貌图，显示其防护林面积约为2万亩；而2017年阳关林场地类分布示意图，显示林地面积只有5000亩，葡萄种植面积则达万亩以上。
可见，葡萄园早就一点点在吞噬防护林了，只是有人装作不知道而已。
2017年3月，酒泉市林业局《关于媒体反映敦煌市阳关林场范围内毁林开荒调查情况的报告》：
“阳关林场砍伐的树木都是已经枯死的残次林木，按程序办理了采伐证。目前经过逐年改造后的新植树木生长旺盛，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受到了林场种植户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
阳关林场场长魏海东坚称，林场现有1.3万亩防护林，葡萄面积为3704亩，从2006年至今没有变化，无新增葡萄园。
言之凿凿，公然说谎，究竟想掩盖什么？
早在2006年，《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就发现敦煌上演着砍林伐木的“热潮”。
他们发现，敦煌境内共有个体木材加工点70多家。这些木材加工点或木材贩子取得采伐证后，肆意乱伐，少批多伐，无人监管。
敦煌毁林中最为严重的是阳关林场。
大规模的砍林从1996年开始，那时正值市场经济的草莽年代，私有化之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而其中，自然不乏国有资产被贱卖的事情。
那一年，林场将750亩的林子以7万多元的价格卖给了某建筑老板，不计株数，不丈量方寸。按此价格计算，每亩林地尚不足百元，另外还附赠了洪水渠上的一沟树。
1997年11月到1998年5月，林场将100亩的林子以两万多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农民，同样没有丈量方寸，也没有计算株数，百亩林子砍伐，整整持续了近5个月。不知其长成，需要多少岁月。
1998年5月至1999年8月，林场将三处800多亩林地连同一个厂房，作价28万元卖给某老板。
“那段时间简直就像是东北的林木交易市场，人来车往，热闹非凡。”职工们义愤填膺地说。看着林带被砍后留下的一个个“梅花桩”，职工们苦笑称，这是“少林寺”。
由于乱砍乱伐，秩序混乱，无人管理，出现了大片的红柳等天然林因为浇不上水而不断死亡的现象，就连靠近水源的林地都难以幸免，短短几年就损失了3000亩林地。
原林场工会主席杨建奇见此惨状，于心不忍，他多次向场领导提出，不能以毁生态林为代价发展葡萄产业。后来，他又写成书面材料以工会主席的身份向领导报告。
可惜，在那个人人逐利争红了眼的时代，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的意见也根本得不到理睬。
当时的林场工人，曾痛苦地表示：“过去咱为林子流汗，现在咱为林子流泪。哭过不知多少回了，悄悄地哭。流汗的时候流得痛快，流泪的时候流得痛苦。千辛万苦把林子栽得像样了，可以挡风固沙了，结果现在又大量地砍。”
就这样，一路买卖，一路砍伐，搞了二十多年。
2017年，敦煌市公布了一批政府和私人资本合作项目，其中的第17项，正是有争议的葡萄园。
葡萄园野蛮生长，蔓延之势无人能挡，以至于可以铲掉防护林，这大概就是玩资本运作的结果吧。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人民网曾这样评价敦煌飞天公司：
敦煌飞天生态产业公司通过十八年建成“沙漠都江堰”，以水害治沙害，沙漠变绿州，以沙害治水患，洪水变清泉，使千年来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不毛之地，通过长期坚持对洪涝灾害、沙害的治理，在“沙漠都江堰”沿线形成大面积的生态湿地，这里不但是治理洪涝灾害防风固沙的典范，已然成为数十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和乐园。
今天目睹到的事实，却截然迥异，胡杨林惨遭屠戮，生态破坏触目惊心，群众上访没有结果，如果不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再这样下去，昔日的绿洲，变成茫茫大漠，也就不出几年了。
昔日的公路被黄沙覆盖
历史上，我们国家、人民政权对于林业是何等重视。
抗日战争时期，开展全民性的绿化活动，是陕甘宁边区的一大创举。1937年4月6日，西北青救会号召大家来植树，要求苏区人民特别是青年儿童每人种5棵树，并介绍植树常识。
1942年10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说：“发动群众种柳树、沙柳、柠条，其枝叶可供骆驼及羊子吃，亦是解决牧草一法。同时可供燃料，群众是欢迎的。政府的任务是调剂树种，劝令种植。”
1938年至1942年，边区政府发动群众植树260万株。
在那样的战争年代，共产党依靠其强大的动员能力，一边在打仗，一边搞绿化，男女老少在漫天遍野植树造林，场面相当壮观。
这样的思想，在建国后被凝结成一句豪放的口号。
1956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哪怕是最火热的六十年代，中央也发布过关于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
1959年9月8日，毛泽东视察密云水库，他指着四周的山对周围的人说：“你看，这里的山也好，水也好，就是很多山还光秃的，这就不好了，你们几年能把它绿化了？”
水库工地指挥部负责人回答说：“五年能行，快一点用三年。”
毛泽东听后说：“我看二十年能完成就不错，不能小看这个问题。绿化，不经过长期的奋斗，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实事求是，尽最大努力去干好这件大事。”
费劲半个多世纪的心血，才留下这么一片青山绿水，多不容易呀。
《大明王朝1566》里，“改稻为桑”被当做国策，结果到了浙江时，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政绩，想出了毁堤淹田的昏招，又和奸商勾结，兼并老百姓的田地，一时间民怨沸腾。
至此，大明王朝也就种下了覆灭的祸根。
敦煌阳关林场被毁，正是从狂野的九十年代开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帜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曲解，私有化不再是原罪，国有资产被纷纷贱卖，那些原本属于人民的东西，统统进了个人的腰包。
当过度的私有化不加遏制，更加的耸人听闻的事都会出现。
秦岭别墅价值1700万一栋，近百平米的狗屋专养藏獒，给藏獒吃的羊肉，直接从西藏空运过来。
这样的违建长达4年，拆除却用了整整6年，而且还是中央连发几道金牌，最高领导人几次严厉问责，地方才漫不经心地去查处。
青海祁连山木里矿区，马少伟无证非法采煤2600多万吨，获利超百亿元，一跃成为青海隐形首富。
这里的煤炭品质好到可以这样概述：“用一张纸都能点燃”，他却只采特厚煤层这一层，因为挑肥拣瘦，导致白白扔掉80%。
国有资源被长期侵吞，生态环境被破坏长达14年，期间，审判缺席、监管消失，马少伟如入无人之境。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
这样的话，用在生态保护上，同样合适。
借用敦煌经常看到的一句标语作结：不要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