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中国政府目前正在规范自身在互联网经济上的垄断问题，修补互联网金融的安全漏洞。这直接影响了马云旗下的两家公司的业务。一家是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蚂蚁集团，在临近上市时被中国政府叫停，一家是从事电子商务和大数据业务的阿里巴巴集团，正在接受“反垄断”调查。这对于任何一个市场化的国家都十分常见的，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都曾经对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优步（Uber）等互联网巨头进行过相应的反垄断和安全审查。
随着蚂蚁集团上市进程被中国政府暂停，中国政府担心民营企业做大、打压马云的舆论猜测再次响起。（多维新闻）
然而，同样的故事在中国，却被英国《金融时报》演绎成中国政府对于民营企业的打压与官员的怒火，并且假惺惺地开始担忧起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英国《金融时报》在《马云vs习近平 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Jack Ma vs Xi Jinping: the future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一文中，将中国政府依法调查、处罚网络信息垄断的行为，揣测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中国民营企业家马云之间的较量。”
同时，该文章还将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安全规范，对于互联网高利贷的打击，以及对于中小投资人利益的维护，错误地理解为“中国国有银行及其监管机构对于民营企业大规模涉足金融行业的不安。”
然后，根据以上两个错误的事实和猜测，英国《金融时报》得出了结论，中共对控制权的执着，特别是自习近平10年前上台以来对权力的执着，引发了对民营企业和知名企业家的周期性打击。中共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令人担忧。
可以说目前西方媒体，这种对实事有选择地进行筛选、隐瞒，然后张冠李戴，全凭想象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技巧已经十分熟练和“专业”了。但是，在热衷于不具名的小道消息的背后，他们却忽视了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发展的真实场景和民众的利益。
在对马云和中国政府的报道中，英国《金融时报》显然隐瞒、篡改，抑或忽视了几个实事。
其一，英国《金融时报》隐瞒了马云的成功和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其实是中国政府大力扶持的结果。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互联网金融是中国政府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经济支柱型产业。在马云创办阿里巴巴之初，中国政府也许还没有注意到它的价值，没有为其注资。但是，在从2005到2020年的整个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的发展历程来看，几乎都充满中国政府对其的支持与宽容。
无论是马云开展第三方支付平台业务，还是开展余额宝、金融小额信贷等业务无不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默许。鼓励金融创新，是中国政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家政策。只有在这样的支持下，马云的阿里巴巴才能在商战中，战胜当时已经进入中国的易贝（eBay）等国际电商企业；才能把阿里巴巴支付宝的业务触角拓展到了航空机票、网游、保险、物流和政府公共事业缴费等领域，并通过交易担保和资金融通的方式，完成其最初的资金积累。中国的少数几张第三方支付牌照、民营小额信贷牌照、民营互联网银行牌照都是给的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
可以说，中国政府并没有像英国《金融时报》想象的那样心胸狭窄，也没有像美国和欧洲一些政府那样强调资本的国别属性。因为，在2012年之前，马云的阿里巴巴其实是一家外资企业，来自日本、美国的投资占到绝大多数。而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没有纠结什么民营企业、甚至是外资企业的问题，只要能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民众的生活，一切都在中国政府的支持范围内。
其二，英国《金融时报》篡改了历史。马云旗下的蚂蚁集团在2016年、2018年，分别大幅收缩其代管的金融资金，从其峰值的约2,600亿美元，下降至2018年底的1,680亿美元。其背后并不是，中国国有银行系统及其监管机构对其的打击。而是，当时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去产能”周期的产物。当时整个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行业接连出现资金“暴雷”。尤其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对于互联网金融相关规范的缺失，大量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公司将原本用于交易担保的资金转而进行金融投机，成为变相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的“庞氏骗局”。这些都将对中国经济的稳定构成冲击。数万受损民众和中小投资人在企业和政府门前聚集、要求政府出手规范秩序、追回损失。对此，马云的蚂蚁集团也未能例外。
2015之后，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就开始进入了规范经营的轨道。大多数违规经营的互联网金融企业都被清理，而马云的蚂蚁集团反而成为了中国政府支持的对象。直至2020年8月，蚂蚁集团正式申请在中国科创板和香港上市。
其三，英国《金融时报》还窜改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蚂蚁集团被暂停上市，并非因为马云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批判。马云是在2020年10月24日的2020外滩金融峰会主题演讲中“痛批”中国银行体系和政府金融监管的，然而，早在10月21日，马云发言前的3天，中国央行就已发布了《金融科技创新应用测试规范》、《金融科技创新安全通用规范》、《金融科技创新风险监控规范》三项金融行业标准。按照新的标准，蚂蚁集团的上市其实已经不再符合中国的法律要求。
而在此之后，11月2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央行发布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则也早在半年，甚至一年前就已经征询过马云，以及中国相关行业人士的意见。可以说，马云批判中国政府之前，他就早已知道政府的法律将要修改，蚂蚁集团可能无法按原计划上市。
英国《金融时报》对于蚂蚁集团被暂停上市与马云批判中国政府的报道完全是本末倒置，故意将整个正常的金融监管政治化，来制造中国民营企业家因言获罪、遭受政府打击的假象。
最后，英国《金融时报》忽视了民众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完全是站在大资本的利益上来谈论“科技创新”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却忘记了“科技不能作恶”的原则。英国《金融时报》只注意到了马云所谓的“不冒险创新就是扼杀创新，世界上没有无风险的创新”这句话，却忘记了马云说出这句话是实际上是在否定“巴塞尔协议”。这一全球范围内主要的银行资本和风险的监管标准，这是人类用无数次信贷违约、银行倒闭、民众财富血本未归和金融危机换来的血泪教训。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中国政府在明知蚂蚁集团存在金融风险、政府政策即将出台之后，还依然允许蚂蚁集团的上市，并且选择在其上市半年到一年之后，出台新的监管法规，让其补足约数千亿美元的资本金，整改其高杠杆高风险的业务模式。这将是什么后果？英国《金融时报》又将怎样撰写？
这种“先救市、后救人”，政府联手大资本损害中小股民的利益、掠夺民众财富的事情，是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因此，通过整个事件的复原，其实中国政府对于蚂蚁集团上市的叫停和对阿里巴巴涉嫌垄断经营的调查，实际上是保护了马云及其企业的健康发展。中国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总体利益是一致的。
而相比于西方大多数政府和党派，中国政府的胸怀要宽阔得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才是中国政府的主张。中国政府的行为旨在服务民众、维护法治和市场的有效运行。对于企业和企业家，无论其政治主张如何，只要不违法、不侵害民众权利，不威胁国家安全就都会受到政府的欢迎。中国和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是光明和广阔的，整个世界都将是自由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