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的投资协定谈判无疑不只是双方之间的事，它牵动着中欧美三角关系的变动及其地缘政治利益。协定谈了7年35轮，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谈判，期间有很多双方主要是中国不愿让步的地方，但在2020年下半年谈判突然加速，尤其9月中国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宣布年底完成谈判，12月最后一轮谈判甚至只用了6天，这背后确实有美国的因素在起作用——中欧都感受到美国会对双边谈判施压，然仍须区分，美国到底施加了多大压力，以及这个压力（假如存在的话）对欧洲大还是对中国大。
拜登当选总统后已几次就对中政策表态，称要联合盟友，不只在对华战略而且在经贸问题上也要同盟友协调立场，共同抗中。拜登释放的讯号自然十分清楚，改变特朗普时期甩开盟友单挑中国的做法。然而，如果把拜登的话理解成华盛顿愿单方同布鲁塞尔协商对华政策而布鲁塞尔无需响应华盛顿，则肯定不准确。拜登的潜台词其实也很明确，在美欧处理对华关系上，美国要同欧盟协调，欧盟也应同美国协调，所以在传出中欧可能年底结束双方谈判的消息后，候任国安顾问苏利文推文呼吁副国安顾问博明30日向“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表达的不满——他称“欧盟正致力于在美国新政府上台前夕达成一项新的投资协定，美国两党和政府领导人对此感到困惑和震惊”——来看，华盛顿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对布鲁塞尔施加了“关切”，但也可能没有。然即使施加了“关切”，其程度也不足以让布鲁塞尔听从华盛顿的“意见”，华盛顿高估了自己对欧盟的影响力。
美国政府交接期的混乱和特朗普的不认输，使得华盛顿直接向布鲁塞尔交涉的机构不大可能是白宫，拜登过渡团队应该也没有就此问题向欧盟沟通，只是苏利文发了一则推文，这很可能导致华盛顿的“意见”在布鲁塞尔和德法等国“打折”。因为外界看到，欧盟专门就27国的立场开了一次会议，说服了波兰等个别响应华盛顿的国家，同意2020年结束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
可见，在该投资协定的谈判上，要么美国对欧盟施加的压力尚不足够强到让欧盟改变主意，要么欧盟从过去四年的经验以及美国当下现实中得出，美国不再是过去那个让欧洲信赖和放心的美国，欧盟为自己利益计，需要独立的对华政策，而非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
欧美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重合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它们能够结成半个多世纪盟友的基础，然而，在对华经济问题上，双方又存在着高度的竞争，中国14亿人的大市场尤其4亿中产阶层的消费升级，是各自的企业和政府不能忽视的。其实，欧盟不但面临着和美国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也面临着中国本土企业强有力的竞争。若欧盟不能和中国达成一个受法律保障的框架协议，后来居上，在中国市场就只能受美排挤，落后于美。因为华盛顿已捷足先登，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及拜登上台后可能的第二阶段协议，将锁定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在这一方面，美国难和欧盟分享。欧盟不太可能天真到以为拜登喊几句“美国重新回来”，就会放弃以己为主，兼顾盟友利益的立场。
可能正是出于这种考量，欧盟要利用美国权力交接的空窗期，和中国完成投资协定的谈判，掌握主动权，因为一旦响应拜登号召，等美国新政府上台，那时即使美欧协调，很可能也是美主欧从，特别是若美先与中国进行相关讨论，欧盟更将失去对中贸易谈判规则上的主动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出席了12月30日的视讯会议
当然，疫情后中国再次成为全球经济引擎，也是欧盟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多个机构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提前5年赶超美国，未来经济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在中国，使得欧盟不能丢弃中国市场。
然而，和美国施加于欧盟的压力感相比，中国感受的美国压力无疑要大得多，这个压力不是美国在中欧谈判中直接向北京提什么要求，而是在美中交恶的背景下，北京担忧拜登政府会采取不同于前任但却可能更不好对付的策略，就此而言，中国比欧盟有更强的动力去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早日完成，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种战略压力下，中国需要对欧盟作出让步以使双方得已完成谈判。
在以前的中欧谈判中，虽然双方互有要求，但显然，中国做出的让步要多于欧盟，因为以市场经济的标准衡量，中国被西方认作非市场经济体，中国市场的开放度与美欧相比还有很大空间，但在北京看来，正是未开放的部分可能会损害中国的金融体系和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利益，从而必须死保，在中国的企业成长起来以及监管体系建立起来之前不能开放。另外，中欧投资谈判不像RCEP，后者更注重多边贸易，前者则重视除市场开放外的制度性规则，欧盟就一直在敦促中国在市场开放、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方面达到高标准，包括国企补贴。这些方面是美国过去力推TPP的重要原因，也是中欧谈判长达7年之久的原因。
但这些问题特别是劳工权益和国企补贴，与其说它们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更恰当，比如，劳工权益关系独立工会的有无，国企补贴关系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国企竞争力，削弱国企竞争力，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最终有可能扼杀国企从而动摇中共统治的经济支柱。欧盟希望北京取消对国企补贴，这个问题曾一度让谈判陷入僵局。不只如此，在新疆强迫劳动以及香港抗争发生后，它们也被欧盟纳入谈判内容，北京过去坚持在这些问题上是不让步的，即使让步也是小让步，若对欧盟大让步，意味着对美国和整个西方国家都要让步，北京坚守的防线就会打开。
可拜登政府的上台及其对盟友政策的改变，让北京看到了更大威胁。特朗普打击中国虽狠，看似没有章法，但由于它疏远和得罪盟友，中国对美国的抵制勉强还能支撑，然若美国变得“谦逊”，联合西方盟友，单美国加欧盟的力量，就远超中国，如果它们统一对中，何止是“泰山压顶”，生存恐都有忧。北京不能不顾忌这点，找出化解办法，最好的方式，就是经济上和世界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盟友深度“捆绑”，这样美国就不那么方便地指挥或者胁迫它的盟友去围堵中国，其他国家出于本国利益也不会轻易跟随美国。
北京和东盟10国及日韩澳新达成RCEP是出自该目的，表态要加入CPTPP是出自该目的，同欧盟完成投资协定谈判还是出自该目的。但是和前者比，后者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上说意义都更大。其一，欧盟的体量要大于东盟10国及日韩澳新，中国去年首次超美，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投资协定若达成无疑能继续巩固中国作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有助中国经济“双循环”中的外循环。其二，中欧投资协定对市场开放和制度性规则的重视及对中国劳工、人权、环境和消除国企补贴的要求，客观上也有助于中国改革，短中期可能对北京有阵痛，但只要挺过这个阵痛，未来反而柳暗花明。其三，鉴于欧盟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与分量，主动推动和欧盟的经济合作，其有可能在中美较量中保持中立，至少不过于倒向美国。
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当然清楚北京的算盘。不过，尽管它们都讨厌北京的意识形态和管治模式，可政治毕竟是现实的，它们也有利益竞争，要它们同心同德对付北京做不到。但由美国未能阻止欧盟停止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就断言欧美渐行渐远，显然过早。北京远未到笑到最后之时，相反，只是走了一着先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