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香港来说，2020年显然更加一言难尽。首先是2019年持续至2020年的修例风波，始终严重撕裂着香港社会，迷茫与无望成为港人的普遍心态。其次是随之而来的港版国安法，作为拨乱反正的一剂猛药，更加剧了港人对于“一国两制”能走多远的焦虑。最后则是同样不得不面对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由此而起的陆港区隔与资社之辩。而所有这些危机与挑战，适逢中美新冷战这样的外部大背景，香港的撕裂感更进一步。
旷日持久的修例风波，严重撕裂着香港。（AP）
鉴于此内外变局，当2021年到来，人们不免追问：香港的明天在哪里？
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长王振民日前在题为《香港的明天在哪里》一文中，分析了香港的三重危机与困局之后，给香港如何认识自身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地位指明方向。显然，这样的“说明”，已经是北京主政者和学界的共识，但对不少港人来说，要么不愿意面对与承认，要么压根没有看清楚。
按照王振民的说法，“今天即便面临极其严峻复杂的形势，国家依然会尽力保护香港，帮助香港恢复秩序，鼓励香港继续发展积极正面作用，但是国家断然不会把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把国家现代化能否实现如此大事建立在香港是否繁荣基础之上……如果中国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有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可能更快、更顺利；如果没有香港参与，国家依然要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终究还是要正常进行。”
概而言之，不管十字路口的香港如何选择，中国整体性推进现代化的步伐不会停顿，也不会改变，更不会受香港所累。用王振民的话说，“如果香港错失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国家当然有很大的损失，但终究是可以承受的。但是香港呢？如果长期陷入各种困局不能自拔，不能快刀斩乱麻，迅速拨乱反正，做正确的事情，香港的明天在哪里？”
人们常说，方向比努力重要。对于处在十字路口的香港来说，更是如此。摆在香港面前的两个方向很明确：一个是直面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积极推进全面改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一国两制”制度安排之下的己方所长：一个则是继续挣扎于“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中，继续守着邓小平承诺的“五十年不变”等待最终大限的到来，继续陷入泛政治化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如果一开始选错了方向，再多的努力也是枉然。
香港自身的方向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方向，那就是疫情加速的百年变局。在这个变局中，香港的角色和地位至今仍然是无法替代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陈端洪在接受多维新闻采访时就表示，“邓小平说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不需要变了，我认为不是五十年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因为中国注定要跟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现在如果连香港的问题都解决不好，那以后怎么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所以我认为，香港是中国走向世界、跟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一个重要试验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了这么多年，其实是互相需要的关系，资本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的对照和批判，资本主义也完蛋。同样的，中国如果没有香港也不行，这是中国的幸运。我认为，中国和苏联命运的差别，虽然有很多因素决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香港。”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社会主义注定成为这一百年大党成立至今的核心关键词，而具体实践着资本主义的香港，如果说在邓时代更多的是“会下金蛋的鹅”，更多凸显其资本主义那一制的优势，那么在今天，香港则必将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体，不仅提供给中国、也提供给世界一个切实的样本。从这个层面来看，香港依然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