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记者”张展因言论问题遭拘捕，引发西方舆论关注。（中央社）
张展曾任律师，后因参加维权活动并参与修订律师管理办法的签名活动被注销律师资格。除此之外，她还经常在网络平台对中共体制进行强烈批评，否定中共体制和执政合法性。在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发之初，张展曾于2020年2月前往武汉，拍摄许多短视频上传到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对当时的疫情防控进行批评性报道，后被警方抓捕。
张展被抓捕判刑引起了国际媒体与人权组织的关注，联合国人权办公室也于28日当天对此事表达极度关切，并再次呼吁释放张展。
我们认为，在中国现有制度与法律框架下，张展被注销律师资格，乃至被抓捕判刑并不令人意外。在单一制中央集权威权制度下，张展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她要“结束社会主义，共产党下台”的主张，确实具有颠覆政权的性质，这个在西方两党或多党制民选国家司空见惯的诉求，在中国明显超出了体制与法律的容忍边界。
但具体到这次她因为对武汉疫情的批评性报道而被判处四年徒刑，也必须认识到这样做确实有些过了。
一些人可能认为，张展在武汉疫情期间的报道是在“挑事”，她就疫情的个人所见并非武汉抗疫的主流与全部，与武汉抗疫的真实脉络形成了宏观扭曲，为西方在他们语境下对中国的抗疫成就构成了一种贬低效应，因此罪有应得。《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就持这种观点，他并详细列举了张展当时一些个人报道的标题如《武汉-火葬场深夜的轰鸣声》、《当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时，政府和国家还有意义吗》、《武汉-凌晨一点的洒水消毒车，有用吗》、《人命重要还是权力重要》、《防疫防控已经成为大于民生的政绩工程，恐造成又一轮新灾难》等来支撑他的结论。
我们必须要说这是一种看似正确但对当事人而言却明显要求太过苛刻的观点。当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初，湖北武汉地方的一些错误做法明显是造成疫情扩散和民众恐慌的重要原因。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光张展，很多人都对武汉地方的做法提出过严厉批评，表达过不满并宣泄过情绪，包括《环球时报》和胡锡进个人。张展的做法和他们相比只不过更为尖刻，更具有否定体制的指向特征，并因为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播放从而导致影响更为广泛“恶劣”罢了。
武汉抗疫是个非常宏大的叙事，它有多个切面，有官方领导和组织的可歌可泣的抗疫成就和主流叙事，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与不足，有令人悲伤乃至愤怒的切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个人可以掌握一切，包括官方，要求那场疫情的观察与报道者全面呈现故事全貌，或只能聚焦于官方主导的正面与主流叙事，显然忽视了事态的复杂以及个体差异，是一种不切实际、也不讲理的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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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后来席卷世界的疫情中，中国无异是疫情防控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最早开始启动经济的国家，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经济在2020年正增长，相对而言，西方等主要国家的疫情防控可以说是一塌糊涂，这本身就是中国抗疫的最成功论述，是在重大社会灾难面前中国体制优势与社会动员能力的体现。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体，张展等少数几个“公民记者”的报道根本构成不了对主体脉络的宏观扭曲。相反，包容这些质疑与批评，能更突显中国的制度自信。
在那次疫情被训诫后来因染疫去世的李文亮曾说过“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张展等人的声音，虽然在很多人听起来可能不够“健康”，不够正能量，但是当它融入整个中国社会，却能让这个社会更加健康。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新时代，新冠疫情防控作战是新时代中共领导人民取得的第一场伟大胜利。在这个前途无量的新时代，不可能什么事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有伟大的故事就必然会有质疑与批评声音，新时代应该有直面这些声音的勇气，有拥抱问题的雅量与自信，包容这些听起来不太悦耳的声音，会让这个社会更加现代，让这个时代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