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北京宣布戒严后，示威者阻止解放军前往天安门广场。（Reuters）
消息称，北京时间1月8日，六四事件拒绝执行北京调令的中国解放军原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在早饭时病逝于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嗣后，中国官方不出意外地并无公开表态，仅有若干对六四事件心存记忆或者同情的声音在中国国内外舆论场或明或暗地表达着悼念。
曾因通晓现代战争形势而被视为解放军明星将领的徐勤先早年入朝作战，后在1984年解放军大阅兵中扮演着重要指挥者角色，六四事件时又担当重任，率解放军精锐力量第38军驻守北京南大门保定。
有关徐勤先当年如何“抗命”并拒绝率军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真相”在过去的三十多年被反反复复“考证”了多次，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一些史料的出现和当事人的谈话，徐勤先原先被赋予的“光环”渐渐淡去。
中共对六四事件的定性一直未曾改变，直到今天；自然地，徐勤先因“抗命”被告上军事法庭进而被判入狱5年（最后一年实则并未在秦城监狱服刑），他的去世也不太可能得到中国官方任何形式的“谅解”。
作为对照，因为六四事件而被视为敏感人物的原北京市长陈希同，作为六四事件的当事人在事后步入仕途的顶峰，后因为陷入贪腐案而入狱。2013年六四事件24周年前夕，陈希同逝世，北京仍然由新华社低调地刊发了一段简短的讣告，称“陈希同因患癌症，于2013年6月2日病亡。陈希同，男，83岁，于1998年7月31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6年。2006年5月31日保外就医。”
徐勤先的晚年据说是十分落寞的，在这一点上，他的去世所受到的待遇不会比陈希同更好，这的确令人唏嘘。
当然，北京并没有杜绝对徐勤先的“悼念”声音，而且尽管他晚年落寞，但终归还是获得了某种自由——他本人甚至还见了诸如历史学家杨继绳和香港《苹果日报》的记者等，重提了六四“抗命”的故事。
这种特殊的处置方式其实是北京所惯常的“冷操作”处理方式，如果读懂了这种处理方式我们有可能理解大多数中共党内异见者在1978年以后的遭遇（“文革”结束之前的历史的确不适用）。
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太多的路线斗争，有理由相信这种路线斗争不会消失。
徐勤先不止一次称，他当年反对武装部队入京弹压示威者，是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是他在政治立场上的表达，并没有违抗军令。从现在的零星消息看，徐勤先似乎的确是拒绝自己履职，并未阻止38军（当然他本人也没有能力）北上。
这在北京看来不能接受，因为情况危急的关头正是对一个中共党员政治立场的考验，逃避履行责任并不能免责，
邓小平于1989年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并发表讲话一再提到解放军“考试合格”。他说，承认“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
毫无疑问，在北京看来，徐勤先可以表达异见，但绝不能不履行使命。这一点，北京不能接受，否则“枪杆子”怎能保证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久前，中共新版《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刊发，这被视为中共党内异见的“保障”，但这其中第十六条即明确，“党员有党内提出不同意见权，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有权向党组织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反映”，而这恰恰是徐勤先不愿意做到的。
所以说，徐勤先毫无疑问地在国家军人意识和中共党内纪律观念面前经历了内心的煎熬，这当然是历史形势发展所难以避免的，当然也是他个人价值观因为不同于那些选择无条件执行军令的军人所导致的个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