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欧盟领导人和卢森堡外相拒绝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蓬佩奥不得不于1月12日临时宣布取消欧洲之行。而本该启程前往台湾访问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Kelly Craft）也被迫叫停。
2020年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捷克，期间曾力挺捷克政客访问台湾。（AP）
蓬佩奥方面给出的理由是为了推进和拜登（Joe Biden）团队的权力交接。这个理由有些牵强，完全是为了掩饰被拒之外门的尴尬。难道之前蓬佩奥就没有想到这一需要？更何况这两个外访安排都是蓬佩奥在国会山暴动之后宣布的。
这再次反映出，克拉夫特访台安排，很有可能就是蓬佩奥临时起意的安排，目的就是在特朗普（Donald Trump）被否定的时候，伺机为自己的“反共”、“抗华”符号再添上浓浓一笔，为个人谋取政治资本。这种外访安排也不是政府内部协调的结果，而是蓬佩奥一个人的政治秀。
或许台湾方面也毫无准备，事先可能缺乏沟通。虽然蔡英文政府一直寻求美国高层到访，但在白宫权力交接之际，这种在交权之前的仓促到访并无实际意义。但在明面上，台湾又不可能拒绝。
台湾应该认识到，如果美国右翼势力真正关心台湾，绝对不会在权力岌岌可危之际和丢权后仓促挺台。右翼这样做完全是通过夸大外部威胁来掩盖国内弱势地位。
另外，一直和蓬佩奥接洽、商讨交权事宜的拜登新政府提名国务卿布林肯（Tony Blinken）也有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
虽然拜登和布林肯都认可“挺台”是两党共识，但这种共识绝非蓬佩奥利用台湾推动对华意识形态对抗。按照自由派传统说法，他们支持台湾完全是出于支持民主自由，而非抗华或“反共”。
但何为共识？从布林肯等人的表态看，就美台关系，他们还是支持回到过去民主党和共和党坚持的统一策略，也就是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即《台湾关系法》（TRA）、三个美中联合公报以及美国对台六项承诺。这种传统就是共识。
2013年11月1日，时任副国安顾问布林肯（左三）和时任副总统拜登（左二）在白宫出席外事活动。（Reuters）
TRA、三个联合公报和国会其他涉台法案，都有一定的政策模糊性和政治操作空间。右翼旗帜鲜明地挺台，就是要消除这一战略模糊姿态，将民主党置于新的外交决策困境。如果拜登上台后稍有退缩或拒不执行国会法案要求，右翼势力便会在下一阶段的权力争夺过程中再打中国牌，攻击民主党政府对华示弱。
拜登新政府上台后，这种美台互访也会持续，但和右翼政府相比，民主党政府会更多地保持战略上的模糊姿态，并且考虑美中关系的大局。这也是过去两党的执政传统。
对于蓬佩奥取消的美台外交限制，拜登政府预计也会进行调整。
过去美国对台外交克制，并不是蓬佩奥所说的为了“安抚北京”，而是履行中美关系双边义务和国际关系责任。其中所涉文件或共识体现国家间的契约精神，并非美国哪个政党的承诺。蓬佩奥解除对台外交禁令，就是无视外交及国际关系准则和义务。
而且，蓬佩奥领导的美国国务院自身决策相矛盾。一方面，它声称对台湾主权地位不持立场，一方面又给予台湾只有主权实体才享受的待遇。
拜登新政府要想修复美国形象、清理特朗普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就应该遵守国际准则和规范，并且让美国的决策逻辑更加清晰。这种清晰化绝非对台政策的清晰化，而是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清晰化，也就是如何明确自身利益，认清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台湾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分量。
而保持对台战略模糊有助于美国灵活处理对台关系，避免因为台湾问题而陷入不必要的危机，同时又能和中国游刃有余地开展地缘政治博弈。这是拜登新政府的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