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我们发布了一份2020年券商跳槽图谱,主要是回顾2020年券商分析师和投行保代的人员流动情况。

在上一份数据报告里,我们发现,方正证券出乎意料地是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券商,而年内人事大动荡的光大证券,分析师流失位居第二。不过,由于方正证券分析师离职主要发生在上半年,而光大证券年底动荡中的一些知名分析师,虽然已经提交辞呈、确定离职,但在协会上的备案还未修正过来,所以实际上,2020年研究所分析师离职人数最多的可能还是光大证券。

新的券商人事数据系列中,我们会重点跟踪一些人事变化比较大的券商。

总览:研究所逾2/3分析师任职两年以内即离职

2020年,协会备案数据显示,券业共有335名分析师离职。统计他们在上一家公司的任职时间可以发现,逾2/3的分析师任职2年以内即离职。但2020年离职的投行保代们,在上一家公司的任职期则相对较为平均,就职时间也更长一些,这或许与保代们手上的IPO项目成功上市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有关。

但无论如何,这些在2020年离职的分析师们,大多数显得跳槽频率有点高。

从协会备案数据来看,方正、光大、西南、国金、国君是离职分析师最多的五家券商。然而,这些券商分析师的离职背景却不尽相同。




方正证券:2020年上演多位首席离职戏码

方正证券是2020年离职分析师最多的券商。从具体的跳槽方向来看,主要是不同行业的首席,或者资深分析师去了同一梯队的中小券商。仅近年来扩张发展的华安证券,就从方正证券挖了2位行业首席,并捎带上了其团队成员。同时,还有2名原方正证券的资深分析师,跳槽去了华安证券分别成为了化工首席和策略首席,印证了“加薪靠跳槽”这句老话。

跳槽去华安证券的包括:原金工首席严佳炜,及团队一名成员;原机械首席郭倩倩,及两名团队成员。原方正证券化工行业资深分析师刘万鹏、策略资深分析师郑小霞,跳到华安证券后,分别成为了化工首席和策略首席。

此外,原来方正证券的宏观首席陶川,带领自己的手下奔赴东吴证券;原环保公用行业首席郭丽丽,带领团队成员跳槽到天风证券;

2020年,方正证券研究所至少流失了4位行业首席。

不过,方正证券对21世纪经济报道回应,已在年内对4个岗位做了人员补充。具体来看,主要是从外部引进了知名团队的非首席核心成员、以及对原团队成员的升职,包括:

宏观首席分析师周君芝,曾作为核心成员,就职于广发证券郭磊团队;

机械首席张小郭,曾就职于中投证券投行,2014年加入方正证券任分析师;

环保首席王宁,曾就职于民生研究所、国信研究所,出身新财富团队一助;

金工首席邱捷铭,曾就职于朱雀投资、安信基金。

尽管方正证券称,证券从业人员高流动是正常现象,年内也补充了新鲜力量,但一年内流失4名行业首席,对于一家行业中部研究所来说,并不能算“稀松平常”。

对此,方正证券称,需要理性看待首席离职。首席离职,一般有三种原因,各占大约三分之一:第一种,转型买方或管理或实业,这属于业内正常职业生涯选择;第二种,年度派点收入等考核不达标,被优化调整,被动离开;第三种,有更好的卖方选择,主动离开。只有第三种,才需要关注。

方正证券研究所对各研究小组主要考核派点收入占比,而派点收入占比存在“二八效应”。方正证券研究所有大约三十个研究小组,其中前十研究小组大概贡献了研究所65%的佣金收入。2020年,方正证券研究所派点收入前十名的小组首席比较稳定,少数流动发生在非前十小组。

方正证券称,有些首席的离职,备案时间虽然发生在2020年,但实际离职在2019年,例如原机械首席。此外,公用环保首席因个人原因离开方正证券研究所。

方正证券认为,整体上看,不存在“一年走了4位首席”的大动荡。

方正证券连年动荡

尽管方正证券不认为这是人事动荡,但近几年,方正证券屡因人员离职被舆论关注。

2017年,方正证券至少6名行业首席分析师离职,舆论一度称方正证券研究所是“坍塌式”离职;

2018年初,任职仅一年半的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从方正证券离职,引起市场广发关注。离职前,任泽平曾是方正证券联席所长,而这,也是方正证券过去一年首席大量离职被市场关注的导火索;

2019年初,市场又传言上一年方正证券研究所多个团队同时办理离职。彼时方正证券回应,2018年离职的首席只有固收的杨为敩,以及那一年闹出丑闻的马军。那次丑闻事件,行业内的人并不陌生,2018年9月,通信首席马军团队因为新财富拉票在饭局上的不雅行为,不仅让方正证券变成舆论焦点,也直接导致那一年监管对“新财富乱象”忍无可忍,并暂停了当年的新财富评选。

