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照:在中国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前告状民众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2018年3月3日)
进入新年以來,新冠疫情在中国似乎有抬头迹象,本来就面对重重障碍的民众上访维权更加艰难,他们有的已进入北京,有的则在本地坚持抗争。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上访是中国人治社会的历史产物,不会有效解决社会矛盾。
新年开始上访路
2021年1月4日,北京国家信访局新年第一个工作日,59岁女访民杨浩刚到信访局,就收到家乡黑龙江饶河县859农场派出所发给她的短信。海外维权网报道,当局称其上访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与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必须立即停止非法上访,否则将对她进行法律制裁!
江苏省如皋市维权人士夏明礼,2020年底去北京上访,12月30日在北京丰台区被家乡赶赴北京的公安和居委会人员强行押回江苏,预计他将被拘押到1月10日。他的妻子孟海霞对美国之音说:“行政拘留的理由是,多次去国家信访局上访,扰乱国家信访局的单位秩序,行政拘留十天。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啊!信访局开门不就是让老百姓说理吗?”
山东省青岛市67岁老访民,原解放军三十八军退伍军人高宏毅,因健康码被当局控制,无法进京上访。元旦那天,青岛街头锣鼓喧天庆祝新年,高宏毅穿红领章、红帽徽军装,手持标语,抗议自己的退休福利被贪官剥夺。
高宏毅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心里特不平衡,过得日子太苦,判了两年刑吧,好像被下了毒,得了十种的病,生活又这么困难。再加上年轻时好歹给中共38军贡献过鲜血和生命,所以心里特别不平衡。”
高宏毅2015年春节前曾到中共组织部、中纪委门前,公开要求退党,后因参加2017年全国老兵“5.11”集体上访,接受国际媒体采访,被山东青岛一家法院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2年。
1月1日“元旦”,江西维权人士肖青山在凛冽寒风中拉起横幅,抗议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法官李书剑和院长陶红“枉法裁判”。
以上这些上访者,申诉的案情各异,主要针对的都是当地司法部门的案件判决,不过,他(她)们都要求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或者最高领导人主持公道。例如,青岛访民高宏毅打出的标语称,他的小康梦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承诺的,江西访民肖青山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彻查司法领域的腐败,打掉诈骗团伙的保护伞”。
“毛主席会派人下来调查”?
资料照:中国访民在北京的国家信访局前排起长队告状。(2016年3月4日)
北美世界日报12月27日载文说,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北京要设信访机构。可能是它曾经帮助过上访者解决问题,否则为什么全国各地那么多人,前仆后继地去北京上访呢?
中国古代就有“以拦御驾”,“越诉”的上访制度,关于中共建政后的上访制度,退伍军人高宏毅近日对美国之音说:“当年毛主席制定信访条例是怕被下面官员骗了,他想了解民情,所以要求通过信访,听到人民呼声,关心人民疾苦。写封信都可以,信访嘛,还免邮票,寄到人民日报,转毛主席收就行了。我爸爸给毛主席写过两封信,很解决问题,马上派人下来调查。”
高宏毅说,当年信访有一条,就是不能诬陷。由于是给毛主席写信,老百姓谁敢诬陷啊?他表示,很多访民家庭过去的类似信访或上访经历,成为支撑他们上访的动力。
不过,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信访的确是毛泽东那个年代设置的,本身带有历史烙印。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而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完全可以信法,不需要信访。问题是,中国现在有法律制度,但是没有法治,也就是有宪法,没有宪政;有法律,没法治的状态。”
信访制度扭曲人性
资料照:浙江乐清蒲岐镇寨桥村村民下跪乞求还村长钱云会公正。(2012年5月)
访民高宏毅认为,问题在基层:“现在为什么信访制度不灵?因为矛盾太多了,不过,那都是贪污惹的祸。他们上访就抓、判刑,不让你上访,要实现‘零上访’。你去了北京,他们花钱就把北京买通。来这一套,怎么解决问题?”
