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河北小村庄推上了风口浪尖。河北此轮疫情于1月2日在石家庄藁城区小果庄村爆发，至1月14日24时，河北已有本地确诊病例553例。增势之猛让本已取得阶段性抗疫成就的中共当局再次严阵以待。



2021年1月11日，石家庄通往藁城的307国道卡口，大量前往藁城疫情村庄转移村民的大巴车已返回，村民们将被安置到石家庄市的各个隔离点，接受隔离医学观察。 （人民视觉）

与此同时，中国社交网络也传言称石家庄此轮疫情的爆发与宗教活动有关，将矛头指向当地农村的地下教会组织，并有网友上传了数张小果庄村附近规模宏大的北桥寨天主教堂及平时宗教活动盛况的照片。

中国天主教徒在进行宗教活动：
















对此，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了回应，表示河北此次疫情具有发病多、家庭聚集性等特点，小果庄村负责人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透露，确诊病例除多参加婚宴和百岁宴外，村里一些信教的村民每周三、周五、周日会聚集在一个家庭里进行宗教活动，每周最少两天，大概有十几人，大多都是年龄偏大的老人。

河北疫情的恶化与当地教会活动有关的说法在各大社交网络引起热议，此事件亦引发了诸多大陆网民针对河北宗教活动的舆论攻击。

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宗教复兴

近些年来，“西方宗教热”在中国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在此议题上各路学者探讨的话题无不围绕着中国城市与乡村宗教的发展现状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宗教大规模“复兴”是最令人意外的现象之一，各地重新建起约200万个庙宇、教堂、宗教教育体系，鼓励宗教研究等政策让“宗教复兴”在中国走上了正轨。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活动发展到当下，诸多现象表明，农村的西方宗教实践的活跃热度高于城市。有未经证实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的地下教会人数可能超过1,000万。

然而，宗教活动“复兴”的初始阶段，恰恰是城市比农村更有宗教“复兴”的“韵味”，在中国政府与跨国力量的助推下，被认可的宗教活动大多发生在城市空间。但此后，社会经过一系列“知识精英”的变革以及科学的普及，出现发达地区信教人群比例低，贫穷地区信教比例高的现象，换言之，宗教随着科学的进步而逐渐后退。

草根社会中宗教复兴的背后

回到“宗教复兴”之前，中国农村宗教生活一度被污名化为“封建”、“反科学”、“迷信”的活动，此类“非法”活动受到了严格管制，以至于，当下的农村宗教活动基本不具备城市的宗教复兴这些现象产生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大陆农村宗教活动是来自草根阶级的某种自发机制，在没有制度与正式宗教组织影响下发展的产物。

中国社交网络纷传石家庄疫情与宗教活动有关（点击大图浏览）：
















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农村人口在面临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时产生了较强的精神寄托抑或是精神需求，而农村基层政权在私人精神领域的空缺，为拥有强大话语权与组织动员能力的西方宗教提供了进入草根社会的机会。

中国改革开放已40余年，随着社会的变迁、物质生活的改变，社会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多样的变革，无论是城市人或是乡村人都已然不同于以往。比起单纯的抨击中国农村社会宗教活动的弊端，对于这种现象的流行背后，探讨中国基层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城乡发展差距的拉大、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各地区教育资源不平衡、农村空巢老人等社会现象，都是执政者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在河北确诊病例活动轨迹中，不难梳理出当地宗教活动确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亦反映出中国农村基层活动近些年来的发展与变化，然而，这并不足以成为社会诟病宗教活动的理由。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群体中的传播只是表象，其本质是中国农村弱势群体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自身利益，背后关系到户籍制度、城乡差距、阶层矛盾等诸多社会现实问题。

农村地下宗教活动一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匿影藏行，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抑或是其他因素，讨论度空前提高，且不论参与宗教活动与此番河北疫情爆发有无直接关系，将参与宗教活动直接导向是疫情的罪魁祸首，又或是全盘肯定宗教活动的意义显然都是不太负责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