2020年,方正证券多位首席离职的戏码再次上演。此外,年内已离职的环保公用行业首席郭丽丽,在2020年1月收到了湖南省证监局的警示函,因研报违规被监管约谈,方正证券同样被湖南证监局警示。2020年3月,郭丽丽即离职前往天风证券。

对于连年的人事变动被关注,方正证券对21世纪经济报道进行了回应。

方正证券称,近年来,方正证券研究所进行了体系化建设,通过搭建研究体系、销售体系、中台体系三大体系的架构,实施了更加符合卖方规律的合理灵活全员考核机制。

同时,方正证券研究所更进一步明确了以深度研究为核心引擎,围绕“体系、业绩、跃升”三步走实施战略推进,强化运营管理和市场化优化考核。在核心首席保持稳定的同时,主动优化调整了一些研究小组,并及时引进了一批优秀研究人才,阵容不断优化,迸发活力。

方正证券研究所会继续重视梯队建设,形成头部、中生代、新生代梯队,持续引进或培养市场号召力非常强的头部首席或高成长潜力首席,目前正在抓紧推进中。

方正证券的回复直白点翻译,就是说,除了一些因个人原因离职的,研究所也在主动进行人员、考核优化。优化的意思,相信大家都懂。

的确,尽管人员变动较大,但方正证券研究所在公募那里分得的佣金数据,却没有因为首席的较多流失而变得“难看”。2017年H1-2020年H1,方正证券研究所的佣金排名一直徘徊在前15名左右,表现一直相对稳定。




因方正集团债务违约受关注

在人事话题以外,2020年,方正证券也是受到市场关注的。主要因为其控股股东北大方正集团百亿债务违约,导致方正证券作为资产要被售卖,这涉及到实控人变更。而由于方正证券股权过于分散、且此前有内斗遗留问题,实控人的变更推进的可能不会太顺利。

2014年,方正证券决定收购民族证券,并在2015年完成了这项收购案。但自收购完成后,两大股东体系——政泉控股和方正集团的内斗被呈现在了台面上,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当年收购案结束后,方正证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选举即出现了纷争。2015年左右,两方股东的内斗白热化,为了顺利挤走对方,不断向外界媒体与监管喂料,结果导致把在收购过程中的违规、违法资本运作,全部抖给了公众。新华社对这场内斗曾经做过一个专题报道。

最终,以政泉控股实控人出逃国外,并挪走20.5亿元的注册资本,为这件事按下了一个暂停键。

为什么是暂停键?因为即使到了今天,政泉控股仍然是方正证券第二大股东,但由于挪走了20.5亿注册资本,在归还这笔钱之前,政泉控股不得行使股东权利。

理论上,二股东政泉控股违法的事件已经众所周知,如果经全体股东投票,超过67%股东认为二股东为不适当人员,可以强制转让其持有的股份。但到现在,政泉控股依然是方正证券的二股东,这说明公司股东中的意见存在分化。

有投行人士认为,方正证券的股权过于分散是硬伤。

“由于方正集团持股27.75%,政泉控股持股21.86%。也就是说,如果有超过持股11.14%的股东站在政泉控股这边,公司就没法强制转让它持有的股份。这么多年过去了,大股东的股权格局没发生太大的改变,大概率是有持股超过11.14%的股东站政泉控股这一边。”该名投行人士称。

分裂的格局,曾经导致两方股东各自往董事会和监事会输送“自己人”,一度因股东之争出现在媒体头条。

而现在,这一股权问题对目前方正集团转让方正证券的股份也不利好。

在方正证券的持股比例上,方正集团和政泉控股的持股比例太接近了,即使转让6%的股份,也会造成上市公司实控人的变更。而上市公司要变更实控人,又回到了上面提到的条例,也需要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有超过67%的股东同意,才能推进实控人变更。但是,作为方正集团“死对头”的政泉系,如果不答应呢?

“过去5年时间,方正证券的管理层都未解决违法的二股东问题,这一次实控人的变更,最坏的情况可能是根本无法推进,好一点的情况,或是政泉系以此为条件,与方正集团进行某种交换。”上述投行人士点评。

方正证券执委会副主任、总裁高利此前接受媒体访谈,并表示,2019年,“方民整合”工作顺利完成。

但是,“方民整合”只是并购重组时,为解决同业竞争,定的一个5年任务。民族证券也的确在2019年变身为方正证券的承销保荐子公司。但由于政泉控股是伴随着民族证券的收购加入方正证券的体系,方正证券真正意义上完成对民族证券的整合,意即政泉控股与方正集团的内斗纷争已经解决。

从方正证券10月14日发布的起诉政泉控股抽逃20.5亿注册资本的进展来看,尽管法院支持了方正证券要求暂停二股东行使权利的决定,但仍然占据二股东位置的政泉系,对方正集团出售股份仍然可能形成干扰。而受方正集团推荐而成为董事长的高利,其公开访谈,更像是给接盘方正集团债务的资方一剂情绪稳定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