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钢琴诗人”，是中国当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傅聪七岁学琴，九岁师从意大利著名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帕器，1951年跟随前苏联钢琴家波隆斯夫人学琴。1953年应邀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贝多芬的《第五皇帝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
傅聪尤其擅长演奏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的钢琴作品，并被国外音乐界称为“肖邦作品的真正诠释者”。同时，身为傅雷之子的他，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艺术素养。因而常以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诗词和美术等方面的理论观点和艺术表现方法，去理解和解释欧洲音乐家的作品，使他的演奏富于中国和东方风格的神韵和意境，形成了傅聪独有的艺术特色，被誉为“钢琴诗人”。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傅聪就已被《时代杂志》赞誉为“中国当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1982年起，傅聪开始回国教书，并多次担任肖邦国际钢琴大赛评委。在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上获奖而享誉国内外的钢琴家李云迪发文悼念：“刚收到友人的短信，得知前辈傅聪大师离开了我们，一时难以置信。缓过片刻后，我安慰自己，也以此安慰乐迷们：我始终相信古典音乐是永恒的，它流传了近千年，因为有一代代的音乐家们，才得以令它延续。现在我们有更好的保留声音的器皿，我相信它会更坚定地延续下去，直到它真正永恒。而那些离开了我们的大师们，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宝贵的声音，成为了永恒的一部分。我们也会追随先人的脚步，成为永恒的一部分。愿那永恒的美乐在天堂永远陪伴着您，永不寂寞！”
多次来成都演奏，手部患病却坚持每日弹奏10多小时
傅聪曾在国内多地举行钢琴演奏会，也曾多次来成都演出，华西都市报记者对其进行过专访报道。2007年的一次成都演奏会中，傅聪带伤演奏，令蓉城乐迷感动。
刚一下飞机，傅聪便不慎摔了一跤扭到了腰，他因此担忧是否会影响到每天至少8小时的练琴。傅聪透露，自己在英国伦敦的家里，每天练琴一般是10多个小时，“这样我才觉得一天是有成绩的。”当记者问难道不会觉得枯燥吗的时候，傅聪笑了：“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晚上一般要练琴练到九十点才下楼来，有时是十一二点。”傅聪的双手都戴着露指尖的毛线手套，多年难愈的腱鞘炎一直伴随着他，他说：“这是老毛病，很多年了。只要一弹琴，腱鞘就容易裂开。”
傅聪那一次来蓉的行程安排也与众不同。简单的午餐后，他去到成都一个琴行，闭门练琴，只对旁边的人说“给我一杯茶、一块毛巾”，然后就什么事也不用管了。主办方工作人员说：“我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来，也不知道该什么时候为他准备晚餐，总之只有等。”为他特制的200多万元的钢琴，已运抵锦城艺术宫。在酒店用过早餐后，傅聪将从上午8点左右开始，呆在锦城艺术宫内练琴练到下午5时，然后吃一碗面，静静等待晚上的演出。
评价郎朗、李云迪：一批光彩的手指
在郎朗、李云迪等钢琴新秀成为世界级演奏家之后，曾有朋友问傅聪：“中国有那么多弹琴的孩子，再过五年十年，会是什么样子？”傅聪的回答非常精彩，他说：“一批光彩的手指。”
傅聪是一个温厚的长者，他无需妒嫉任何后起之秀：“郎朗是很有天才的，他的成名不奇怪。李云迪我没听过现场。陈萨跟我上过课，同样很有才能。”那么郎朗、李云迪能成为21世纪的钢琴大师吗？傅聪温和地说：“钢琴这门学问，一方面是技术，一方面是精神。对他们而言，技术都是世界一流。我是半路出家，那时手指已经硬了，我没有童子功，所以现在，我需要那么多时间来练琴。对郎朗他们而言，在精神层面，由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原因，他们不可能有非常深厚的文化背景积累。这种精神上的基础，是看不见的，但却决定着他们的长期发展与成就的高低。但如果他们本身对于精神方面，有这种追求的饥渴，那就没有问题了。”随后他表达了自己对“大师”一词的看法：“无所谓大师不大师，我不喜欢这个名词，对我而言，音乐就是爱，就是一辈子的追求。”
忙得“没有家庭”，两个儿子都不继承衣钵
作为傅雷之子，《傅雷家书》中的主角，在这套家信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傅聪一直反对将自己的回信辑录在书中公之于众，他认为自己没有父亲的笔力和修养，且年少文字稚嫩，不忍与父亲相提并论于书中。可见其家风之严谨。
傅聪共经历了3次婚姻，与美国小提琴家梅纽因之女育有一子，名为凌霄（傅雷取的名字），这段持续了十多年的婚姻，后“终因东、西方人秉性差异太大”而结束。与韩国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的第二次婚姻很不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结婚3个月便无法共同生活了。”
傅聪的现任太太是一位女钢琴家，两人有一个儿子——凌云。
在此前的采访中，傅聪谈起自己的家人，脸上既有宽容也有无奈：“我没有家庭生活，我只是早上、晚上吃饭时跟家人见见面。我内人也练琴、教书，她很忙的。至于儿子们，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小儿子刚刚结婚，我还没有孙子。”傅聪神色淡然地谈着自己跟普通老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对于那部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傅雷家书》，傅聪说：“其实我从来都不看，我不敢看，每一次看都太激动，整天就没办法工作了。”傅聪同时也反省说：“父亲把他的理想传给了我，我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来到欧洲就已经够受的了，儿子要是再背上不是更难吗？我在想，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把我的先入之见加在他们身上呢？”因此他从不以父亲的身份来约束儿子。
在他的世界里，“音乐是我的圣经，我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