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众多，习俗各异，加上政府政策对少数民族多有让利，难免让中国社会存在一些民族矛盾问题。图为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塔吉克族小学生。(视觉中国）
就在今年8月初，跻身中国大学排名前五的浙江大学公布了对少数民族学生努某某的第二份处罚决定，宣布开除努某某学籍。而这距离上一次公布的对努某某“留校察看”处分间隔了不过几周而已。迫使浙江大学在短期内连续公布两份针对同一个学生处罚决定的，既不是浙江大学的上级主管，也不是公安、法院等司法机关，而是中国互联网上愈演愈烈的民意，一件简单的强奸案一旦与民族问题挂上鈎，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民族问题历来都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难以应对的问题，无论是西罗马在日耳曼雇佣兵的背信弃义中灭亡，还是中国历史上惨绝人寰的“五胡乱华”，民族问题在文化、政治、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影响下变得异常复杂。近现代的国际政治博弈中，民族问题又往往成为博弈双方的抓手，从南斯拉夫内战到苏联解体，民族问题都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阿拉伯之春搅乱的中东，各方扶植的代理人战争也几乎是以民族和部落来划分阵营。
近些年来，中国境内发生了多起民族冲突事件，中国政府的态度从讳莫如深也逐步转向透明开放，这既是中国政府的进步，同时也意味着重压之下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开始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
历史遗留的沉重包袱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当时的清政府逐步丧失了对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基本上中国的中央王朝每一次强盛时便将中原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向边疆地区辐射，而一旦中央王朝走向衰落，边疆地区就不可避免地脱离中央王朝的政治体系和管理，并且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与中原王朝不同的文化体系。
而中原王朝再度兴盛时又会再次夺回对边疆的控制权，重新将当地纳入中原的政治和文化体系当中。因此，中国的边疆地区在这种反复的拉锯当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不同于中国核心区域的宗教文化与生活习俗，这使得当地成为了中国与外部的文化过渡带--既是中国向外投射文化影响的跳板，也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首选之地。
如唐朝极盛时期控制了约一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在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一度丧失了对西域地区（如今的中国新疆等地）的控制权，使当地原来的佛教信仰式微，逐渐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甚至出现了宗教和民族捆绑的现象。明朝时期，由于中原王朝强大且相对封闭的发展模式，使得西域地区的伊斯兰教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中国本土化，这一时期在当地建设的清真寺，建筑风格不同于中东的星月与圆形穹顶结构，而是中国传统的卯榫结构与雕梁画栋。
鸦片战争之后，孱弱的清政府无力控制边疆地区，于是爆发了惨烈的“同治回乱”。尽管左宗棠平定了这一场叛乱，但当地已经从文化和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民国政府自始至终都没能完全实际控制新疆、西藏等地。
中共建政初期的斗争与妥协
在还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之前，中共就已经表现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组织和动员能力。1948年11月至次年1月，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淮海战役中，中共雇用并组织了数以百万计的群众为前线运送物资，这是一直依靠抓壮丁补充兵员的国民党军队难以企及的，因此会战的结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中共可以拥有如此能力，首先因为它是一个基于共同理想而非共同利益组成的政党，因此最忠贞的一批党员可以在受到挫折或个人利益受损时仍与中共保持一致；其次，它将自己的基层党员组织直接建立到了乡村之中，使中共的指令可以由最高权力机关直接传达至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最后，中共强大的思想宣传工作与组织能力使得前两点可以在中国得到贯彻执行。不过这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千百年以来的基层社会结构形态。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皇权不下县”，是指在城市之外的广大基层地区主要依靠当地乡绅宗族进行自治，这在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中都有反映，如乡村中日常处理各类事务的一般是由宗族中德高望重的老者在祠堂中进行，而非在官府之中。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造成的大量人口迁移与人口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地方上的宗族力量，这使得中共在中国核心区域用自己的理论指导改变当地社会组织形式时，基本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
当中共在中国的核心区域站稳脚跟之后，便开始着手逐步收回边疆地区的控制权。不过与核心区域不同，边疆地区基本没有受到多少战火波及，因此当地仍然保留了完整的基层社会结构。中共要在这些区域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就不得不与当地势力发生冲突。然而对于新生的中共政权来说，外部环境很难让它安心进行一场社会改革。就在中共建政的次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东西方两大阵营都认为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因此内部必须尽快稳定下来，中共不得不对边疆地区的旧权贵做出相当程度的妥协，而非像核心区域那样对他们彻底清算。
