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中国出现了多年未见的用电紧张局面，浙江、湖南、江西多个南方省份的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罕见的拉闸限电，工商企业已经被要求错峰生产，电梯用电、室内取暖甚至路灯照明等等也要加以限制使用。为什么多年来都未曾“谋面”的拉闸限电再次重现？中国的煤炭、电力供应为什么会如此脆弱？其中的行业“奥妙”引发公众猜测。
虽然，有一部分观点认为，中国抵制澳大利亚的进口煤炭是导致此次中国南方出现电力紧张的罪魁祸首。但是，正如多维在《中国限电原因已找到 用电激增无需担忧澳煤断供》一文分析的那样，真正导致中国南方部分城市燃煤供应紧张、拉闸限电的根本原因是各大电厂错误地估计了2020年冬季用电量的猛增。无论是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区域结构上来看，中国抵制澳大利亚煤炭进口，对于中国的煤炭供应和燃煤发电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对于抵制澳大利亚煤炭导致中国拉闸限电的“脑洞大开”完全属于杞人忧天，抑或是媒体在“尬蹭”热点。
中国的燃煤发电企业与煤炭、电网等企业的内在长期矛盾是导致此次“限电”的更深层原因。（Getty）
然而，更深层的问题也接踵而来。为什么中国的电力企业没有根据需求量的增长及时调整，增加发电量呢？中国的煤炭和电力供应体系难道如此低效和脆弱吗？
首先，依靠经验和感觉来决定煤炭储备和电力生产，缺乏系统协调和科学指导是中国电力供应的短板。生产部门的订单信息、经济管理部门的经济预测等数据，没有形成完整的信息链条。发电厂、电网公司也缺乏大数据的接入和分析能力。这导致了中国电力部门、电力企业在应对此次用电量激增的判断失误和反应迟缓。
其次，中国目前市场化的煤炭供应和计划指令下的电力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越发突出。煤炭市场往往随行就市，而对于发电企业则需要由国家电网公司下达指令和指导价格进行生产和销售，即使目前已经实施了电力销售竞价上网的机制，但是由于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两大国有电网公司的垄断式经营，所谓的竞价其实只能是图有其表。
于是，一旦出现煤价过高、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发电企业总会以停机检修、运输不畅、资金不足等借口进行“限产保价”。在2017年之前，中国就多次出现了因冬季煤价上涨，导致的全国性“电荒”。为此，中国政府建立了煤电供应长协机制（政府组织发电企业和煤炭供应商签订长期定量保价供应合同），这才使得近几年“电荒”情况罕有出现。
但是，2020年的情况却大为不同。用电量的猛增已经超出了之前的预期，原有的协议煤炭供应不足，电厂需要更多地到市场上额外购买煤炭。而10月下旬以来，随着美元指数的贬值，动力煤期货价格从每吨大约570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一路上涨至12月初的每吨700元。煤炭价格飞涨致使各大电厂储备煤减少，没有意愿增加发电量。
此外，12月8日至10日，新一轮的煤电长协价格谈判也在进行，在几经激烈交锋之后，目前依旧未有定数，只是煤炭涨价已经不可避免。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12月12日的全球气候峰会上承诺了中国降低碳排放的新目标。刚刚完成脱硫、脱氮环保改造的电厂，又将背上“减碳”的成本。于是，电厂与煤炭企业、电厂与电网、电厂与政府减排补贴之间的利益博弈，在这个冬天显得格外激烈。于是，基于时间上的巧合，12月初，一场波及中国的电力紧张局面应运而生，更加市场化的中国南方电力供应受此影响也就更为严重。
一方面是用电量的激增，另一方面是电力企业的“踟躇”。这才是此次中国南方部分城市拉闸限电的“秘密”所在。
在电力成本日益增加，电力生产日益市场化的情况下，垄断性的电力价格和销售方式，在保障着中国电力供应安全的同时，也在抑制着发电企业的灵活增产和技术投资。尤其在面对全球经济大幅震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煤炭和电力供应体系的低效和脆弱也就越加明显。而此次中国南方部分城市的拉闸限电，则已经给中国的能源供应体系和电力改革再次拉响了警钟。