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运动对香港既有政治秩序产生的冲击达到临界点,北京不得不出手,在中共四中全会前后检讨“一国两制”在过去多年的消极实施状况。2020年,从年初夏骆的上台,到当下香港的政治调整,都成为这种“检讨”的一部分。我们认为,随着这些“检讨”的落地,香港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落实到香港政制本身的调适上。事实上,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种改变已经开始在整个香港管治团队中发生,并逐渐蔓延到“香港政治制度”司法、立法各个领域——我们姑且认为这是积极“一国两制”的有步骤实现。



2020年12月16日,香港政府总部举行的副局长合政治助理宣誓仪式,按照计划,香港公务员将被要求宣誓效忠港府、效忠特别行政区。(香港01)

当政府雇员开始加入反政府力量时,“政治中立”事实上已遭到破坏,或者名存实亡。

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于2020年12月20日撰写网志称,对政府公务员引入宣誓或声明安排,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和推广公务员队伍应恪守的核心价值,并确保港府的有效管治。张建宗的这段话是对此前举行的两场备受关注的香港公务员宣誓仪式的回应,同时也是与2020年4月聂德权调任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时所讲话的呼应。

修例风波期间,数十名香港公务员参与非法集会以及公开表达个人政见反对政府政策等举动,令北京看到奉行“政治中立”的香港公务员面临核心理念危机。香港的政府雇员(尤其是公务员)有无权利在这场建制派与反对派的纷争中表达政治立场,甚至将理念付诸暴力行动?这在当时不仅引来《人民日报》等大陆声音的集体讨伐,更重要的是对香港赖以保持稳定的政治原则产生了冲击。

面对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如果公务员“反水”,香港管治团队将势必面临彻底瘫痪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无论如何,北京不会允许这样的状况出现。于是,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内,港府实际上的确在通过各种制度化的程序安排,确认公务员队伍的忠诚度,而且有理由相信,这种制度的设立将会越来越多。

如上文所说,聂德权调任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截至目前,他所提出的公务员效忠宣誓仪式已经覆盖了自2020年7月1日之后新加入的3,000多名香港公务员,同时,12月16日、18日又特别举行了高级政务委任官员的两次宣誓活动。宣誓效忠的公务员被要求“以庄严的形式公开表达确认、接纳和承诺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和对特区政府负责”。

其含义相当明显,公务员要有自己的身份认同,而不是说单纯的“劳动雇员”,而是本身有其“政治性”的。公务员宣誓被认为是将广大的非政务委任制雇员纳入政治纷争中,是对“政治中立”原则的破坏。但不论香港公务员中已出现的个别反建制人员是否冲击了既有的“政治中立”原则,单纯从“爱国者治港”的政治要求也是有根据的。

长期以来,“爱国者治港”与“政治中立”原则在香港某些人士看来是相互冲突的,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二者并不是单纯的原则规定,还是一系列的制度规范。

政治中立是指不偏不倚地提供服务,即不受其自身或被服务的对象的政治立场所影响。这在民主国家,尤其是有政党轮替的社会尤其重要,因为这可确保即使是与上一届政府完全不同政治理念的政党上台,政府机关仍可如常运作。

如何保障?那就是要求公务员不得以个人身份表明政治立场,不遵守保密规范对外披露信息,以及在高层决策已定的情况下无条件地遵守和执行。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政治中立是有基本前提的,对于香港来说,从政治伦理上讲,它是要求香港的公务员团队在保持政治中立原则时必须效忠港府、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也就是聂德权“双重效忠”的问题。这是由香港特区本身的公务员身份所决定的。

总之,香港公务员团队整体的确在“政治化”,一方面,说明反修例运动中,其实“政治中立”原则已经被同情示威者的公务员破坏掉了,所以只能纠正;另一方面,“政治中立”前提“爱国者治港”这一原则不能泛化,不能变成党派分裂在管治团队里的反映,要避免泛政治化。

简单来说,“政治中立”是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而“爱国者治港”则是“敌我矛盾”的范畴,前者解决的是在不同的“爱国者”声音中如何保持平衡的问题,而后者解决的是将如何将“敌对者”清除出管制队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