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五天内，美国纽约证交所针对三家中国电信公司的摘牌计划做出了前后矛盾的决策。纽交所于周一晚(1月4日)正式宣布，基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指引”，不再推动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下市摘牌程序。

对此一决策大转弯，纽交所未进一步说明确切原因，但部分观察人士猜测，应该与华尔街的助攻或中国的施压脱不了干系。他们说，特朗普政府临下台前，对中国发动的最新一波金融战很难有赢面，如今还陷入了国家安全和个人私利间的自我交战中。

不过，也有人认为，美国围堵具有军工背景的中企有利于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因此，此一决策或许面临修正、未来必须改采迂回路线，但长期而言，即便是拜登总统上台，也应该不会偏离金融围堵中国的大方向。

香港智易东方证卷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蔺常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国发动高端晶片的科技战，的确已经打到中国的要害。但美国要阻断美国资金继续投资中企或不让中企继续在美股上市募资，这类的金融战美国赢面不大，因为，华尔街人士会先跳脚。

针对纽交所摘牌决策之反覆，蔺常念说：“这就证明，华尔街、金融界是中国最大的朋友！…美国的华尔街赚了多少中国的钱呀！如果没有中国的生意，美国那它四分之一的收入都没有了。所以，金融界是第一个反对特朗普的政策的，因为，特朗普现在所有的幕僚、所有的官员都是反华的，所以，这个政策是非常地偏倚、不平衡的。”

华尔街助攻

蔺常念认为，纽交所去年12月31日对三大中国电信商的摘牌决定是特朗普总统临下台前对中国的最新一波反击，但此一决策本身不够理性，首当其冲受到华尔街人士的反弹。他期待，新总统拜登上台后，应该不会像特朗普总统一样、再把中国当做唯一敌人。届时，美中若重新回到互为战略伙伴的关系，这类对中企的金融围堵政策应该不会持久。而且，他说，中企若真的被逼得从美国下市、回到中国上市“也是好事，为什么中国的钱要让美国人赚?”

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人士、蓝涛亚洲总裁黄齐元也同意，特朗普总统基于地缘政治、围堵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非常成功，但若对中国发动金融战，恐没有赢面。而且，退出美股、回到中国上市，对中企而言，损失恐不如美国预想得大。

他说，做假帐的瑞幸咖啡是对美国投资人有伤害的中企，但三大中国电信公司并非如此，其目前的营运基本面良好、也有稳定的现金流，若从美国下市、甚至回到港股上市后，仍不准美国资金投入，最终伤害到的是美国投资人。

黄齐元说，且就现况而言，近300家中企因在美股受到美国投资人的排挤和诸多监管法令的限制，已经越来越没有留下来的诱因。相反地，中国股市对中企的吸引力则越来越大，尤其已有成功募到更多资金或拉抬本益比的前例。例如，去年，京东和京东健康在港股分别成功募得39亿美元和34亿美元的资金，或中芯国际在上海A股募得532亿人民币(82.4亿美元)的资金，都是创纪录的上市案。

黄齐元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资金是很多的。所以，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香港的这个资本市场是会中国化，意思就是说，它有更多的中国资金在里面。但以一个股票的点来讲，就是说，同样是钱，你不要管他是美国人的钱、还是中国人的钱，反正是一个好的公司就会有钱。如果这是一个好的股票，如果你不允许美国的资金投资，那这是美国投资人的损失，但并不代表没有欧洲的资金、新加坡的资金、中国大陆的资金可以补上这个缺口。”

中企加速撤出美股

另外，由于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已于去年12月生效，未来无法遵守美国审计标准的中企也恐怕无法继续在美国上市。在此前提下，黄齐元认为，未来2-3年内，中企加速撤出美股、回中国上市也恐将难以避免。但此一趋势，他再次强调，对美国将是把“双面刃”，恐损人也不利己。他说，许多依赖中国市场的美企都不愿失去中国6亿中产阶级人口的生意或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5G市场。

对此，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芮萌则批评，美国十多年来对中企的审计标准“睁只眼、闭只眼”，图得就是对华尔街的好处。但他说，现在美国蓄意拿这说事，若间接促成中企回中国上市，其实不利于美国，但对中国股市却是利多，对中企也是好事，尤其外资在中国股市的参与率已经从2%成长到9%，不怕筹不到资金。

他还说，面对美国这样充满敌意的制裁，中国也有太多可以施以反击之处。

芮萌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有)太多leverage (影响力)，你在中国设厂的美国企业，譬如说，你跟美国军方有关系的，那我也可以制裁你呀！谁没有一个军方的客户呢？就是说，军方用你的服务！你说大公司，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如果细究起来，那家公司没有(和军方有)联系的，不可能。”

中国威胁报复

在纽交所宣布取消摘牌计划前，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和证监会都在上周末相继发言严词抨击美国的举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1月5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一些政治势力持续无端打压在美上市外国公司，反映出其规则制度的随意性、任意性、不确定性。

中国证监会发言人星期日称“美方出于政治目的实施行政令，无端打压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此举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虽然证监会也说，三家中国电信商在美国存托凭证(ADR)的总体规模不超过200亿元人民币(近31亿美元)，占公司总股本2.2%以下，即便被美国摘牌，对公司发展和市场运行的直接影响相当有限。

而中国商务部则更语出威胁，称“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绣雯认为，纽交所的决策转弯或许和中国的施压和报复威胁有关。不过，她说，美国对中国的金融封锁政策现在只是遇到短暂的挫败，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在修改过特朗普政府的激进路线后，应该会改采迂回的路线，还是让中企慢慢地从美股下市。

她说，美国基于资安和国家安全等考量，要求有军方背景或国家资本的中企从美股下市的大方向应该不会改变，但新的拜登政府可能会换成比较缓和的方式，来减少对投资人和企业的冲击。

她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是掌握了资金，它不会让美国的资金去养大中国来成为它的对手，所以，它这方面一定会控管。”

王绣雯说，政府与企业界所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所以产生行动上的差异是常见的现象。她不讳言，华尔街人士最终的算计仍在金钱和利益等个人私利上，因此，不见得会全然拥抱美国政府所追求的国家安全大方向。

但她说，美国社会对中国整体的战略思维已成形、也有共识，虽然不少政、商界人士仍持有“与中国交往，慢慢改变中国”的鸽派思维，但她认为，抗中的大方向不会轻易更弦易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