这种妥协基本上是以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的名义保留了旧权贵的大部分特权，如在西藏保留了班禅和达赖的宗教领袖地位，当地农奴主等旧贵族仍然在新政权中享有相当的政治权力，这一点从1951年解放军进驻西藏，八年后西藏旧贵族仍可以聚集力量发动武装暴动就可见一斑。除了对当地上层精英的拉拢之外，中共也通过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政策倾斜以强化对中国中央政府的认同感，现在饱受诟病的少数民族高考考试的加分等政策，就是由那时候开始的。
当年中共保留了西藏的宗教传统，图为1956年元旦，毛泽东会见西藏精神领袖，左起周恩来、班禅额尔德尼、毛泽东、达赖喇嘛、刘少奇。（AFP）
中国民族问题的本质
中共在建政之后，中国境内爆发的几次较大规模的暴动与其说是民族矛盾，不如说是宗教领袖与中央之间的政权之争。无论是西藏的喇嘛教，还是新疆、宁夏等地的伊斯兰教，在中共控制这些区域之前，它们都是由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势力实际控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势的中央政府，中共不可能容忍边疆地区的宗教势力插手政权，而当地政教合一的豪强势力自然也不甘心让原本属于自己的政权被剥夺，更何况中共宣称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宗教有能力威胁到世俗政权时，任何一个世俗政权都不可能容忍这种宗教继续发展，这与该宗教是不是和平、温和毫无关系--佛教崇尚不杀生，但在历史上仍遭到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中共建政初期，也与新疆、西藏、青海、宁夏等地的伊斯兰教徒和藏传佛教徒爆发过规模不小的武装冲突。其后，随着对外军事胜利与内部工业、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民生胜利，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威望逐步达到顶点，以其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占据了统治性地位，宗教在思想领域几乎被完全压制，加之此时中国社会对外封闭，对内流动性不足，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唯一性。因此在此时期出生和成长的中国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都借由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对统一中国的国家认同，从而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这一时期中国几乎没有爆发民族冲突问题，汉族将对少数民族的帮扶看作光荣的使命，少数民族也会感谢中央政府对他们生活带来的积极改变。如1955年新疆于田县老人库尔班·吐鲁木一度想骑着毛驴进北京，后来终于在1958年乘车进京见到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并当面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之情，这件事被当时《人民日报》等官媒当作典型广为报导。
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层开始掌控中国走向的时候，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尤其是苏联解体对中国思想领域的冲击是巨大的，当时的中国人心里产生了一个与中共井冈山时期相同的问题--红旗还能够打多久？苏联解体似乎说明了马列主义（Marxism-Leninism）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同时改革开放后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思想领域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被极大削弱。这种思想的回潮，以及中共在建政后三十年间犯过的诸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对执政合法性的影响，给中共制造了巨大的历史包袱。
邓小平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奉行实用主义，无论是他“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表述，还是“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都是在践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共在思想领域是放松管控的，所以宗教也藉此机会在中国大地开始复苏。中共内部落马的部分官员也“搞宗教迷信活动”，可见此时中共的思想理论已经对不少中国人丧失了吸引力。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开始将宗教与民族捆绑，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如将回族、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捆绑，造成这些民族的人生下来就是教徒的既成事实。
中国曾有一段时间各宗教都繁荣复兴，受外部宗教影响很深。图为宁夏同心，竣工不久的韦州清真大寺。（多维新闻）
从邓小平建立经济特区开始到现在四十年，已经整整过去两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境内的宗教又发展到了足以威胁中共地方政权的程度。在宁夏等地，许多建筑、景观都饰以中东伊斯兰教星月标志，而当地出现纠纷时介入的不是公安、法院等党政机关，而是清真寺里的阿訇，基层政府的功能明显弱化。几年前，宁夏同心县违章建筑--韦州清真寺在拆除中居然引发数以十万计的伊斯兰教徒对抗当地政府执法，该事件反映出宁夏等地的伊斯兰教已经凌驾于中共基层政权之上。正像之前提到的，当一个宗教展现出威胁政权的能力后，必然不为执政者所容。
