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政府的一名初级顾问安德鲁·陈*拜访了该国国防部,去参加一次会议。

他和同事走进国防部大楼,拿出了自己的政府证件。一名保安拦住陈先生,把他拉到一边。

“他们要求给我拍张照片,像肖像照一样,就在大厅里拍”,他说。

“就要求我一个人。和我一起的白人同事没有这么要求,”华裔澳州人陈先生说。

拍照时,陈先生感到“尴尬”,但他不想引起混乱。后来,他问同事们是否有过同样的经历——没有人经历过。

“所以就只有我一个人。这显然是保安在执行某种安全程序。他们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澳洲国防部回应BBC查询时指出,这个做法“与背景或种族无关”。但陈先生怀疑,他的案例并非如此。

随着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变得强硬,他和许多华裔澳州人一样,感到自己仅仅因为血统关系,面临越来越多的审视和怀疑。



赵明佑把他在参议院质询会上的经历比作麦卡锡听证会。


麦卡锡主义式的指控

在澳大利亚,120万人有中国血统,大约占人口的5%。

今年10月,当地三名华人(都是澳大利亚公民)就当地新移民面临的问题出席参议院听证会。但20分钟后,各人突然被要求“谴责”中国共产党。 他们表示反对,但政府参议员埃里克·阿贝茨(Eric Abetz)反复追问,“为什么?”

三人都明确表示不支持中共,但指出,调查中没有向其他证人提过类似要求。

“这感觉不太像公开调查,更像是公开的政治迫害,”其中一位担任大学研究员的姜云(Yun Jiang,音译)后来在twitter上写道。

另一位名叫赵明佑(Osmond Chiu),他把自己比作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审判期间被迫“证明忠诚”的人。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威胁而进行清洗,那是一段臭名昭著的历史。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遭遇,”身为政治研究员的赵先生在《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上写道。

他对BBC表示:“他(阿贝茨)想要欺负我们。他不想听证据,只想在政治上有点收获。

阿贝茨拒绝了政治对手要求道歉的要求。他发表了一份题为《坚决反对丑恶的独裁是每个人的责任》的声明。



姜云此前在议会质询中谈到她的社区研究。

为什么会有怀疑?

中国是澳大利亚主要的贸易伙伴,两国都从中受益。但近年来,澳大利亚越来越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在2017年首次警告,中国涉嫌干涉内政的企图有所增长。同年,一位参议员因与一名中国政治捐赠者有关联而辞职。

2018年,澳大利亚通过了旨在遏制外国干涉的法律。几个月后,澳大利亚以安全风险为由,成为第一个禁止中国公司华为建设其5G网络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也遭受了一系列针对联邦议会、政党、大学和科学机构的网络攻击,通常被怀疑与中国有关。

北京逮捕澳大利亚公民,以及在香港和新疆的举动都令澳洲民众不满中国的情绪升温。在香港,北京制定了严厉的、具有巨大争议的《港区国安法》。在新疆,至少一百万人被指关押在集中营里,而中国称之为“再教育”中心。11月底,一名中国外交官发布了一张澳大利亚士兵杀害阿富汗儿童的不实图片,令中澳之间的敌意达到新水平。

同样在11月,一位著名的华裔澳州人博物馆董事成为第一个依据澳州外国干涉法被起诉的人。

但专家表示,涉及国家安全的危险行为很复杂,不应该仅仅关注华裔澳州人。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安全专家迈克尔·休布里奇(Michael Shoebridge)表示:“澳大利亚的主权和独立决策面临更大风险,不是来自华裔澳州人社区,而是来自参与或影响政治、商业和研究的人。”这是北京集中精力让批评者噤声,以及培养支持者的地方。”

但姜女士等人担心,澳大利亚,尤其是澳大利亚媒体,经常错误地将普通的华裔社区与中国所谓的邪恶势力混为一谈。

她在参议院调查中表示:“重点应该放在行动上……而不是因为有所关联而感到内疚。”



许多华裔澳州人觉得自己面临越来越多的审查。


沉默的声音


很少有地方能比澳大利亚公共服务部门更能感受到这种“关联性罪恶感”。公共服务部门的人为国家利益工作,往往涉及敏感问题。

许多华裔澳州官员表示,他们越来越觉得受到怀疑。

“(对中国的)安全担忧是合理的,”一位华裔高级政策顾问在谈到网络攻击等案例时表示。

“但它已经蔓延成一场关于中国侨民、谁应该成为澳大利亚人、谁该被评估和分析(以进一步审查)的对话,这是一场非常、非常糟糕的对话。”

较年轻或地位较低的公务员表示,他们感到有压力去证明自己的爱国主义,或者在提供政策建议时很谨慎,以避免不公平的审查。

“如果我是白种澳大利亚人,我出来说点不同的话会舒服得多,”陈先生对BBC表示。

“但如果你有中国背景,人们只会认为你有所让步。我们现在的文化氛围就是这样。”

几名因担心遭到报复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务员向BBC透露,他们也曾被同事询问过去的经历,可能被当做考量因素。这些经历包括,在中国政府开办的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参加大学里的中国青年团体,以及之前的中国之行。

他们还质疑,越来越多针对华裔澳州人的政府安全审查被推迟,审查程序没有始终如一地得到执行。

“我的一个前同事三年前加入了公共服务部门,至今没有通过审查,”这位高级政策顾问表示。这个过程通常最多需要6个月。

他们认为,这种拖延阻碍了自己的职业发展,甚至阻碍为澳大利亚政府工作。两名员工告诉BBC,他们被迫放弃工作,因为不能获得更高权限以完成工作。

当地国防部没有回应有关华裔澳州人的具体问题,但一位发言人表示,通过安全审查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核查审查对象背景的能力”。

他补充说:“如果申请人曾在海外居住,那么他提供的证据可能需要通过海外机构加以证实。”

休布里奇表示,如果公务员曾访问过“难以获得可靠信息的地方”,比如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这个过程通常需要更长时间。

他还说,政府对那些在中国有家人、朋友或其他关系的澳大利亚人格外谨慎,认为他们更容易受到胁迫,指“中国的国家机关确实存在利用此类手段剥削并操纵人民的记录。”

但不雇用曾经在中国生活的人,也会构定一定风险。一位官员告诉BBC:“假设你在中国政策团队工作。理想情况下,你会想有一些有中国背景的人在。但如果所有了解国内情况的人都不能通过安全审查,剩下的就只有没有实际专业知识的人。”

“对澳大利亚价值观的考验”

华裔澳州人社区领袖李逸仙(Jason Yat-Sen Li)并没有低估人们被中国盯上和拉拢的风险。但他说,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裔澳州人感觉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澳州社会的一部分;或者反过来说,他们是否觉得自己不属于澳州社会。

他说,这场冲突是“对我们的价值观和对机构信心的考验”。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警告不要孤立华人社区,指出华人社区是收集中国情报最有用的群体。

评论人士说,澳大利亚政府对参议员阿贝茨的言论保持沉默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休布里奇表示:“我们需要确保议员们使用的语言能够增强我们社区的凝聚力,不会因为推动自己的目标而让中国政府渔人得利。”

李先生表示,根本问题在于信任。澳大利亚人信任他们的华裔朋友、同事和邻居吗?华裔澳州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社会,相信他们会像其他人一样得到平等和法治?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信任这里5%的人口,就有违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这对民主造成的损害比任何外国政府都要大,”李先生说。

(*安德鲁·陈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