胡佳说,与无数各地截访事件有关,中国当局动用维稳经费共同应对访民,维稳促使民间打手,即黑保安公司应运而生,成为中国信访制度衍生出来的特殊行业。他本人亲眼目睹全国各地驻京办事处人员或雇佣的便衣,在国家信访部门外面,通过口音和相貌识别,现场甄别本地访民,然后将他们强行带走,或者监禁,或者立即把他们送回原籍。
江苏省如皋市维权人士夏明礼的妻子孟海霞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我家现在就有20多个人,24小时对我限制人身自由,就在我们家旁边运来一个20平方的集装箱,这些人是警察雇佣来的,据说一天180块钱一个人。”
孟海霞说,这些保安中一些人为糊口,不得已而为之:“我曾经和他们交流,让他们进我家里。我说,既然你们来看我,就来我家里吧,我有热水、热茶,我可以让你们坐在我家里看着我,省得在外面看着。他们对我说,也不愿意来干这个,他们是政府派来的,每天180块,盒饭都是政府人员送过来的。”
孟海霞说,很多政府公务员不愿现场露面,担心从事这样的打压会影响他们的“政绩”。另外,大家彼此认识,为了面子,应付差事,因此宁可雇佣黑保安公司人员代劳。
胡佳说,黑保安被当局要求参加维稳,治安综合治理项目,若行动中出现纠纷,当局可以一推六二五,顶多检讨一句“管理不善”。
事实上,很多上访者对这种维稳并不买账。例如,黑龙江饶河县访民杨浩在北京上访时收到派出所恐吓短信后,立即以“上边早已经规定公安机关不得参与截访等非警务活动”回怼,希望公安派出所不要充当维稳打手。
信访是“金矿”“富矿”?
新京报的报道《中国信访制度研究》说,信访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有益补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全国人大等机关的网上信访平台已开通,群众信访反应的情况,被称为监督政府工作的“金矿”“富矿”。
法治日报发表河北省晋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潘晓峰的文章,介绍当局规范和从源头减少上访的治理举措。
例如,对上级交办、转送的信访案件,“一把手”7个工作日内接访或约访,落实专家会诊制度。
抓源头。群众报警后,第一时间出警、第一时间调查取证、第一时间采取强制措施,提升“现场调解率”,严防初信、初访、转为重信、重访,力争一次性解决到位。
定期对新发生的信访案件进行自查,凡因执法瑕疵、执法过错、失职渎职引发的“有责信访案件”,将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反思和纠正日常接访中“基层执法工作的随意和不规范问题”。
文章还提到,摸清所谓“缠访”、“闹访”的“底数“,建立“稳控台账”,“分类施策”、“及时掌握信访人的行踪动态”,将他们牢牢“稳控在当地”。
维持信访制度为哪般?
2021年新年元旦以来,在中国大陆疫情严峻形势下,访民为什么继续顽强进京上访,或者在原地以不同形式公开抗争?
世界新闻网的文章说,中国人传统上相信皇帝好,中央好,胡作非为的是地方官,所以访民对北京的信访局都抱希望。但是,总看到上访人员被地方政府拦截,抓回原籍,不准上访。信访制度实质上形同虚设。
胡佳:信访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
胡佳说:“中国官方曾经说过,信访解决问题率是千分之二。如果一个制度解决问题率还不到百分之一,那么它有存在的必要吗?是一个合理的方式吗?我接触的信访系统干部对外都是冠冕堂皇。由于我们彼此认识,这位干部就对我说,设计这个信访其实也知道它解决不了问题,不过,信访可以起到一个缓和矛盾的作用。”
胡佳进一步指出,中央政府维持信访制度的用意,似乎是希望把很多社会矛盾推到地方官头上,往往会指责地方官吏和系统执行政策不得力,或者胡作非为,而北京和中央则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