同时，还应该意识到，之前提到的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各种优待政策，其本质就是切走汉族的部分蛋糕分给其他民族，这在一个增量足够快、足够大的市场中还是可以接受的。但现在世界经济的疲软使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民众也不得不开始在存量市场中搏杀，此时对少数民族的各种优待就显得十分突出且难再被接受。在民意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就不能不重新考虑以往处理宗教与民族问题的方式。
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现在中共在国内进行的“扫黑除恶”与之前各地“去阿化”拆除宗教标志符号等行动都是中共政府的改变。“扫黑除恶”中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发生在河北廊坊的马某等人敲诈建筑工地案。马某等多人采取隐瞒等手段在建筑工地求职得手后，以其回族的身份要求用工者提供清真餐，否则就闹事，并多次实施敲诈勒索，用工者常常不得不花钱消灾。这样一个团夥在“扫黑除恶”中落网之前，已经得手数十次，就是因为民族与宗教身份为其提供了相当的保护，而现在这种身份已经不能再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了。
回到最初的问题，浙江大学在处理少数民族学生努某某时，在公开的处罚决定中解释了对其轻罚的理由，除了努某某认罪悔过的态度外，还强调了他来自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身份，也正是这一点引爆了国内舆论。浙江大学的相关人员对于中国国情的变化似乎毫无察觉，仍然使用已经过时的中国式“政治正确”为自己辩护。如果连浙江大学这样的顶级学府都是如此，那或许说明中国的精英阶层距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破除族教捆绑，禁止宗教进入学校，将穆斯林社区标语从“感念穆圣”变为“爱国爱教”等，但要真正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其根本还是解决思想问题。如果中国的少数民族将宗教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那么宗教势力对政权的威胁就不会消除，只有中国所有的民族都真心实意地对现在的中国抱有足够的国家认同，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情况并不乐观，主要有三大阻碍。第一，在少数民族学生高考与公务员考试加分、少数民族享受国家超国民补贴的“宗教特权”之下，越是强调民族间的差异就越是有利可图，如此恐怕很难消除中国各民族之间的隔阂。
第二，如果没有合适的思想理论占领阵地，即便削弱了宗教对思想领域的影响，那么宗教思想的反扑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现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思想领域的建设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并且藉由处理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出色表现强化了“制度自信”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但新思想的形成、巩固尚需时日。
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习近平有意加强对宗教的管理。图为2016年7月习近平在银川市新城清真寺同宁夏伊斯兰教界人士交流。 （新华社）
第三，宗教问题也是其他国家渗透和制衡中国的重要抓手。当中国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时候，教堂与清真寺也在中国各地拔地而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以少数民族人权问题与宗教压迫问题向中国发难。中国政府在国内外公开回应并反击了美国，公开新疆极端宗教分子的暴力恐怖活动影像不可避免地刺激了中国内地民众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不信任感与敌意，加剧了中国内部的矛盾。
严重的是，从浙江大学这样中国顶级学府的管理能力来看，中国现在的官僚系统是僵化脱离实际的，难以胜任未来解决民族矛盾的重任。未来只有尽快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取消一切超国民待遇，对各民族一视同仁，才能扭转这一局面。不过要彻底实现中华民族大融合，最后还是要看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思想领域建设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所有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感。
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几乎所有的社会结构都是依托于共识而建立的，如人们都相信国家发行的纸币具有购买力，则纸币就可作为一般等价物用于经济流通。从部落、宗族，到宗教和国家，这些组织的形成都是基于参与者的共同认知。因此，这种共同的认知越广泛、越强大，则影响的人就越多、越忠贞，也就越有战斗力。
有利的因素是，如今中国思想领域的建设正面临百年难遇的发展良机。首先，快速的城市化打破了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宗族结构，让社会的基本单元下降至个人和家庭，而非以往的家族，所以从底层开始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变得可能。其次，外部的宗教与政治思想都已经走上了歧途，任何一种共识的基本目的都是要引领群众走向幸福生活，但此次抗击疫情中，西方制度片面追求程序正义而忽视结果正义的做法，与近年伊斯兰极端分子不断制造恐怖袭击，将西方制度及伊斯兰教自身缺点暴露无遗，对中国人的思想吸引力亦大幅下降。这无疑有利于中国文化重拾民心，进行现代化再造。
最后，中国四十多年来取得的建设成果，让中国有资格在这场社会实践中总结成功经验并整理归纳，形成理论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也是从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如果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学者可以抓住这次机遇，提出完善且自恰的理论框架，则可在未来的全球思想领域争夺战中占得先机。有了强大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国各民族的思想认同趋于统一，中国现存的各种民族问题也就有望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